《大国的兴衰》-- 500年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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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兴衰》-- 500年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 [全]

楼主：游客 时间：2006-4-14 13:09:56 发表回复

作 者：[美]保罗·肯尼迪

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来 源：互联网

介 绍：

这是一部广泛论述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历史的巨著。作者反思五百年来世界各大国兴亡盛衰、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强调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力量是军事实力的后盾。大国兴起，起于经济和科技发达，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强盛和对外征战扩张；大国之衰，衰于国际生产力重心转移，过度侵略扩张并造成经济和科技相对衰退落后。

　　本书视野开阔，资料丰富，论证有力。自1987年面世之后，震荡美国政界、学界，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是一部颇有争议的畅销书。

1 楼 回复人：游客 时间：2006-04-14 13:11:29 发表回复 收藏本段

西方的兴起(1)

16世纪初期，中西欧诸国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脱颖而出，显然未见端倪；东方帝国尽管显得不可一世，组织得法，却深受中央集权制之害。

　　公元1500年被许多学者当作近代和现代的分界线，这个时候欧洲的居民们绝对看不出他们的大陆即将统治其余的大部分地球。当时人们对东方伟大文明的知识是支离破碎的，而且常常是错误的。这些知识主要来源于旅行者的故事，他们在重述这些故事时常常添油加醋。

尽管如此，许多人对拥有神话般的财富和庞大军队的广袤的东方帝国的想像，还是相当准确的。当初次接触这些社会时，它们必定显得比西欧的人民和国家得天独厚。的确，若拿其他重要文化和经济活动中心同这些社会比较，欧洲的相对弱势就比其实力更加明显。首先它既不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地区，也不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印度和中国对它们在这两方面的地位都引以为自豪。从地缘政治学方面讲，欧洲“大陆”的形状隐含着困难和危险，它的北部和西部与冰天雪地和大海相连，东面容易招致频繁的陆路入侵，而南面则易受到战略包围。在1500年及以前很长时间和在这以后，这些都不是抽象的想像。仅仅8年以前，西班牙最后一个穆斯林地区格拉纳达才向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军队投降，但这仅表示地区性战役的结束，而不是基督教世界和先知［1］的军队之间更大规模战争的结束。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所造成的震动，仍然笼罩着大部分西方世界，这一事件似乎孕育着更多的东西，因为它绝不表明奥斯曼土耳其人向前推进的极限。到该世纪末，他们已夺取了希腊和伊奥尼亚群岛、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尔干半岛其他大部分地区。到16世纪20年代，情况变得更糟，当时可怕的土耳其军队迫近布达佩斯和维也纳。在南部，奥斯曼的战船袭击意大利港口，教皇开始担心罗马可能很快就会遭受君士坦丁堡的命运。

　　虽然这些威胁似乎是穆罕默德二世苏丹及其继任者们新领导的一个整体性大战略的一部分，但欧洲人的反应是分散的、时断时续的。不像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也不像莫卧儿王朝不久在印度建立的统治，从来没有一个各部分都承认一个世俗领袖或宗教领袖的统一欧洲。不，欧洲是一些小王国和公国、边境贵族领地和城邦的大杂烩。在西方出现了一些比较强大的君主国，主要是西班牙、法国和英国，但没有一个国家能摆脱国内紧张状态，而且每个国家都把其他国家看成竞争对手，而不是反对伊斯兰世界的盟国。

　　同亚洲的伟大文明比较起来，也不能说欧洲在文化、数学、工程学或者航海和其他技术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总之，欧洲文化和科学遗产的相当大一部分是从伊斯兰世界“借用”来的，恰如穆斯林社会几百年里通过通商、征伐和殖民从中国借用一样。回顾历史，你可以看到，到15世纪末，欧洲在贸易和技术方面的发展加快了。然而，或许最恰当的一般评价应是：在这前后每个大的世界文明中心都处在大致相似的发展阶段，有些文明中心在一个领域先进一些，而在别的领域却要落后一些。奥斯曼帝国、明朝时期的中国，稍后是莫卧儿王朝时期的北印度和欧洲国家体系及其俄国人旁支，在技术上，因而也在军事上要比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分散的社会先进得多。虽然这意味着1500年的欧洲是最重要的文化实力中心之一，但绝对看不出有一天它将出现在顶峰。因此在研究欧洲兴起的原因以前，有必要考查其他竞争者的实力和弱点。

　　一 明代中国

　　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它有众多的人口（在15世纪有1亿～1.3亿人口，而欧洲当时只有5 000万～5 500万人），有灿烂的文化，有特别肥沃的土壤以及从11世纪起就由一个杰出的运河系统连结起来的、有灌溉之利的平原，并且有受到儒家良好教育的官吏治理的、统一的、等级制的行政机构，这些使中国社会富于经验，具有一种凝聚力，使外国来访者羡慕不已。的确，这个文明受到蒙古游牧部落的严重破坏，并且在忽必烈汗的入侵以后被蒙古人统治着。但是，中国惯于同化征服者而不是被后者同化，当1368年出现的明朝重新统一帝国并最后打败蒙古人的时候，许多旧的制度和知识都保留下来。

　　对于受教尊重“西方”科学的读者来说，中国文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必定是其技术上的早熟。中国11世纪就出现了活字印刷，不久就有大量书籍。商业和工业受到开凿运河和人口压力的促进，同样很发达。中国的城市要比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大得多，商路也四通八达。纸币较早地加速了商业的流通和市场的发展。到11世纪末，中国北部已有可观的冶铁业，每年能生产大约12.5万吨铁，主要为军队和政府所用，比如，100万人以上的军队是铁制品的一个巨大市场。值得指出的是，这一生产数字要比700年以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铁产量还多!中国也许是第一个发明真正火药的国家，而且在14世纪末明人曾用大炮推翻蒙古人的统治。

西方的兴起(2)

　对中国文化和技术进步有了这些了解以后，再听到中国人已转向海外开发和贸易也就不足为奇了。指南针是中国人的另一发明，他们有些平底帆船同后来西班牙的大帆船一样大，而与印度和太平洋诸岛的贸易，从潜力上说与往返大漠商路的贸易一样有利可图。许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在长江进行过水战。13世纪60年代，为了征服宋朝的船队，忽必烈汗强迫建造他自己的大战船队，装备发射投掷机械。14世纪初期，沿海谷物贸易兴旺发达。据记载，1420年明朝的海军拥有1 350艘战船，其中包括400个大型浮动堡垒和250艘设计用于远洋航行的船

舶。这样一支力量还不包括许多私人经营的船舶，但后者同海军比起来显得黯然失色。这些私人经营的船只那时已经在与朝鲜、日本、东南亚，甚至东非进行贸易，并为中国国家带来收入，因为国家试图对这种海上贸易征收捐税。

　　最有名的官方海上远征，是1405年和1433年间海军将领郑和进行的七次远洋航行。这支船队有时由数百艘船舶和数万人组成，遍访从马六甲和锡兰到红海口和桑给巴尔的各个港口。一方面他们向顺从的地方统治者馈赠礼品，另一方面强迫桀骜不驯的统治者承认北京的朝廷。曾有一艘船带着长颈鹿从东非返回，以取悦中国皇帝；另一艘船带回了一个锡兰首领，因他极不明智，竟不承认天子的最高权力（但是应当指出，中国人从不曾抢劫和杀戮，这与葡萄牙人、荷兰人和其他入侵印度洋的欧洲人不同）。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可以告诉我们的关于郑和船队的规模、实力和适航性（有些大宝船看来大约有400英尺长和1 500吨以上的排水量）来看，他们或许在航海家亨利的探险开始热心地向休达［2］以南推进之前好几十年，就可以绕过非洲并“发现”葡萄牙。

　　但1433年中国的远征是这条航线的最后一次，3年以后一项皇帝诏书禁止建造海船，再以后一项专门敕令竟禁止保存两桅以上的船舶。此后船队船员受雇于大运河的小船。郑和的大战船被搁置朽烂。尽管有种种机会向海外召唤，但中国还是决定转过身去背对世界。

　　诚然，这项决定有一种似乎有理的战略原因。帝国北部边疆再次遭受蒙古人的威胁，把军事资源集中到这个比较脆弱的地区或许是谨慎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支强大的海军是一种耗资巨大的奢侈，无论如何，中国尝试过的南下向安南（越南）的扩张被证明是徒劳的，而且代价很高。但当后来收缩海军的弊端已经显露出来以后，看来仍未重新考虑过这个颇为有理的论据。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中国沿海，甚至长江沿岸的城市不断遭到日本海盗的袭击，但没有认真重建帝国海军［3］。甚至葡萄牙船队在中国沿海的反复出没也未能使当局重新估计局势。达官贵人们推理说，陆上防御就够了，因为不管怎么说，中国臣民所进行的一切海上贸易不是都没有禁止吗?

　　因此，除去新涉及的耗费和其他起抑制作用的因素外，中国倒退的关键因素纯粹是信奉孔子学说的官吏们的保守性，这一保守性在明朝时期因对蒙古人早先强加给他们的变化不满而加强了。在这种复辟气氛下，所有重要官吏都关心维护和恢复过去，而不是创造基于海外扩张和贸易的更光辉的未来。根据孔子学说的行为准则，战争是一种可悲的活动，而军队只有在担心发生蛮族入侵或内乱时才有必要。达官贵人对军队（和海军）的厌恶伴随着对商人的疑虑。私人资本的积累、贱买贵卖的做法、暴发户商人的铺张阔气，都冒犯了这些权贵士大夫，几乎如同他们激起了劳苦大众的不满一样。虽然达官贵人们并不想完全停止整个市场经济，但经常通过没收商人的财产或禁止他们经商来干涉个别商人。中国民间进行的对外贸易，在达官贵人们的眼里必定显得更加令人疑虑，这仅仅是因为外贸较少受他们控制。

　　对商业和私人资本的厌恶与上述大量技术成就并不冲突。明朝重建了中国万里长城，发展了运河系统、制铁业和御用帝国海军，因为官吏们上奏皇帝说，这些都是必须的。但这些事业才刚刚开始就受到忽视。运河听任淤塞，军队经常缺乏新的装备，天文仪器（约建于1090年）缺乏管理，铁工场被废弃。这些不仅仅对经济发展起到阻碍作用。印刷仅限于学术著作，没有用于广泛传播实际知识，更很少用于社会批评。纸币的使用被中止。中国城市从来也不容许西方城市所享有的自治；没有真正意义的中国自治市民；一旦皇宫迁址，帝都亦随之迁移。然而得不到官方的鼓励，商人和其他企业家就不能兴旺起来。即使那些发了财的人也宁可把钱用于购置土地和兴办教育，而不情愿投资发展基础工业。同样，禁止海外贸易和海洋渔业，更消除了刺激经济持续发展的另一潜在因素。尽管在以后几个世纪里，受官方控制的（虽然无疑会有许多逃避监督的）与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奢侈品贸易之类的对外贸易还是存在。

　　结果，明王朝时期的中国与400年前的宋王朝比起来，活力和进取精神都大为逊色。明朝时期农业技术的确有所改进，但即使这种比较集约化的农业和对边沿土地的开发利用也很难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中国的人口增长仅仅受到马尔萨斯所说的瘟疫、洪水、战争等方式的制约，而这些灾害是很难预测的。甚至1644年以后满人取代明朝也未能停止这种持续的相对衰落。

西方的兴起(3)

　　一个最后的细节可以概括这段历史。1736年，即（英国）亚伯拉罕·达比在科尔布鲁克德尔的铁工场开始出名的时候，河南和河北的鼓风炉和炼焦炉已被完全废弃了。而这些炉子的规模在征服者于哈斯丁斯登陆［4］以前就已经很大了。这下子它们要等到20世纪才会重新恢复生产。

　　二 穆斯林世界

　　还在16世纪初第一批欧洲航海家访问中国的时候，虽然对它的面积、人口和财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或许已经看出这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那时对奥斯曼帝国当然还不能这样说，它当时正处在扩张的中间阶段，由于离基督教世界的后院比较近，因此对后者更具有威胁性。从更大的历史和地理背景来看，大概可以这样说，事实上穆斯林国家在16世纪就形成了世界事务中发展最迅速的力量。不仅奥斯曼的土耳其人在向西推进，而且波斯的萨非王朝也正经历着国力和文化的复兴，特别是在伊斯迈尔一世（1500—1524年在位）和阿拔斯一世（1587—1629年在位）时代；一系列强大的穆斯林汗国仍然控制着经喀什噶尔和吐鲁番到中国的古代丝绸之路，这与诸如博尔努、索科托和廷巴克图等一系列西非伊斯兰国家不同；爪哇的印度教帝国在16世纪早期就被穆斯林势力推翻了；而喀布尔国王巴布尔则从西北部通过征服者的道路侵入印度，于1526年建立莫卧儿帝国。虽然最初对印度的统治并不稳固，但后来巴布尔的孙子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顺利地巩固了这个帝国，他开创了西起俾路支东到孟加拉的北印度帝国。在整个17世纪，阿克巴的继任者们继续往南向信印度教的马拉特人推进，这正好是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从海上侵入印度半岛的时候，然而后者的规模要小得多。在穆斯林发展的这些非宗教的成功之外，还需加上非洲和印度穆斯林信徒的大量增加，与之比较起来，基督教传教团的劝教活动就显得黯然失色了。

　　但对近代早期欧洲来说，最重大的穆斯林挑战，当然是奥斯曼土耳其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们难以对付的军队和那个时代最好的围城训练。还在16世纪初以前，他们的领地已从克里米亚（在那里他们窜犯了热那亚人的商业据点）和爱琴海（在那里他们夷平了威尼斯帝国）延伸到利凡特。至1516年，奥斯曼军队夺取了大马士革，次年入侵埃及，他们用土耳其火枪摧毁了马穆鲁克军队。这样，他们在封锁了印度通往西方的香料之路以后，溯尼罗河而上并通过红海推进到印度洋，在那里遇上了葡萄牙人的入侵。如果这也烦扰了伊比利亚船员的话，那么同土耳其军队给东欧和南欧的王公和人民造成的恐怖比较起来，简直算不了什么。土耳其人已经占有了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并在瓦拉几亚和整个黑海沿岸有决定性影响；但在向南攻击埃及和阿拉伯以后，在苏里曼时期（1520—1566年）对欧洲的压力重新开始。这些年基督教世界最强大的东方堡垒匈牙利再也不能阻止土耳其的优势军队了，它在1526年莫哈奇战役之后受到蹂躏，而1526年恰好是巴布尔在巴尼伯德获得胜利的一年，通过这一胜利他建立了莫卧儿帝国。是否整个欧洲不久都要走北印度的道路呢?因为在1529年土耳其人已包围了维也纳，在有些人看来这似乎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那时阵线已在匈牙利北部稳定下来，神圣罗马帝国从而得以保存；但以后土耳其人仍构成经常的危险并施加从来不能完全忽视的军事压力。甚至到了1683年，他们再度包围了维也纳。

　　奥斯曼海军的扩张在很多方面几乎同样令人惊恐。土耳其人像中国的忽必烈汗一样，发展海军只是为了攻下四面环海的敌人要塞，君士坦丁堡就是这种情况，穆罕默德苏丹曾用大战船和几百艘小船对其进行封锁，协助1453年的攻城。此后强大的战船队曾被用于横穿黑海的战役，用于往南向叙利亚和埃及推进，以及为控制爱琴群岛、罗得岛、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而同威尼斯发生的一系列冲突。在16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威尼斯、热那亚和哈布斯堡的战船队都避免与奥斯曼的海上势力接近；但到该世纪中叶，穆斯林的海军在整个北非沿海都很活跃，他们常常袭击意大利、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岛，并且最后于1570—1571年攻占塞浦路斯，直到勒班陀战斗发生才受阻止步。

　　当然奥斯曼帝国不仅仅是一部军事机器、一个从事征讨的上层人物集团（像中国的满人）。奥斯曼人在比罗马帝国还大的一块地区和许多臣属民族中，确立了法定宗教信仰、文化和语言的统一。1500年以前的几个世纪中，伊斯兰世界在文化和技术上都领先于欧洲，其城市很大，照明设备好，并有排水系统，而且其中很多城市还有大学、图书馆和极其壮丽的清真寺。在数学、制图学、医学以及科学和工业的许多其他方面（磨坊、铸炮、灯塔、马匹繁殖），穆斯林都享有领先地位。奥斯曼从巴尔干基督教青年中招募未来土耳其兵的制度，造就了一支虔诚的、统一的军队。对其他种族的宽容使许多天才的希腊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为苏丹效命，一名匈牙利人就是穆罕默德围攻君士坦丁堡的主要铸炮人。在像苏里曼一世这样的成功领袖的领导下，一个强大的官僚阶层管理着1 400万居民，而这时西班牙人只有500万人，英格兰仅仅250万居民。君士坦丁堡在其全盛时期拥有50万以上人口（1600年），比任何欧洲城市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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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兴起(4)

　　然而奥斯曼土耳其人也开始踉踉跄跄，转向内战，最后失去支配世界的机会，虽然这种明显的衰落比明王朝极其类似的衰落晚了100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这一过程是早期土耳其胜利的必然结果：奥斯曼军队虽然管理良好，或许可以维持一条很长的边界，但如果不付出大量人力和金钱的代价，很难继续扩张；而且奥斯曼帝国主义与后来的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帝国主义不同，没有顺便带来许多经济利益。到16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帝国已有迹象表明，它在战略上战线拉得过长：一支庞大的陆军驻扎在中欧，在地中海有一支耗资巨大的海军

在作战，一些部队在北非、爱琴群岛、塞浦路斯和红海作战，而坚守克里米亚以防正在兴起的俄国势力则需要援军。由于先以伊拉克而后以波斯为基地的什叶派，向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逊尼派在行为与教义两方面发起挑战而使穆斯林世界发生分裂，即使在近东也没有一个平静的侧翼。有时局势像当时德意志的宗教斗争一样严重，苏丹只有靠用武力压服什叶派异端，才能维持其统治。然而在边界那边阿拨斯大王统治下的波斯什叶派王国，已完全准备好与欧洲国家联合反对奥斯曼人，就像法国曾与“异教”的土耳其人联合反对神圣罗马帝国一样。奥斯曼帝国与这一系列敌人作战，需要杰出的领袖来维持其发展，遗憾的是1566年以后，相继有13个无能的苏丹进行统治。

　　但外部敌人和个人的弱点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整个制度像中国明朝的制度一样，越来越多地受到专制集权和对创见、异端和商业的极端保守态度的影响。一个愚蠢的苏丹可以使奥斯曼帝国陷于瘫痪，而一个教皇或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对全欧洲却永远做不到这一点。由于缺乏来自上面的明确指令，官僚体系的各个分支变得麻木僵化，它们对一切变故持保守态度，从而窒息了新鲜事物。由于1550年以后没有扩张领土和随之而来的战利品，不满的军队转而进行内部劫掠。商人和企业家（差不多都是外国人）早先曾受到鼓励，现在发现自己遭到不曾预料到的征税和对财产的非法没收。越来越高的苛捐杂税使商业凋敝，城镇人口减少。也许农民受害最大，他们的土地和牲畜被士兵劫掠。随着局势的恶化，文职官员也开始掠夺，他们索取贿赂和没收货物储备。由于战争花费巨大，而且在同波斯的战争期间丧失了亚洲的贸易，政府更加拼命地搜罗新的财源，这必然会给那些营私舞弊的收税人更大的权力。

　　对什叶派宗教挑战的强烈反响，明显地反映和预示着官方将对各种形式的自由思想采取强硬态度。印刷业遭到禁止，因为它或许会传播危险的见解。经济观念仍很原始：进口西方商品是允许的，但出口被禁止；行会竭力阻止创新，阻止“资本主义”生产者兴起的行为受到支持；宗教对商人的抨击加强了。由于轻视欧洲人的思想和实践，土耳其人拒绝采用抑制瘟疫的新方法，因此他们的人口遭受恶性传染病的影响较大。在一次令人震惊的蒙昧主义的行动中，一支土耳其军队于1580年捣毁了一个国家天文台，他们声称是这个天文台引起了一场瘟疫。军队实际上成了保守主义的堡垒。尽管土耳其士兵注意到欧洲军队的新式武器，而且有时深受其苦，但他们自己现代化的步伐很慢。他们没有用较轻的铸铁炮去取代笨重的大炮。勒班陀失败以后，他们没有建造更大的欧洲型舰船。在南部的穆斯林舰队仅仅奉命停泊在红海和波斯湾比较平静的水域，这就排除了建造葡萄牙型远洋船的必要性。也许技术上的原因是一个因素，但文化和技术上的保守性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对比起来，北非伊斯兰教各国非正规的海盗船却很快采用了装配大炮的快速帆船型战船）。

　　上述对保守主义的评论同样、甚至在更大程度上适用于莫卧儿帝国。尽管这个帝国的绝对版图正处于顶峰，并且有几位皇帝具有军事天才；尽管其宫殿富丽堂皇，其奢侈品的生产技术很高；尽管它甚至有一个复杂的银行和信贷网，但这个帝国在骨子里还是羸弱的。一个东征西讨的穆斯林上层处在主要信奉印度教的广大赤贫农民群众的顶端。在城镇内部有非常多的商人和活跃的市场，印度教实业家对制造业、商业和信贷业的态度，本可以使他们成为韦伯清教伦理的优秀典范。在变成英帝国主义的牺牲品以前，在企业家社会正准备经济“起飞”的图景下，在印度生活中还有一幅较为阴暗的图画，它显现出许多固有的阻滞因素。绝对严格的印度教戒律妨碍了现代化：啮齿动物和昆虫不许杀害，因此大量粮食受到损失；处理垃圾和粪便的社会习俗造成总是不卫生的环境，成为淋巴腺鼠疫的滋生地；种姓制度扼杀了创新精神，逐渐灌输了教义，并限制了市场；而婆罗门祭司对印度地方统治者的影响说明这种蒙昧主义还起着极大作用。这里存在着对任何激进变革的最根深蒂固的社会障碍。后来许多英国人最初（在印度）进行抢劫，而后试图根据功利主义原则统治印度，最后却怀着这样一种心情离开：这个国家对他们仍然神秘莫测。这是不足为怪的。

西方的兴起(5)

　　但莫卧儿王朝的统治不能同印度文官行政管理相比。富丽堂皇的王宫是穷奢极欲、挥霍浪费的中心，其挥霍的规模连凡尔赛宫的太阳王或许也认为有些过分。数以千计的仆从和食客，奢华的衣服、珠宝、嫔妃和奇珍异兽，大批的卫士，这一切只有建立一整套的掠夺机器才能支付。收税官吏要向他们的主子缴纳固定数目的款项，就得无情地掠夺农民和商人；无论收成和商业状况如何，钱款都必须收进。除了起义以外，没有宪法或其他东西可以阻止这种劫掠，所以当时税收以“吃人”著称就不奇怪了。因为每年的贡赋如此庞大，人民几乎一

无所获。交通很少改善，没有对付饥荒、洪水和瘟疫的救援机构，而这些灾害当然是经常发生的。所有这些，相对说来，明王朝显得宽厚多了，几乎就算是进步了。看来莫卧儿帝国必定要衰落，因为它在南部要抗击马拉特人，北部要抗击阿富汗人，最后还要对付东印度公司，它越来越难以支撑下去。实际上它衰落的内因大大多于外因。

　　三 两个特例：日本和俄国

　　到16世纪时，还有另外两个国家虽然在版图和人口方面都比明王朝、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王朝差得很远，但已展现出政治统一和经济发展的迹象。在远东，日本在其巨大邻国开始衰落的时候，正向前迈进。地理位置给了日本人最好的战略财富（就像它给予英国人的一样），因为岛国地位可使它免遭陆上入侵，而中国就不具备这点。然而日本列岛和亚洲大陆间的距离绝不是不可逾越，而且大量日本文化和宗教都是从那个古老文明的国家借鉴来的。但当中国已由一个统一的官僚体系治理的时候，日本的政权还掌握在以氏族为基础的封建地主手中，天皇却无足轻重。14世纪存在过的中央集权统治被氏族间的频繁争斗取而代之，这种争斗有如苏格兰氏族间的斗争。这并不是大小商人的理想环境，但也没有阻碍大量的经济活动。在海上同在陆上一样，企业家要同军阀和军事冒险家竞争，军阀和军事冒险家们都要从东亚的海上贸易中抽取利润。日本海盗沿着中国和朝鲜海岸进行掠夺。与此同时，其他日本人则欢迎与从西方来的葡萄牙和荷兰访问者交换货物。基督教传教团和欧洲货物渗透到日本社会，这在日本比在冷漠的、自给自足的明帝国容易得多。

　　这种虽说动乱但还活跃的场面很快就因越来越多地使用进口的西方武器而改变了。像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形一样，政权转到了那些掌握大量资源，可以招募一支佩带滑膛枪、最重要的是带大炮的军人和集团手中。结果是在大军阀丰臣秀吉控制下的政权巩固起来。丰臣秀吉的雄心导致他两次试图征服朝鲜。当两次征讨失败以后，丰臣秀吉于1598年死去，内乱再次威胁日本。但几年之中全部政权又集中到德川家康和德川氏的其他将军手中。这次中央集权的军事统治不会被动摇了。

　　在许多方面，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具有上一世纪在西方产生的“新君主制”的特点。重大的区别是幕府放弃海外扩张，实际是放弃同外部世界的一切实质上的联系。1636年，远洋船舶的建造停止了，而日本公民则禁止在公海航行。同欧洲人的贸易仅限于停靠长崎港出岛的特许荷兰船。甚至还在这以前，实际上所有基督教徒（外国的和本地的）都根据幕府的命令被残忍地屠杀了。这些严厉措施背后的主要动机显然是德川氏决心实现没有争议的控制，因而外国人和基督徒被看成是潜在的颠覆分子。但其他封建贵族也同样被看成颠覆势力，所以要求他们每年在都城住半年，而且在他们被允许住在自己庄园的6个月期间，他们的家属得留在江户（东京），实际上是被当作人质。

　　这种强制性的统一本身并没有抑制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没有阻碍取得杰出的艺术成就。全国性的和平有利于商业，城镇和总人口都在增长，现金支付的发展使商人和银行家的重要性提高。然而，后者从未被容许获得意大利、尼德兰以及英国商人和银行家所取得的社会和政治的突出地位，而日本人显然还不能了解和采用别人发明的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成就。像明王朝一样，德川幕府故意选择了与世隔绝的道路，只有个别例外。这也许并没有阻碍日本本国的经济活动，但它损害了日本国的相对实力。由于轻视经商、被禁止旅行或者除庆典之外炫耀自己的武器，依附于主子的武士们过着刻板沉闷的生活。整个军事制度僵化了200年，所以当分舰队司令培里［5］的著名“黑船队”于1853年来到的时候，惊惶失措的日本政府别无他法，只得同意美国人加煤和获得其他便利的请求。

　　在政治统一和发展时期之初，俄国看来在某些方面同日本相似。它在地理上远离西方，这部分是因为交通不便，部分是因为周期性地与立陶宛、波兰、瑞典和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冲突中断了已经存在的那些道路，但俄罗斯王室还是深受欧洲文明的影响，并且不仅仅是受俄国东正教的影响。其次，是从西方找到了俄国对付亚洲平原骑兵攻击的最后解决方法，这就是滑膛枪和大炮。莫斯科用这些新式武器现在可自立为一个“火药帝国”，从而进行扩张。由于瑞典人和波兰人也拥有这种武器，向西攻击是困难的，但利用这种军事优势向南部和东部的游牧部落和汗国进行殖民扩张就变得容易得多。例如至1556年，俄国军队已到达里海。伴随这种军事扩张而来的常常是探险家和拓荒者，他们不断向乌拉尔山脉以东推进，通过西伯利亚，并在1638年前实际上抵达了太平洋海岸，而且探险者和拓荒者的活动常使军事扩张黯然失色。尽管有来之不易的对蒙古骑兵的军事优势，俄罗斯帝国的发展并非轻而易举或不可避免。被征服的民族越多，内部纷争和叛乱的可能性就越大。国内贵族也经常不安分，甚至在伊凡雷帝清洗了他们的很多人以后也是如此。克里米亚的鞑靼汗国仍然是一个强敌，它的军队于1571年洗劫了莫斯科，并且直到18世纪仍保持独立。来自西方的挑战更具威胁性，例如波兰人在1608到1613年之间曾占领莫斯科。

西方的兴起(6)

　　俄国更深一层的弱点是，尽管它从西方有所借鉴，但在技术上仍然是落后的，在经济上仍是不发达国家。气候严寒、距离遥远和交通不便是部分原因，严重的社会弊端也起了作用，其中有：沙皇的军事专制主义、东正教对教育的垄断、官吏们贪赃枉法和缺乏预见性，以及农奴制度——这种制度使农业处于封建和停滞状态。但尽管有这些相对落后性，尽管有种种挫折，俄国还是继续进行扩张，把用于强制俄国人顺从的军事力量和独裁统治强加给新的领土。在从西方借鉴足够多的军事实力使现存制度获得维护的同时，任何西方社会和政治“

现代化”的可能性都受到颠覆的抵制，例如，住在俄国的外国人被同本地人隔离开来，以免受到颠覆性影响。沙皇帝国与本章提到的其他专制国家不同，它得以生存延续，总有一天会成长为世界强国。但是在1500年，甚至迟至1650年，许多法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未必清楚这一点，他们对俄国统治者的了解可能并不比对传说中的普雷斯特·约翰［6］了解的更多。

　　四 “欧洲的奇迹”

　　在定居于欧亚大陆西部的分散的、相对说来缺乏经验的民族中，发生了一场不可阻挡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这一过程使其在世界事务中稳固地成为商业和军事先驱，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引起学者和其他评论家们的注意已达几个世纪之久。以下段落能做的仅仅是对有关知识作一综述。但不管这个综述是多么粗略，它还是具有揭示渗透全书论据的主要线索的功能，即：有一种主要由经济和技术进步所引起和驱动的机制，虽然这种发展总是同其他可变因素，例如社会结构、地理和偶然事件发生交互作用；要理解世界政治的进程就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到物质和长期起作用的因素，而不是人物的更换或外交和政治的短期变化；实力是一种相对的事物，只有通过各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经常比较才能加以描述和衡量。

　　当你观看16世纪世界“实力中心”的地图时，欧洲有一个特征会立刻引起注意，这就是政治上的分裂。这并不是像中国在一个帝国崩溃之后和在其后继王朝得以重新收紧中央集权政权的绳索以前的一个短时期内出现的偶发或短命的事态。欧洲在政治上总是四分五裂，尽管罗马帝国做过最大的努力，他们的征服也未能超过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北多少；在罗马陷落后的1000年里，主要政治权力单位同基督教信仰和文化的稳步扩张比较起来，都是既小而又局限在个别地方。像西方查理大帝时期或东方基辅罗斯时期那样政权的偶然集中，只是暂时的事情，会因统治者的更换、国内起义或外部入侵而随即结束。

　　欧洲政治上的这种多样性主要是它的地理状况造成的。这里没有骑兵帝国可以把它的快速动力强加其上的大平原；这里也没有像恒河、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黄河和长江周围那样广阔而肥沃的流域可以为勤劳而易于征服的农民群众提供粮食。欧洲的地形更为支离破碎，众多的山脉和大森林把分散在各地的人口中心隔离开来；欧洲的气候从北到南和从西到东有很大变化，这导致很多重要后果。首先，它使统一控制变得很困难，甚至强有力的、坚决果断的军阀也难以做到，这就减少了大陆遭受像蒙古游牧部落那样的外部势力蹂躏的可能性。相反，这种多样化的地形促进了分散政权的发展和继续存在，地区王国、边境贵族领地、高地氏族和低地城镇联盟构成了欧洲的政治地图，罗马陷落后任何时期绘制的地图，看起来都像一块用杂色布片补缀起来的被单，这块被单的图案每个世纪都可能不同，但从来没有一种单一的颜色可以用来标明一个统一的帝国。

　　欧洲不同的气候条件造成了适于交换的不同产品，最后，随着市场关系的发展，这些产品沿着河流或通过林间小道从一个村落区运送到另一个村落区。这种贸易的最主要特点或许是它主要由大宗货物组成——木材、粮食、酒类、羊毛、鲱鱼等等，它们是为了满足欧洲15世纪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而不是东方商队贸易运输的奢侈品。这里地理又起了关键的作用，因为这些商品用水上运输要经济得多，而欧洲又有许多可通航的河流。周围环海对至关重要的造船工业是又一种刺激，而到中世纪末期时，繁荣的海上贸易就在波罗的海、北海、地中海和黑海之间进行。虽然这种贸易部分地被战争中断，并受局部地区的灾害，例如歉收和瘟疫的影响，但总的说来它还是在继续发展，促进着欧洲的繁荣，丰富其食物并导致建立新的财富中心，如汉莎诸城镇或意大利城邦。定期的远距离商品交易必然会促进国际范围内的汇票、信贷制度和银行业的发展。商业信贷、还有保险单的存在本身就表明经济形势基本上是可预见的，而这以前世界任何地方的私商几乎都没有享有过这种条件。

　　此外，因为许多贸易都是经过北海和比斯开湾波涛汹涌的海面运输来进行，而且也因为远洋渔业已成为营养和财富的一个重要来源，促使造船工业建造坚固（即使速度还慢，且嫌粗糙）的船舶，以便能运载大量货物并能利用风向航行。虽然在一个时期船只加大了帆、桅杆和尾舵，因而变得更加灵巧，但北海的“小船”和后来取代它们的船舶，可能没有像定期往返于东地中海和印度洋沿岸的轻型船那样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在下面我们将看到，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它们将具有特别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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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兴起(7)

　　这种分散的、主要是不受压抑的贸易，以及由商人、港口和市场发展形成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具有重大意义。首先，是没有办法完全压制这种经济发展。这并不是说市场势力的兴起没有使许多当权人物担心。封建主们怀疑城市是异端的中心和农奴的避难所，经常试图削减其特权。像其他地方一样，商人常遭抢劫，他们的商品被盗，财产被占。罗马教皇对高利贷的看法，对赢利的中间人和放债人的厌恶，在许多方面与孔子学说发生了共鸣。但基本事实是，在欧洲不存在一个可以有效地阻止这种或那种贸易发展的统一政权；没有一个中央政

府由于它改变了发展的进程而造成某一特定工业的兴起或衰落，曾经严重阻碍莫卧儿帝国经济的税收官对商人和企业家进行的全面的掠夺也没有发生。举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在基督教改革时代欧洲政治分裂的环境下，要使每个人都承认教皇1494年把海外世界划分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势力范围，是不可想像的，甚至更难想像禁止海外贸易的命令（如中国明朝和幕府时代的日本所颁布的）会取得什么效果。

　　事实是，即使别人在掠夺和驱逐商人的时候，欧洲总有一些王公和地方贵族愿意容忍商人及其行为方式，而且如文献所载，受压迫的犹太商人、破了产的佛兰芒纺织工人和受迫害的胡格诺教徒，迁移时都随身带着他们的专门技艺。一个莱茵兰的男爵因对商旅过度征税而发现，商路改到别的地方，他的收益不翼而飞了。一位赖债的君主，在面临下一次战争威胁并急需资金去装备他的陆军和舰队时，很难再借到一笔贷款。银行家、军火商人和手工工匠都是社会的重要成员，而不是敲边鼓的。大部分欧洲政权逐渐地、不平衡地与市场经济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国内秩序和非独断专行的法律制度（甚至也对外国人提供），并以税收形式得到日益增长的商业利润的一部分。在亚当·斯密创造出准确词句以前很久，西欧某些社会的统治者就已默认，“为了把一个国家从最低级的野蛮状态发展到最大限度的繁盛，除了和平、轻税和宽容公正的政府以外，就不再需要什么了……”有时那些较少洞察力的领导者，如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的君主或法国一个偶尔上台的波旁国王，企图杀掉下金蛋的鹅，但结果便是财富减少，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实力的衰退。

　　可能导致政权中央集权化的唯一因素，是一个国家的火器技术取得非常重大的突破，以致所有敌人都被压垮或慑服。在15世纪欧洲经济和技术发展速度加快的同时，大陆的人口从黑死病的打击下刚刚恢复过来，意大利文艺复兴正在欣欣向荣，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如前所述，正是在从1450年至1600年这一相当长的时期内，“火药帝国”在其他地方确立起来。俄罗斯、德川时期的日本和莫卧儿的印度提供了很好的例子，它们说明大国领袖一旦掌握了火器和大炮，就能迫使所有的对手臣服，这样的一些领袖的确能使大国改变形象。

　　此外，因为新的作战技术较多地发生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欧洲，而不是在别的地方，一项这样的突破可能帮助某一个国家压倒其竞争对手，这并非难以置信。已有迹象说明军事实力在日益集中。在意大利，使用弩手队（必要时由矛兵保护）结束了骑士以及随其出征的训练不良的封建民兵时代；但同样清楚的是，只有像威尼斯和米兰这样比较富裕的国家才能养得起由有名的雇佣兵队长指挥的新式军队。其次，到大约1500年，法国和英国的国王已经在国内获得大炮垄断权，因而如有必要，能够粉碎特别强大的臣属，即便后者躲到城堡高墙后面也在所难免。但是这种趋势是否最终会导致更大的、横跨欧洲的超国家的垄断呢?这必定是1550年前后许多人提出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们当时看到在皇帝查理五世统治下发生了领土和军队的广泛集中。

　　对哈布斯堡称霸欧洲这一特别企图及其失败的详细论述将在下一章进行。但这里将它不可能把统一强加给整个欧洲大陆的较一般性原因，做一简单说明。多个经济和军事实力中心的存在再次成为基本原因。没有一个意大利城邦可以在不受他国为维持均势而进行干预的情况下加强自己；没有一个“新君主政体”可以在不刺激竞争对手寻求补偿的情况下扩大自己的领地。到宗教改革顺利地、确实地进行时，在传统的均势竞争之外又增加了宗教对抗，这就使政治集权的前景变得更加渺茫。然而，真正的解释要深一步，毕竟竞争者和交战集团之间存在着恶感这一简单的事实，在日本、印度和其他地方都能见到，但并没有妨碍最终的统一。欧洲的不同之处在于，每一支竞争力量都可以接触新的军事技术，所以没有一个政权具有决定性的优势。例如，瑞士军队和其他雇佣兵都准备为任何能够付款的人效力。没有独一无二的生产弩机的中心或生产炮的中心，不管是早期的铜炮或晚期较便宜的铸铁炮。这些武器可以在接近森林地带矿床的地方，如中欧、马拉加、米兰、列日，后来在瑞典生产。同样，造船技术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各个港口的传播，使一个国家极难垄断海上实力，这必然有助于防止征服和消灭坐落在海那边的武器生产竞争中心。

西方的兴起(8)

　　那么，如果说欧洲分散的国家体系是集权化的巨大障碍，那就不是同义语的重复了。因为存在着许多竞争的政治实体，它们大多具有或能够购买维护自己独立的军事手段，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称霸大陆方面取得突破。虽然欧洲国家间这种相互竞争的作用，似乎可以说明缺乏统一的“火药帝国”的原因，但乍看起来不能说明欧洲稳步兴起而占全球领先地位的原因。如果把1500年新君主国家掌握的军队，用来同苏丹的庞大军队和明帝国的众多军队作战，究竟是否会显得太弱了呢?在16世纪早期甚至17世纪，在某些方面是这样的；但在这后一时

期，军事实力的均势迅速地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变化。为解释这种变化，必须再次说明欧洲权力的分散。首先在城邦和随后在较大王国之间进行的原始形式的军备竞赛产生了什么，最重要的是将要产生什么。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有社会经济根源。既然意大利交战的军队不再由封建骑士及其侍从组成，而是由商人支付和特定城市的行政长官监督的长矛兵、弩手和（侧翼）骑兵组成，因此该城市会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求实现所付金钱的价值，尽管雇佣兵队长们耍尽花招，以免自己成为冗员；换句话说，城市需要能迅速取胜的那种武器和战术，以使军费降下来。同样，既然法国15世纪末期的君主有了一支自己直接控制和支付的“全国性”军队，他们就急于看到这支力量产生决定性的结果。

　　根据同样的理由，这种自由市场制度不仅迫使大量雇佣兵队长为签订合同而进行竞争，也促进手工工匠和发明者改进他们的产品，以争取新的订货。虽然武器的这种螺旋上升在15世纪早期的弩机和盔甲片生产中已经可以见到，但在以后50年该原则又扩大到火药武器的实验。这里回顾一下以下事实是重要的：当最初使用大炮时，西方和亚洲在大炮的设计和效力方面都没有多大差别。发射石球和产生轰然巨响的巨大炮管显然看起来很了不起，并曾起过作用，就是土耳其人曾用于轰击君士坦丁堡城墙的那种炮。然而，似乎只有欧洲才存在不断在技术上进行改进的动力：在火药粒方面，在用铜和锡合金铸造小得多（但火力同样强大）的大炮方面，在炮管和炮弹的形状及结构方面，在炮架和炮车方面。这一切极大地提高了大炮的火力和机动性，给了这种武器的所有者摧毁最坚固堡垒的手段，用强大铜炮装备起来的法军1494年入侵意大利时，意大利城邦惊恐地领教了它们的威力。所以毫不奇怪，发明家和有学问的人都被怂恿去设计某种能抵消这种大炮威力的东西（同样令人惊奇的是，这一时期列奥那多［7］的笔记里就有一种机关枪、原始坦克和蒸汽动力炮的草图）。

　　这并不是说其他文明没有改进他们早期的、构造简单的武器。它们经常通过模仿欧洲样式或说服欧洲来访者（如在中国的耶稣会会员）出让他们的专长，来进行改进。但因为明朝政府享有大炮的垄断权，而且俄国、日本和莫卧儿印度不久也取得了这种垄断权，既然它们的政权已经确立起来，改进这种垄断权的诱因就要小得多。中国人和日本人转向闭关自守以后，就忽视了发展武器生产。伊斯兰兵因固守传统的作战方式，对大炮的兴趣比较冷淡，直到后来为时已晚，难以赶上欧洲的领先地位。面对不太发达的民族，俄国和莫卧儿军队的指挥官们没有改进武器的迫切需要，因为他们已经拥有压倒敌人的军队。正像在一般经济领域一样，欧洲在军事技术这个特别领域受到繁荣武器贸易的刺激，取得了对其他文明和实力中心的决定性领先地位。

　　这种武器螺旋上升的两个进一步后果需要在这里提一下，一个后果是确保了欧洲政治的多元化，另一个后果是它最终获得了海上霸权。第一个后果很简单，可以简单叙述。在1494年法国入侵后的1/4世纪以内，甚至在此之前，意大利人就已发现，城墙以内突起的土木工事可以大大地减少大炮轰击的效果；当炮弹射进坚实的土堆时便失去对外墙的那种破坏作用。如果在各种这类土木工事前面再有一条深壕（后来又有一系列构造复杂的设防棱堡，滑膛枪和大炮可以从这里发射交叉火力），它们就会形成围城步兵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恢复了意大利城邦的安全，或者至少是那些未落入外国征服者之手的，以及那些拥有建造和守卫这种综合防御体系所需要的人力资源的城邦之安全。这也给了那些参与防御土耳其人的军队一种优越性，如马耳他和匈牙利北部的基督教守卫部队很快发现的那样。首先它阻碍了欧洲一个傲慢强国对叛乱者和竞争者的轻易征服，这就像伴随尼德兰起义的持久包围战所证实的那样。如果敌人有可以退守的坚固设防基地，在开阔战场获得的胜利就不能成为决定性的。德川幕府或印度的阿克巴通过火药所取得的权威，在西方没有被模仿，西方的特点仍旧是政治的多元化及伴随发生的、你死我活的武器竞赛。

　　海上“火药革命”的影响甚至更为广泛。以前，北欧、伊斯兰世界和远东在中世纪末期的造船和海军装备上实力相当。如果郑和的远航和土耳其舰队在黑海和东地中海的迅速发展或许对1400年和1450年前后的观察家有什么暗示的话，那就是海运发展的未来在于这两个强国。人们猜测，在有关制图学、天文学以及罗盘、星象仪等仪器的运用这三方面他们很少区别。区别在于持续不变的组织。或者如琼斯教授所说：“假定其他航海家，例如波利尼西亚人都能航行很远的距离，但欧洲在合理地组织航行和在一个航程内开发资源的能力，却比伊比利亚人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葡萄牙人对地理资料进行系统搜集，热那亚商行多次想为大西洋探险提供资金，这种探险最终可能弥补失去黑海贸易的损失，以及再往北依次发展纽芬兰的鳕鱼渔场，这一切都说明一种向外发展的持续意愿，这在这个时期的其他社会是不易见到的。

西方的兴起(9)

　　但是，最重要的“合理化”措施，也许是船上武器装备的不断改善。在海战极力模仿陆战的时代，在帆船上安装大炮是非常自然的发展。正像中世纪的城堡沿城墙和堡垒配置弓箭手以击退包围的军队一样，热那亚、威尼斯和阿拉贡的大商船也以弩机武装起来，守在船头船尾的“堡垒”中，以保卫自己免受地中海穆斯林海盗的侵犯。这会造成船员的严重伤亡，尽管这不一定真能拯救和平的商人，如果进攻者果真下了决心的话。

　　然而，一旦水手们领略到陆上大炮设计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即，新的铜炮要小得多，威力却要大一些，对炮手的危险要比笨重的锻铁炮小），就会很快将这种武器装在船上，尽管中国和西方的军舰上已经装上了石弩、投石机和其他类型的投掷器械。即使大炮已变得不那么容易爆炸，对船员已不那么危险，它们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假如使用威力较大的火药，后坐力就会很大，如果大炮未加固定，就会被反作用力弹回甲板，而且这种武器仍然很重，如果船舷上（特别是在炮台上）装的炮很多，足可使船失去平衡。这时，欧洲坚固的、船壳略呈圆形的三桅全天候帆船所固有的优越性显示出来，它们使在地中海、波罗的海和黑海等内海航行的窄条划桨单层平底帆船、阿拉伯人的独桅三角帆船、甚至中国人的平底帆船都相形见绌。它们可以在任何情况下用更大的舷炮开火，而使船保持稳定，当然事故还是不时发生；但人们很快认识到，把这种武器安置在船舰中部而不是炮台上，可以提供安全得多的炮床时，这种轻快帆船和大帆船的潜在威力就变得很强大。相形之下，轻便小船受到双重劣势的不利影响，携带炮火的能力小，更容易受到炮弹的损伤。

　　有必要强调“潜在威力”一词，因为带炮远洋帆船的演进是一种缓慢而不平衡的发展。建造过许多混合型的舰船，有些装有多根桅杆、多门大炮和多排的桨。16世纪在英吉利海峡仍能见到单层平底大帆船型的船只，此外，有大量证据说明，在地中海和黑海也在继续使用这种船。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船航速较快，在近海操作比较灵便，因而比较容易用来与沿海陆地运输相衔接，对土耳其人来说，这些船要优于那些只能作短程航行而不能远海航行的船。

　　同样，我们不能设想，第一批葡萄牙船一绕过好望角就立即开始了没有争议的西方制海权时代。历史学家提到的“瓦斯科·达·伽马时代”和“哥伦布时代”（即1500年以后300年或400年的欧洲霸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葡萄牙探险家在15世纪90年代以前或许已经抵达印度海岸，但他们的船舶仍然很少（经常只有300吨），而且并非所有船都配有很好的武器装备，当然不能同一个世纪后航行于这些水域的强大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相比。事实上葡萄牙人不能长期渗入红海，也不能频繁涉足中国，只是偶尔到过那里；而在16世纪末期，他们的一些东非停靠站就在一次阿拉伯的反攻中失落了。

　　如果设想非欧洲的强国一见到西方的扩张主义就像一沓纸牌一样倒塌了，那也是错误的。墨西哥、秘鲁和新世界其他不太发达的社会在西班牙探险家登陆时，的确发生过这种情况。既然中国政府曾自动地忽视海上贸易，如果商业落入蛮人之手，它不会真正关心；甚至葡萄牙人1557年在厦门建立半官方商站，似乎也没有搅扰北京的平静，虽然这个商站对地方丝商和纵容它的行政官员们必定有利可图。日本人方面要率直得多。当葡萄牙人1640年派遣一个使团去日本抗议其驱逐外国人时，几乎所有团员都被杀害；里斯本却无法对其进行惩罚。最后，奥斯曼的海军实力坚守着东地中海，而奥斯曼的陆军实力仍然对中欧构成重大威胁。实际上，在16世纪，“对大多数欧洲政治家来说，丢失匈牙利比在东方建立工厂的重要性要大得多，而对维也纳的威胁要比他们自己在亚丁、果阿和马六甲进行的挑衅重要得多；只有那些濒临大西洋的政府像它们后来的历史学家一样，可以忽视这一事实”。

　　无疑，远距离武装帆船的发展预示了欧洲在世界上地位的重要推进。西方海军强国利用这些舰船使自己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控制大西洋商路，慑服所有容易受到海上实力攻击的社会。葡萄牙人同他们的穆斯林敌人在印度洋上的头几次重大冲突，就使这一点清楚无疑。达·伽马和阿布奎基在他们的航海日志和报告中，描述了他们的战舰如何冲杀和摧毁在马拉巴尔海岸附近、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路上遇到的由阿拉伯独桅三角帆船和其他轻型船组成的庞大舰队，为自己开辟道路。无疑，他们在回忆中有所夸大，但读这些航海日志和报告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印象，似乎一种天外超人的力量突然袭击了它们不幸的敌人。葡萄牙船员遵循新的战术，即“他们决不能登船，只能同大炮战斗”，他们在海上实际上是不可战胜的。在陆上，如在亚丁、吉达、果阿和其他地方进行的激烈战斗（并偶尔战败）所表明的，情况全然不同。然而，这些西方入侵者的决心如此之大，又如此残忍，到16世纪中叶，他们已经为自己开辟了从几内亚湾到南中国海的一系列要塞。虽然葡萄牙人从未能垄断印度的香料贸易（其中很大一部分继续经传统渠道运到威尼斯），但他们也操纵了这种贸易的相当大一部分，并从他们争夺帝国的早期领先地位中得到很大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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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兴起(10)

　　当然，征服者在西半球迅速建立的广大陆上帝国内获利的证据更多。西班牙远征军从伊斯帕尼奥拉和古巴的早期居留地出发，向大陆推进，于16世纪20年代征服墨西哥，30年代征服秘鲁。在几十年内，这块领地从南部的拉普拉塔河扩展到北部的里奥格兰德。西班牙大帆船沿着西海岸定期往返，与来自菲律宾群岛的船相衔接，后者载来中国丝绸以交换秘鲁的白银。在“新世界”，西班牙人建立帝国行政机构、建筑教堂并经营牧场和矿山，明确表示要在那里待下去。征服者通过开发这些领土上的自然资源，而且更多的是利用土著劳动力，把

源源不断的糖、胭脂红、皮革和其他商品运送回国。最重要的是把波多西矿中的白银运送回国，该矿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银矿。这一切导致“跨越大西洋贸易的飞速增长，其贸易额在1510年和1550年之间增长了7倍，而在1550年和1610年之间又增长了2倍”。

　　因此，所有迹象表明，这个帝国主义企图永远待下去。葡萄牙和西班牙探险家的行动与郑和的短暂访问不同，他们象征着承担改变该大陆政治和经济平衡的使命。他们用舰载大炮和带滑膛枪的士兵所作的正是这件事。回顾历史时，有时似乎很难理解：一个像葡萄牙这样人口和资源都很有限的国家，怎么能航行如此之远并取得如此之多。在上述欧洲陆军和海军优势的特殊情况下，这绝非不可能。这一步一经迈出，帝国的丰厚利润以及获取更多利润的愿望更加快了扩张的过程。

　　“欧洲扩张”史中有些因素以前被忽略了，或仅简单提到。没有对个人作用方面进行考查，然而（如在一切重要努力中）这方面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亨利（航海家）等人的鼓励；造船工匠、武器制造者和学者们的天才；商人的进取精神；最重要的是那些参与远航，沿途经受浩瀚大海、恶劣气候、荒凉地形和残暴敌人可能造成的种种艰难困苦的绝对勇气。由于个人得失、国家荣誉、宗教狂热，或许还有冒险意识等各种动机的结合，人们甘冒一切风险，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确冒了风险。对于欧洲征服者强加给他们在非洲、亚洲和美洲的牺牲者的可怕残忍，一般很少叙及。如果说这些特点很少提及的话，是因为那时的许多社会都把这样一些个人和集团推上前台：他们为把世界变成自己的囊中物而敢冒一切风险并愿做任何事情。欧洲的船长、船员和探险家们最杰出的地方在于，他们拥有可以用来实现其野心的船舶和火力，他们来自笼罩着竞争、冒险和企业家精神的一种政治环境。

　　欧洲扩张的好处是广泛而持久的，而最重要的是它们有助于促进已经存在的机制。虽然重点在于获取金、银等贵金属和香料，但不管这些贵重物品多么重要，也不能忽视欧洲海员横跨大西洋以后大量涌进欧洲港口的次要商品的价值。进入纽芬兰渔场带来了用之不竭的食物供应，而且大西洋还提供了照明、润滑和其他用途迫切需要的鲸鱼油和海豹油。糖、靛蓝、烟草、大米、毛皮、木材和像土豆、玉米那样的新植物，都增加了欧洲大陆总的财富和福利，当然，后来还有源源不断的粮食、肉和棉花到来。但要理解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发现在几十年内对增强大陆西部的繁荣和实力的巨大的、日益增加的重要性，人们无需过早谈论后来19世纪的全球性世界经济。像渔业这种大宗贸易在捕鱼和销售方面都需要雇佣大量人手，这进一步促进了市场经济。而这一切对欧洲造船工业造成了最大的刺激，把大量手工工匠、供应厂商、商人和承保人等都吸引到伦敦、布里斯托尔、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及其他许多港口周围。其直接效果是使很大一部分西欧居民、而不仅是少数上层代表人物，对海外贸易成果发生了一种持续的物质兴趣。

　　如果在这一个商品单子上再加上俄国向大陆发展的贸易，即从俄国运到西欧的毛皮、皮革、木材、麻、盐和粮食，那么学者就有理由把这描绘为一种“现代世界体系”的发端。开始时是许多单独的扩张，它们确定不移地汇合为一个连锁体：几内亚沿岸的黄金和秘鲁的白银被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用于支付从东方来的香料和丝绸；俄国的冷杉和木材帮助它从英国采购铁炮；粮食从波罗的海途经阿姆斯特丹运到地中海。这一切造成一种持续的相互作用——欧洲的进一步扩张，带来新的发现，因而带来贸易机会，结果是额外的收获，这又刺激了更大的扩张。这不一定就是一帆风顺的，欧洲的大战或内乱会急剧减少海外活动。但殖民强国几乎从不放弃自己的囊中物，而且在短期内新的扩张浪潮和探险又会开始。如果已经确立起来的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开发它们占有的阵地，毕竟还有别的国家想取而代之。

　　最后，这是为什么这个机制如同以前一样继续起作用的最大原因：欧洲国家已经很尖锐的多重竞争，更发展到大洋彼岸的领域。西班牙和葡萄牙人虽曾极力保住罗马教皇分配给它们的对外部世界的垄断地位，但它们简直就不可能保住，特别是当人们认识到并不存在从欧洲通向中国的东北通道或西北通道以后。还在1560年以前，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船只已冒险穿越大西洋，稍后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英国呢绒业的衰落和尼德兰起义加快了这一过程。在国王和贵族的庇护下，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大商人的资助下，以及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造成的一切宗教和民族主义狂热的推动下，新的商业和掠夺性远征从西北欧出发，以获取一份赃物。既然有获得荣耀和财富、打击竞争者和增进本国资源，以及把新的精神变成真诚信仰的前景，还可能有什么相反的论据提出来反对进行这种冒险呢?

西方的兴起(11)

　　这种日益加剧的商业和殖民竞争的比较合理方面，是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平行发展。无疑这一时期的许多进步都是军备竞赛和争夺海外贸易的副产品，但其最终的好处却超越了它们不光彩的起源。改进了的制图学、航海图、望远镜、气压计、海面高度仪和装有平衡架的罗盘等新仪器，以及更好的造船方法，都有助于使海上旅行成为风险较少的旅行方式。新的庄稼和植物不仅带来了更好的营养，也是对植物学和农业科学的一种促进。冶金技术以及实际上整个炼铁工业取得迅速进展，深层采矿技术取得同样进展。天文、医学、物理和工程学也

得益于日益加快的经济步伐和科学价值的提高。富于探索精神的理性头脑进行着更多的观察、更多的实验；而印刷业除了印制本国语的圣经和政治论文外，还传播着这些发现。这种知识爆炸的积累性作用，支撑着欧洲技术优势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优势的进一步增强。甚至强有力的奥斯曼人，至少是他们前线的战士和海员在16世纪末以前都感受到这方面的某种影响。对其他活力更差的社会来说，其影响就更为严重。不管亚洲某些国家是否起飞进入自发的商业和工业革命，它们会完全不受干扰这一点似乎很值得怀疑；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在比较先进的欧洲国家占据了世界强权阶梯的顶上几级以后，其他社会是极难再攀登并超越其上的。

　　似乎可以这样说，这种困难是多方面的，因为向上攀登阶梯不仅需要获取欧洲的装备甚至欧洲的技术，而且要全面借鉴使西方社会不同于其他一切社会的那些一般特征。这意味着有一种市场经济，即便不是亚当·斯密提出的那种程度的市场经济，至少商人和企业家不会经常受到威慑、阻挠和掠夺。这同样意味着要有一种权力中心的多元化，每个中心都应尽可能有自己的经济基础，以免出现一种强加的东方式专制制度的集权化前景，而创造出进步的刺激竞争的一切可能前景，尽管会有骚动，偶尔伴有残忍。推而广之，这种削弱经济和政治的僵化会意味着同样削弱文化和思想的正统观念，这是一种探索、争论和实验的自由，是信仰改进的可能性，是关心实际而不是抽象的事物，是一种蔑视达官贵人的信条、宗教教条和传统民俗的理性主义。在多数情况下并不牵扯许多积极因素，而是阻碍经济增长和政治多样化障碍的减少。欧洲的最大优势是它较少被其他文化所羁绊。

　　虽然不可能对此加以证明，人们会猜想，根据它固有的某种内部逻辑，这种种一般特征是相互关联的，而且都是必然的。欧洲的优势是经济自由放任、政治和军事的多元化以及智力活动自由的一种结合，这些因素在经常的相互作用中产生了“欧洲的奇迹”。因为这种奇迹在历史上是独特的，似乎可以合理地假定，只要模仿其全部组成部分，就可以在别的地方产生同样的结果。因为在明代中国、中东和亚洲的穆斯林帝国或上面考查过的任何其他社会都不存在这种关键成分的融合，于是，当欧洲已发展为世界舞台的中心时，它们却似乎仍停滞不前。

　　【注】

　　［1］指穆罕默德。——译者

　　［2］休达，在摩洛哥最北端，即直布罗陀海峡东南的一个港口，属西班牙。——审校者注

　　［3］ 在16世纪90年代的一个短暂时期，有所恢复的中国沿海舰队曾协助高丽人抵御了日本人两次入侵的尝试。但即使明朝海军的这部分残余力量随后也衰落了。

　　［4］1066年10月14日，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者）在英国哈斯丁斯登陆，后自立为英国国王。

　　［5］马修·加尔布雷斯·培里（1794—1858），美国海军准将，1853年率舰队到达日本。1854年2月又率一支舰队到日本神奈川，强迫日本签订《日美和好条约》。

　　［6］普雷斯特·约翰，传说中的一位基督教徒国王和牧师，据说曾统治远东或非洲的某一王国。——审校者注

　　［7］列奥那多·达·芬奇（1452-1519），意大利美术家、自然科学家、工程师和哲学家。——审校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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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家族争霸(1)

（1519—1659）

　　尽管科技的进步和军事的竞争推动着欧洲各国以其通常的互不相让，各显其能的方式向前发展，仍有可能有一个国家凭借充足的资源而脱颖而出，控制整个欧洲大陆。

　　欧洲能在经济、军事方面雄居世界之首，亦得益于16世纪欧洲内部的权力斗争。当时，

在相互竞争的欧洲国家之中，谁能积累足够的资源，超过和控制其他国家，尚未形成定局。在1500年后的150多年中，哈布斯堡家族的联合体，几乎成为欧洲政治和宗教势力的主宰。这一囊括整个欧洲大陆的联合体，是由这一家族的西班牙和奥地利成员所统治的王国、公国及省份组成的。本章的中心内容为：叙述这场旷日持久的争夺，以及在欧洲其他国家的联合打击之下，哈布斯堡欲为欧洲之王的野心最终破灭的历史。到1659年，即西班牙终于在《比利牛斯和约》［1］上认输之时，欧洲已出现了政治多元体，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这个政治多元体，包含五六个主要国家，另有几个小国。在这些主要国家之中，哪个在大国权力体系的变动中得利最多，将在下一章中叙述。到17世纪中叶，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没有任何一个王朝-军事集团有能力成为欧洲之王，而在此前几十年，却有几次似乎像要出现欧洲之王。

　　在这一个半世纪里，为争霸欧洲而进行的战争，在错综复杂的程度和性质上均不同于1500年以前的战争。在此前100年内所发生的战争是地方性的，如意大利各国之间的冲突、英国和法国王室的争斗，以及条顿骑士对立陶宛和波兰的战争，就是有代表性的典型例证。而在16世纪开始后，这类传统的地区性争斗，已被规模大得多的、为争霸欧洲大陆而进行的战争所掩盖和替代。

　　一 角逐的目标与纪年

　　虽然任何卷入这场大规模斗争的国家都各有其特殊原因，但造成欧洲战争升级和扩大范围的普遍原因有二。其一，是宗教改革，导火线是1517年马丁·路德对教皇专权的反抗。这为传统的王朝斗争增加了凶险的新内容。由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原因，宗教改革以及它的对立面，即天主教对异教运动的反改革，都倾向于将欧洲南半部与北半部分开，把新兴的、以城市为基础的中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分开。在这一大分化及归类中，当然会有不少例外情况。但基本的一点是，基督教社会分裂了，欧洲大陆有许多人被拉入了为教义而进行的超国界的斗争。直到17世纪中叶，当宗教战争的过火行为和徒劳无益使人们消极退缩下来时，他们才普遍地或许亦是勉强地承认对欧洲教派的分裂。

　　使得1500年以后的战争更为广泛和复杂的第二个原因，是哈布斯堡家族的王朝联合体。该联合体的领土，从直布罗陀到匈牙利，从西西里到阿姆斯特丹，形成一个网络。欧洲自700年前查理大帝时代以后，再没有过如此庞大的家族王朝。哈布斯堡王室家族起源于奥地利，这些统治者不断地想方设法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虽然中世纪盛世以来，此一头衔已大失实权，但仍有不少王公孜孜以求，以便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发挥更大作用。

　　实际上，哈布斯堡家族是通过婚姻和继承权来扩大领土的，这种做法举世无双。一个例证是，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93—1519年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1477年通过这种做法一举获取勃艮第的富饶土地遗产，另取得尼德兰。另一例证是，在1515年通过一纸婚约，取得匈牙利和波希米亚。虽然前者不在神圣罗马帝国疆域内，且拥有相当多的自由权，但哈布斯堡王朝因之获得横跨中欧的大片土地。马克西米利安影响最为深远的王朝联姻，是其子费利普娶西班牙国王之女胡安娜，而胡安娜的父母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已通过自己的联姻把卡斯提尔和阿拉贡的领地（包括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联为一体，这些婚姻的“遗产继承人”是查理，即费利普和胡安娜的长子。他生于1500年，15岁时成为勃艮第大公；一年后成为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1519年，更继承祖父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大业，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哈布斯堡家族在奥地利世袭领地的统治者。因此，他作为皇帝查理五世，到1555—1556年间退位时止，一直领有全部四份世袭领地（见地图3）。1526年，无嗣的匈牙利国王路易在与土耳其人进行的摩哈赤之役中阵亡，查理又戴上了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王冠。

　　这些领地的多样性及其分散状况将在下面具体讨论。哈布斯堡主权的状况使人联想到它绝不是亚洲式的真正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甚至在16世纪20年代，查理就已把奥地利的世袭地产和刚得到的匈牙利及波希米亚行政管理权——亲王主权交给了他弟弟斐迪南。也就是说，早在查理退位之前，他已承认，西班牙和奥地利的世袭领地不可能由一个人有效地统治。尽管如此，其他王公和国家并不这样看待哈布斯堡政权的大规模兼并。法兰西瓦罗亚家族的国王们刚刚巩固了在国内的地位，便急欲将其势力侵入富饶的意大利半岛，在他们看来，查理五世的产业包围了法兰西国家。不夸张地讲，在以后的两个世纪里，法国在欧洲的目标就是要打破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同样，德意志的王公和帝侯长期以来一直就反对让皇帝在德意志本土有任何实权。他们看到，查理五世由于新添领土而实力大增，他可能会运用这些资源推行自己的主张，因而不能不警觉。许多教皇也如此，尽管他们经常需要利用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去同土耳其人、路德派及其他敌人战斗，但他们仍不愿让其权力扩大。

哈布斯堡家族争霸(2)

　　由于欧洲国家体系所固有的竞争机制，很难想像哈布斯堡王朝会不受挑战。这种冲突的可能性与宗教改革引起的教派纠纷相结合，就变成了旷日持久的、灾难性的现实冲突。事实是，在一个半世纪里，最为出色、最有权力的哈布斯堡君主，也是保卫天主教的最顽强的斗士。如查理五世及其继承人斐迪南二世（1619—1637年在位）、西班牙国王费利普二世（1556—1598年在位）、费利普四世（1621—1665年在位）都是如此。结果，企图把这个时期折磨欧洲大陆的竞争中的政治权力和宗教派系分离的想法全部落空。当时任何人都可以体会到

，如果查理五世能在16世纪40年代打垮德国新教王公，那将不仅是天主教信仰的胜利，而且是哈布斯堡势力的胜利。同样情形还有，费利普二世在1566年以后镇压尼德兰宗教动乱；1588年，西班牙舰队入侵英格兰。简言之，民族和王朝的竞争现在与宗教狂热融为一体，使得人们不断寻求战争，而在以往，他们是可以妥协的。

　　即使如此，使用“哈布斯堡家族争霸”这个标题，概括从1519年查理五世当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到1659年西班牙在《比利牛斯和约》上认输的整个时期，仍有些过分。显然，他们的敌人确实认为哈布斯堡家族想要掌握绝对的控制权。伊丽莎白时代的作家弗兰西斯·培根在1595年就曾伤感地描述了“西班牙的野心与压迫”：

　　法兰西已被颠覆，……葡萄牙也被篡夺，……低地国家遭战火，……阿拉贡终难放过，……自由人沦为奴隶，印第安人悲惨啊!

　　尽管有些哈布斯堡大臣夸夸其谈，偶尔提到“世界君主”，但从没有一个像拿破仑或希特勒那样有意识、有计划地控制欧洲。有些哈布斯堡王朝的联姻和继承权属于幸运，最多不过是出于灵感，尚无证据说明是一个长期的领土扩张计划。在有些情况下，哈布斯堡统治者是受到挑衅，而不是去挑起事端。例如法国对意大利北部频繁的进攻。16世纪40年代以后，在地中海地区，西班牙及其帝国的部队因不断遭受复兴起来的伊斯兰国家的进攻而处于守势。

　　无论如何，事实仍然是，只要哈布斯堡统治者达到他们有限的、地区性的目标，甚至是防御性的目标，欧洲霸权就在他们的掌握之中。奥斯曼帝国将被挡回去，沿北非海岸退出地中海；德国内部异教派将被压制下去，尼德兰起义将被扑灭；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友好政权会保持下去。只有斯堪的纳维亚、波兰、莫斯科公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残余领土不服从哈布斯堡政权。同时还有反宗教改革的胜利。虽然如此，那时的欧洲与明代中国所达到的统一程度相比仍是望尘莫及的。然而，哈布斯堡王朝的两个中心（马德里和维也纳）所主张的政治和宗教原则，将严重侵蚀欧洲大陆的多元性，而长期以来，这种多元性正是欧洲最重要的特点。

　　在此简要分析上述一个半世纪的战争年表，对现代读者来说，引人注目的不是各个战役的名称和结果（如帕维亚、吕岑等），而是这些冲突所拖延的时间。与土耳其的战争拖了几十年；西班牙从16世纪60年代到1648年镇压尼德兰起义，其间只有一小段间歇，史称“八十年战争”；由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室为一方、以敌对国家不断组成的联盟为另一方的范围广泛的冲突，从1618年拖到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协定，则被人们称为“三十年战争”。在这种冲突中，每个国家承受一年复一年、十年复十年的战争负担的相对能力十分重要。正是在此时期，发生了一场“军事革命”，改变了战斗的性质，使以后战争耗费猛增，支撑战争的物质与财政的重要性更为突出。这个变化的原因及其主要特点，下面很快就要讨论到。但在我们对事件进行简略的描述之前，也应该知道，16世纪20年代的军事冲突，比17世纪30年代的军事冲突，无论在投入的人力，还是在使用的物力方面，其规模都要小得多。

　　第一系列的主要战争集中在意大利。早在1494年，意大利富饶而脆弱的城邦国家已遭致法国君主的入侵。同样可以预料的是，它们也促使各种竞争势力（西班牙、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甚至于英格兰）组成联盟，逼迫法国人后退。1519年，正当西班牙和法国还在为后者对米兰的权力争执时，传来了消息：查理五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并继承哈布斯堡王朝在西班牙和奥地利的遗产。于是，野心勃勃的法兰西国王弗兰西斯一世（1515—1547年在位）看到自己的劲敌有如此之多的头衔，就极力在意大利本土并沿勃艮第边境、西班牙和南尼德兰挑起一系列反对活动。弗兰西斯一世进入意大利的结果是，在帕维亚战役中兵败就擒。不到4年，这位法国君主又率军开赴意大利，同样被哈布斯堡军队挫败。尽管弗兰西斯在1529年的康布雷条约上再一次宣布放弃对意大利的权利，但是在16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他仍与查理五世为这些领地进行战争。

　　由于法兰西与哈布斯堡的领土、实力大不一样，按说查理五世不难挡住法国的扩张。但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也承继了很多其他敌人，因而使这项使命难以完成。其中最为可怕的是土耳其人，他们在16世纪20年代扩张到匈牙利平原（在1529年包围了维也纳），并对意大利构成海上威胁；此外，他们与北非海盗勾结，袭击西班牙海岸。更为严重的是，奥斯曼帝国与弗兰西斯一世达成默契，组建反哈布斯堡的非神圣联盟：1542年，法国和奥斯曼的舰队联合进攻尼斯。

哈布斯堡家族争霸(3)

　　查理五世的另一困境在德意志。这里已被宗教改革所分裂，路德对旧秩序的挑战得到新教公国同盟的支持。考虑到查理五世的其他困难，就不奇怪为什么他到16世纪40年代中期才集中力量对付路德派在德意志的挑战。查理五世的行动，开始十分成功，特别是在米尔贝格战役（1547）中击败由新教公国指挥的军队。但只要哈布斯堡和帝国权威一扩大，查理五世的竞争者就立刻紧张起来，于是德意志内部的公国、土耳其人、法兰西的亨利二世（1547—1559年在位）、甚至于教皇，全都力图削弱他的势力。1552年，法军开进德意志，以支持新

教国，这些新教国得以抵制皇帝的中央集权倾向。这一点在暂时结束德国宗教战争的奥格斯堡和约（1555）和结束法、西冲突的卡托·坎布雷奇条约（1559）上都得到承认。查理五世退位本身也表明了这一点。他在1555年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让给弟弟斐迪南一世（1555—1564年在位）；1556年将西班牙王位让给儿子费利普二世（1556—1598年在位）。如果说此后奥地利和西班牙的两个支系仍然密切相关，那么，其情形恰如历史学家马玛泰所言：从此，犹如帝国纹章上的黑色双头鹰，哈布斯堡拥有两个头，一个在维也纳，一个在马德里；一个窥视东方，一个窥视西方。

　　正当东部支系斐迪南一世及其承继人马克西米利安二世（1564—1576年任皇帝）在领地上享受相对和平的时候（不算土耳其人在1566年至1567年的进攻），西部支系西班牙的统治者费利普却十分不幸。北非海盗进攻葡萄牙和卡斯提尔海岸，土耳其人随后开始重新争夺地中海。结果，西班牙不得不与强大的奥斯曼帝国进行大规模的新战争，从1560年出征杰尔巴，经1565年在马耳他的搏斗，1571年勒班陀战役，以及各有胜负的突尼斯争夺战，直至1581年方实现最后的停战。与此同时，费利普的宗教褊狭政策和日益增加的赋税使尼德兰的哈布斯堡属民由愤愤不满变成公开起义。16世纪60年代中期，尼德兰的西班牙政权崩溃，导致阿尔巴公爵率军北上，实行军事专制。这反而导致四面环海，易于防卫，由荷兰和西兰岛所组成的荷兰人省份的全面抵抗，造成英国、法国和北德意志对西班牙人所怀意图的不安。1580年当费利普二世兼并邻国葡萄牙连同它的殖民地和舰队时，英国人更加心慌意乱。然而，正像哈布斯堡家族要强化（或扩展）权力的所有企图一样，其结果只能是他们的众多竞争对手觉得有责任进行干预，以防止权力平衡过于失调。到16世纪80年代，原本是荷兰新教徒反抗西班牙统治的地方性起义，已经扩展成一场新的国际斗争。在尼德兰本土，攻城和反攻城持续不断，毫无惊人结果。海峡彼岸的英格兰，伊丽莎白一世顶住内部对其权威的所有挑战（不论支持来自西班牙还是教皇），坚定地向荷兰起义者提供军事援助。在法国，君主政权的削弱导致一场激烈的宗教内战，由西班牙支持的天主教同盟与其对手——受伊丽莎白和荷兰人支持的胡格诺派拼死相争。在海上，荷兰、英国的私掠船则切断西班牙对尼德兰的补给线，并将战火引到西非和加勒比海。

　　这场斗争的某些阶段，特别是16世纪80年代后期和16世纪90年代初期，声势浩大的西班牙战役看来就要胜利了。例如1590年9月，西班牙军队在朗格多克和布列塔尼作战；另一支军队在帕尔马公爵出色指挥下由北方进军巴黎。尽管有这样的压力，反西班牙的部队还是顶住了。法兰西王冠的竞争者、颇具魅力的法国胡格诺教徒、纳瓦尔的亨利，为了争取对他的王位的支持，在教派归属上灵活到可从新教徒转信天主教；然后，又领导越来越多的法兰西民众去反对入侵的西班牙人和声名狼藉的天主教同盟。到1598年，《韦尔芬和平协议》达成，正值西班牙国王费利普二世去世，马德里同意放弃对法兰西的一切干涉。到这个时候，伊丽莎白的英国也保住了。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的两次入侵均遭惨败，在爱尔兰挑动天主教起义的企图也破灭了，伊丽莎白的军队稳固地重新征服了爱尔兰。1604年费利普二世和伊丽莎白都已去世，西班牙同英格兰妥协言和。又经过5年，直到1609年，马德里才与荷兰起义者停战，谈判和平协议。虽然在此之前，局势早已清楚：无论是从海上，还是经由莫里斯指挥的战斗力极强的荷兰军队坚守的拿骚陆地（和水路），西班牙政权都无法击溃尼德兰。法兰西、英格兰和尼德兰联合省这三个国家继续存在，而每个国家都有潜力干扰哈布斯堡家族未来统治的事实，再一次肯定了1600年的欧洲是由众多国家组成的，而不是只有一个霸主。

　　这一时期震撼欧洲的第三次大交战发生在1618年以后，德意志身遭重创。仅仅因为鲁道夫二世（1576—1612年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削弱和他个人的才智，以及土耳其对多瑙河流域的再次威胁（1593—1606），德意志在16世纪后期才幸免于一场全面的教派战争。然而，在德意志团结一致的表象背后，敌对的天主教和新教势力都在想方设法加强自己的实力，削弱敌方的力量。17世纪初，福音派联盟（建于1608年）和天主教同盟（建于1609年）的斗争加剧。况且，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坚决支持他们在奥地利的表兄弟，而福音派联盟的首领，即帕拉泰恩·弗莱德里克第四选侯与英格兰和尼德兰都有关系，于是，欧洲多数国家都加入各自阵线，似乎准备为他们的政治、宗教矛盾决一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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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家族争霸(4)

　1618年波希米亚的新教集团反对新的天主教统治者斐迪南二世（1619—1637年在位）的起义，为另一轮残酷的宗教战争，即1618年至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的爆发提供了所需的导火索。斗争开始，皇帝的军队进展顺利，斯帕诺拉率领的西班牙哈布斯堡军队有效地支援了他们。然而结果却是，一群成分复杂的宗教和世俗军事力量卷入冲突，于是又一次急切地需要改变力量对比的方向。荷兰人在1621年终止了与西班牙在1609年达成的停战，开进莱茵兰与斯帕诺拉的军队对抗。1626年，一支丹麦军队在它的君主克里斯琴四世的率领下，从北

方进攻德意志。在幕后，颇具影响力的法国政治家、红衣主教黎塞留想尽一切办法给哈布斯堡家族制造麻烦。不过，这些军事的和外交的反攻均未奏效。到17世纪20年代末期，斐迪南皇帝的有权势的副官华伦斯坦简直就要把包容一切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强加到德意志身上，其范围甚至远及北部波罗的海沿岸。

　　帝国政权的迅速强化，激起哈布斯堡家族的众多仇敌更加奋力地与之拼搏。17世纪30年代初期，最坚决果敢的人当属引人注目、有影响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弗斯二世（1611—1632年在位），1630年，其训练有素的军队挺进德意志北部，翌年，向南冲入莱茵兰和巴伐利亚。虽然古斯塔夫在1632年的吕岑战役中阵亡，但绝不能就此抵消瑞典对德意志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或者说，抵消这场战争的巨大规模。反之，到1634年，费利普四世（1621—1665年在位）和其才华不凡的首相奥里瓦列斯公爵所率领的西班牙人，决定给他们的奥地利表兄弟以更全面的支援，但他们派往莱茵兰的、以红衣主教茵凡特为主将的军队，反而促使黎塞留决定法国直接卷入，于1653年命令军队在多处跨过边界。多年以来，法兰西一直是反哈布斯堡联盟的默契的、间接的领袖，向所有反帝国和西班牙的人送去津贴。现在冲突已公开，每个联盟开始动员更多的军队、武器、钱财。讲话的语言也相应地变得更加强硬。奥里瓦列斯在1635年制定下一年三路进攻法国的计划时曾写道：“要么丧失一切，要么使卡斯提尔居世界之首。”

　　然而，征服法兰西这样一个大国是哈布斯堡的军事力量所力不能及的。其军队刚刚接近巴黎，就被迫拉长战线，横跨欧洲。瑞典和德意志军队在北方进逼帝国军队。荷兰和法国“钳住”西属尼德兰。更糟的是，1640年葡萄牙起义使一部分西班牙军队和物资不得不源源不断地从北欧转移到本土，尽管这些兵力和资源还不足以重新统一这个半岛。实际上，同时发生的加泰罗尼亚人的起义受到法国人热情的支持，希望它在17世纪40年代初期有可能造成西班牙腹地的分裂。在海外，荷兰远征舰队袭击巴西、安哥拉和锡兰，将冲突转变成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第一次全球性战争。如果说尼德兰在后几项活动中获得好处，那么，其他交战国这时大都因多年的军事活动而损失惨重。17世纪40年代的军队比30年代要少些，各国政府的财政应急措施更加不顾一切，人民已失去耐心，抗议日趋猛烈。然而，正因为这是一场相互牵连的斗争，参加的任何一方都难于退出。很多德意志的新教国家要是知道瑞典也愿停战回家，他们就会退出。奥里瓦列斯和其他西班牙政治家有可能与法国谈判停火，但后者不肯抛弃荷兰。不同级别的秘密谈判与各条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在同时并进，每方都私下安慰自己说，再打一次胜仗就能加强自己在总体和解中的地位。

　　因而“三十年战争”的结局并不干脆利落。西班牙之所以突然在1648年初与荷兰和解，承认后者的完全独立，不过是为了剥夺法国的一个盟友。法兰西与哈布斯堡的斗争仍在继续。同年，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终于给德意志带来平静时，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退出了冲突。余下的纯粹是法、西冲突。《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使个别国家和统治者有失有得，其精髓是要承认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宗教与政治的均势，确认帝国权威的局限性。这就使得西班牙和法兰西留下来进行一场民族战争，而与宗教毫无关系。黎塞留的继承人、法国首相马扎林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1655年，他与克伦威尔的新教英国结盟，打击西班牙，迫使它同意和谈。《比利牛斯和约》（1659）的条款并不苛刻，但西班牙被迫与自己的劲敌和解，足以说明哈布斯堡家族已在欧洲丧失了优势。费利普四世政府所剩下的“战争目标”只是保全伊比利亚半岛的统一，甚至这个目标也不得不在1688年放弃。因为那时葡萄牙的独立已获得正式承认。欧洲大陆的政治分裂仍然保持着查理五世1519年继位时的大致状况，尽管西班牙本身在17世纪末仍需为它最初过分的战略扩张付出代价，遭受更多的起义和领土损失的折磨（见地图4）。

　　二 实力与弱点

　　哈布斯堡家族为什么会失败?这个问题如此复杂，过程又如此漫长，看来很难用个人因素来解释，比如说鲁道夫二世皇帝的疯狂，或者西班牙费利普三世的无能。也很难说哈布斯堡王朝和它的官员们特别无能，看看同时代法国和英国许多君主的失败，以及某些德意志王公的贪赃愚昧就足矣了。回想一下哈布斯堡家族所能积聚和掌握的大量物质力量就更令人困惑费解。

哈布斯堡家族争霸(5)

　　查理五世继承了四个主要王朝的王冠，卡斯提尔、阿拉贡、勃艮第和奥地利，后来他的家族又得到波希米亚、匈牙利和葡萄牙，有一小段时间里甚至还得到英格兰的王冠。这些王朝事件的发生，加上同时西班牙在新世界的征服与掠夺——都给哈布斯堡家族带来了其他欧洲国家所不能比拟的财富和资源。

　　尽管现有统计数字有许多漏洞和不精确之处，那个时期的人口数字又不那么可靠，但假

定居住在哈布斯堡统治的领土上的居民占近代早期欧洲人口的1/4，是不会大错的。然而，这些概略的总数［2］比起这些地区的财富并不那么重要，这里的王朝遗产看似得天独厚、非常富饶。

　　哈布斯堡家族有五项主要的财政来源，另有一些小项进款。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西班牙的卡斯提尔遗产。此地由王室直接统治，议会和教会把各种定期的捐税让给王室（营业税、宗教财产“十字军税”）。此外，欧洲的两个贸易区——意大利城邦和低地国家——的商业财富和流动资本能够提供相当多的资金。第4项来源，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重要，即来自美洲国家的收入。在美洲开采白银和黄金的“五分之一王室税”，加上营业税、关税，以及教会的征收，使得新世界为西班牙国王们提供了大笔红利，不仅是直接的，还有间接的，因为流进私人手里的美洲财富，不管是西班牙人、佛兰芒人或意大利人，都有助于这些个人或公司交纳越来越重的国税，而且在紧急情况下，君主还可以向银行家大量借款，因为运送白银的船队一到，他就可以付清债务。哈布斯堡家族领土内拥有很多重要的金融和商业大家族，例如住在德意志南部、意大利城市和安特卫普的那些富商巨贾，也应算作一种优势，这是第5项主要财政来源。举例来说，这项来源肯定比来自德意志的赋税更容易到手，因为德意志国会里的那些王公和自由城市的代表，只有在土耳其人攻到门口时，才肯投票给皇帝拨款。

　　封建社会末期，骑士们已不可能再履行个人的军事服务（至少多数国家如此），沿海城镇也不可能提供船舶。对一个交战国家来说，拥有现金和可靠的信贷是绝对必要的。只有直接支付（或者承付）才能在市场经济的限度内购到必要的船只、海军设备、武器和食品来装备一支随时可以出战的舰队；只有相当频繁地向自己的军队提供给养和薪饷才能避免发生哗变，从而把军人的能量指向敌人。再说，此一时期虽是人们称之为西欧“民族国家”的产生时期，但所有的政府都大量依靠外国雇佣军来加强军事力量。这一点哈布斯堡家族又占了便宜，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意大利、低地国家以及西班牙和南德意志招兵。例如著名的佛兰德军就是由6个主要民族构成的，都相当忠实于天主教的事业，但需要按时付薪。说到海军，哈布斯堡的遗产可以组建一群五花八门的舰队，例如在费利普二世的晚年，地中海式军舰、热那亚和那不勒斯的大型西班牙式帆船、数量庞大的葡萄牙舰队，都可壮大卡斯提尔和阿拉贡的舰队。

　　不过，在这140年里，哈布斯堡家族最大的军事优势恐怕是西班牙训练的步兵。卡斯提尔的社会结构和思想氛围造就了一个理想的招兵场地，恰如林奇所指出的，在那儿“当兵是一种合乎时尚而又有利可图的行业，不仅对绅士而言如此，而且对全体人民亦然”。况且，那位“伟大的上尉”贡萨洛·德·科尔多瓦在16世纪初期对步兵的编制进行了改组，从那时起直到“三十年战争”中期，西班牙的“三重军”是欧洲战场上最具战斗力的军队。每团3 000人，枪兵、剑兵和火绳钩枪兵编制在一起，训练相互支援配合。西班牙运用这种兵团扫荡了无数敌人，大大降低了法国骑兵和瑞士枪兵方阵的名声和战斗力。一直到讷德林根战役（1634），茵凡特红衣主教的步兵还顶住了瑞士军队的15次强大攻势，然后，就像惠灵顿的军队在滑铁卢战场上那样，坚定地向前推进，粉碎敌人。在罗克鲁瓦（1643），西班牙人虽被法军包围，仍然战斗至死，这当然是哈布斯堡大厦中最坚固的支柱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的军力直到17世纪中叶才明显地出现裂痕，那时的军队主要由德意志、意大利和爱尔兰的雇佣军组成，来自卡斯提尔的武士已大大减少。

　　尽管拥有上述优势，但西班牙-奥地利王朝同盟却绝不可能取胜。这是由于它的财政和军事资源虽然在当时的人看来极其雄厚，却从没有满足过要求。这个致命的缺陷来源于三个始终相互作用的因素。从广义上讲，它为研究军事冲突提供了主要素材。

　　第一个因素，前面已简略地提过，即近代欧洲早期的“军事革命”，亦即约16世纪20年代以后的150年里，战争的规模、费用以及组织剧烈膨胀，这种变化本身是由几种交错因素造成的，有战术上的、政治上的和人口的因素。骑兵控制战场的格局受到打击，打击首先来自瑞士枪兵，然后是操长枪、剑、弩和火绳枪的混合部队，这意味着一个军队最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步兵。“意大利式略图”的发展更加强了这个结论，也就是前面一章提到的高级复杂的城防梭堡系统。部署这样一个防卫系统或者围困它都需要数目庞大的军队。当然，在一场大战役中，一个有组织能力的指挥官同样能很好地部署相当数量的骑兵和炮兵，但这两种部队毕竟不像步兵团队那样无处不在。因此，并不是国家削弱它们的骑兵力量，而是步兵在军队中的比例显著增加；步兵的装备和给养都比较便宜，可以大量招收，特别是因为欧洲的人口在增长。当然，这些因素极大地增强了对政府组织工作的压力，但不会压垮西方“新式君主”的官僚体系，正如军队人员的大量增加并不一定能使一个将领丧失指挥能力一样，只要他的军队有一个出色的指挥机构，且受过良好训练就足矣。

哈布斯堡家族争霸(6)

　　西班牙帝国的军队也许为“军事革命”的实现提供了最好的榜样。正如研究它的历史学家所说，1529年以前，法国和西班牙在争夺意大利的斗争中，“没有证据说明任何一方使用3万以上的兵力”，但是：

　　在1536—1537年，皇帝查理五世仅在伦巴底一地就征集6万人，保卫新占领的米兰，并入侵法国的普罗旺斯。1552年，为同时从所有战线进攻——在意大利、德意志、尼德兰和西班

牙，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查理五世在德意志和尼德兰征兵10.9万人，又从伦巴底征兵2.4万人，此外，还有从西西里、那不勒斯和西班牙征来的兵。这样，皇帝指挥下的、因而也是他供养的军队一定有15万人左右。这种上升趋势仍在继续。1574年，仅西班牙的佛兰德军就有8.6万人。而仅仅半个世纪以后，费利普四世也可以高傲地宣称，他在1625年指挥的军队不下3万人。在所有这些军队中，真正增长的部分是步兵，特别是枪兵。

　　在陆上所发生的事情，在海上以更大的规模发生了。海上贸易（特别是漂洋过海的贸易）的扩大，贸易国舰队在英吉利海峡、印度洋或西班牙本土沿海的竞争，北非海盗船和奥斯曼大型帆船舰队构成的威胁，都与新的造船技术相互作用，使得舰船造得越来越大，装备越来越先进。那个时代，战舰和商船并无明显界限，一定规格的商船基本上都装配枪炮，以对付海盗和其他掠夺者。但有一股建立皇家海军的潮流，君主可以借此占有一定数量的正规海军，形成一个核心。战时，武装的商船、三桅军舰以及二桅小型舰只可向这个核心集中靠拢。英格兰的亨利八世尤为支持这个方案，而查理五世却不愿自建海军，他更倾向于征用其西班牙和意大利领地上的私人西班牙式大帆船和单甲板大帆舰。费利普二世在地中海、接着在大西洋受到沉重压力，不可能享受这种奢侈，他不得不出钱在巴塞罗那、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实施一个庞大的造船计划；到1574年，他供养了146只大帆船，几乎是十几年前的3倍。以后10年里，大西洋爆发的战争迫使他付出更大努力，以确保通往西印度群岛（1580年葡萄牙被吞并以后）和东印度群岛的海路，保护西班牙海岸免遭英国的袭击，以及把侵略军送往不列颠，这一切，都急需远洋舰队。1604年英西签订和约后，西班牙仍需一支庞大舰队，用以抵御荷兰人的海上进攻，保卫同佛兰德的交通。而且，天长日久、时光飞逝，这些战舰的装备越来越多，费用也越来越昂贵。

　　正是这种螺旋式上升的战争费用暴露了哈布斯堡政权的真正弱点。普遍的通货膨胀使得食品价格从1500年到1630年上涨4倍，工业品价格上升2倍，这对政府的财政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陆军和海军两倍、三倍地扩充规模，更是火上加油。结果，哈布斯堡家族总是不断地为具有偿付能力而挣扎。16世纪40年代，在对付了阿尔及尔、法国和德意志新教徒的种种战役之后，查理五世发现他的正常和非常收入，根本不能支付开销，他的赋税早已提前多年抵押给了银行家。只有采取断然措施，没收西印度群岛的财富，抓住西班牙所有的硬币，才能找到金钱，支撑对付新教王公的战争。1552年，他在梅斯一役中就花掉250万达卡，约为皇帝当时征自美洲的正常收入的10倍。不足为奇的是，他被迫不断地举借新债，但是条件越来越苛刻；王室的信用在下降，银行家征收的利息却越来越高，于是，正常收入的很大部分只能用来偿付以往债务的利息。查理退位时，留给费利普二世的国债已约有2 000万达卡。

　　费利普还承继了同法国的战争，而这场战争的花费是如此之大，1557年西班牙王室不得不自行宣布破产，当时，像富杰尔那样的大银行家族也只好屈服。能够聊以自慰的是，同一年，法国也被迫宣告破产，这是1559年双方同意在沙托·坎布雷齐和谈的主要原因。紧接着，费利普马上要对付强大的土耳其敌军，20年的地中海战争，对格林纳达摩尔人的战役，在荷兰、法国北部和英吉利海峡的错综复杂的军事行动逼迫王室寻求一切可能的收入来源。查理五世在位期间赋税增加了2倍，而费利普二世仅在1556—1573年间就增税1倍，到他统治的末年，几乎又翻了一番。

　　费利普的开支更大，在勒班陀战役中，据估计维持基督教舰队和士兵的费用每年需要超出400万达卡，虽然威尼斯和教皇分担了一大部分。佛兰德军的费用到16世纪70年代已十分庞大，而且总是不能按期支付，结果激起军队暴动。1557年，费利普停止向热那亚银行家偿还利息后，形势更趋恶化。虽然来自美洲矿产收入的猛增，暂时缓解了王室的财政和信用危机，16世纪80年代，每年约有200万达卡，而大约40年前只有1/10的样子；但是，1588年的无敌舰队的花费竟达1 000万达卡，而它的悲惨命运，不仅仅是一场海军灾难，也是王室财政的灾难。1596年，费利普以空前的额数大借公债之后，再一次拒付。两年后，他去世的时候，总债务高达1亿达卡。这笔巨债的利息差不多等于全部赋税的2/3。尽管西班牙很快与法、英两国达成和议，但与荷兰的战争仍然继续艰苦地进行着，直到1609年，才实现停火，且停火本身也是1607年西班牙兵变并进一步瓦解而紧急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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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家族争霸(7)

　　在以后几年的和平时期，西班牙政府的开支没有实质性减少。先暂且不谈巨额利息问题，仅地中海局势的持续紧张，就需要大笔经费以修筑一个沿海防御工事；地域辽阔的西班牙海岸屡遭私掠船的抢劫，也需要在菲律宾、加勒比以及公海舰队上花费相当大的防御费用。1610年以后，欧洲的停火局面并没有使高傲的西班牙领袖们考虑减少军费开支。1618年爆发的三十年战争不过将一场冷战变为热战，使越来越多的西班牙军队和钱财流入佛兰德和德意志。值得注意的是，哈布斯堡家族这一时期在欧洲的最初胜利和在美洲有效的防御，很大程

度上与其从新世界运来的金锭、银锭的显著增加相吻合，并受它的支持。但出于同样的原因，1626年以后财政收入减少，翌年宣告破产，1628年荷兰人劫持运银舰队的惊人之举（使西班牙及其居民失去1 000万达卡之多），使得战争努力中止了一段时间。尽管德意志与皇帝结盟，但其收入却绝对难以弥补西班牙的亏空（除去华伦斯坦当权的那段时间）。

　　这就是后来30年西班牙应付战争的情形，把新借到的债款凑到一起，加上新税，并利用任何来自美洲的意外收入，就可支持一场重要的军事行动，诸如，茵凡特红衣主教在1634—1635年对德意志的干涉。但是耗竭财力的战争总是最终侵蚀掉这些短期收入，不出几年财政状况就更加恶化。17世纪40年代在加泰罗尼亚人和葡萄牙人的起义之后，来自美洲的财富大大减少，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衰落已经不可避免。纵使一个国家拥有极好的士兵，一旦由一个支出超出正常收入二三倍的政府来管理，还能指望有什么好结果吗?

　　西班牙和奥地利失败的第二个主要原因从以上简述中已不难看出：哈布斯堡要管的事太多了，要对付的敌人太多了，要防卫的阵线太多了。虽说西班牙军队在战场上很坚强，但把他们分散到国内守备，分散到北非、西西里、意大利、新大陆和荷兰，就力不从心、难于胜任了。正像3个世纪以后的英帝国一样，哈布斯堡集团把分布广泛的领土糅合在一起，是一个政治王朝的惊人绝技，需要极大的物质来源和心计维持其运转。这种情况是历史上战略过分扩张的最大例证之一；占领广大领土，代价就是树立众多的仇敌，同时代的奥斯曼帝国也背着同样包袱。

　　与此相关的是哈布斯堡战争年表这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欧洲冲突频频爆发，其费用对每个社会都是难于承受的负担。但是，所有其他国家，法国、英国、瑞典，甚至奥斯曼帝国，都享有一段和平与恢复的时期。只有哈布斯堡，特别是西班牙，总是不停地从对付一个敌人的斗争转向对付另一个敌人的斗争。刚刚与法国媾和，接着就是同土耳其人交战；地中海停战，接着就是大西洋上的广泛冲突和西北欧战争。在某些困难时期，西班牙帝国同时三面受敌，而敌人即使没有军事援助，也有意识地在外交和商业上相互支援。用当时人的话来说，西班牙像一只掉在坑里的大熊，比任何一条进攻它的狗都强大，然而，它终究敌不过所有的对手，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精疲力竭。

　　那么，哈布斯堡如何才能逃脱这种恶性循环呢?历史学家指出了长期分散力量的状况，提出查理五世和他的继承人应制定一套清楚明确的优先防御计划。这就暗示了某些地区是可以放弃的，但是，指的是哪些地区呢?

　　回过头来反思，人们可以说奥地利，特别是斐迪南二世，要是聪明一点就不会随着德意志北部的反改革势力向前推进，因为这样做得不偿失。然而，皇帝硬是要在德意志保留一支强大的军队，以防止王公的派系倾向、法国人的诡计和瑞典人的野心；而且只要土耳其人骄横地站在匈牙利，相距维也纳150英里，哈布斯堡的军队就不能减少。对西班牙政府来说，它不能让奥地利表兄弟落入法国人和路德派手里，也不能让他们落入土耳其人手里，因为这对西班牙自己在欧洲的地位至关重要。不过，奥地利似乎并没有这么想。查理五世在1556年退位后，帝国目睹马德里在西欧和海上作战时，并未感到有义务帮忙；而西班牙意识到这个更高的利益，总是愿为帝国效忠。此种不同感觉和义务所造成的长远结果很有意思。17世纪中叶哈布斯堡西班牙在欧洲的失败与它内部的问题和相对的经济衰退有明显的关系；它在各个方面过于疲劳之后，现在心脏衰弱了。而哈布斯堡的奥地利，虽然没有击退德意志的新教主义，却在王朝土地上（奥地利、波希米亚等）达到一种权力的巩固，在这个广阔的领地上，随着后来建立起一支职业常备军，哈布斯堡家族在17世纪最后几十年有能力再度成为欧洲大国，而此时西班牙的国势却更趋衰微。然而，到了那个阶段，奥地利的元气复苏对马德里的政治家们已谈不上什么安慰了，他们感觉要到别处寻找盟友了。

　　人们很容易看到为什么新世界的领土对西班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区。在一个多世纪里，它们如期补充西班牙的财富，以及军事力量。没有这些补充，哈布斯堡家族的军事行动就不可能在如此大的范围内继续维持。甚至当英国人和荷兰人进攻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帝国，致使海外的舰队和防御工事费用越来越膨胀时，西班牙王室从这些领土获取的直接和间接收益仍然相当可观，放弃这种好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哈布斯堡家族争霸(8)

　　值得考虑的还有哈布斯堡家族在意大利和佛兰德的领地。关于这两个地方，从意大利撤军这件事本身就显得不妙。16世纪前半叶，法国已想到要填补这块霸权真空，攫取意大利的财富为自己的目标服务，这当然要伤害哈布斯堡的利益。在16世纪后半叶，意大利实际上是西班牙抵御奥斯曼向西扩张的屏障。土耳其人对西西里、那不勒斯和罗马的攻击也是对西班牙的威信以及基督教的打击，失去意大利将会是一个战略上的严重倒退，那样一来，西班牙就得把越来越多的金钱用于海岸防御和大帆船舰队的建造上，而这些活动在费利普二世统治

下的早期已经占了更大一部分预算。因此，利用现存力量保卫地中海的中段在军事上是合理的，可以拒土耳其敌人于一定距离之外；另一个有利点在于，这场战争的费用将由哈布斯堡在意大利的领地和教皇乃至威尼斯分担。而从这条战线撤退就将无利可图，其潜在危险更不在话下。

　　如此权衡以后，尼德兰就是哈布斯堡可以减少损失的唯一地区了，而且归根到底，佛兰德军在对荷兰的“八年战争中的费用支出极其惊人，大大超过了其他任何战线”。这是由于地形复杂、防御工事先进的原故。甚至当“三十年战争”进入高峰期，用在佛兰德驻军身上的金钱，仍相当于德意志驻军的5到6倍。一位西班牙参议员评论说：“荷兰的战争是毁灭这个王国的祸害。”事实上，从1566年到1654年，西班牙至少向荷兰军用财库输送21 800万达卡，这比王室从印度群岛得到的总数12 100万达卡要多得多。从战略上讲，佛兰德的防御也更加困难；海路经常处在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的控制之下，1639年荷兰舰队司令特隆普击溃一支装载增援部队的西班牙舰队就是明证。但是，从伦巴第经瑞士山谷或萨伏依和弗朗什孔泰，北上法国东部边境，到莱茵河下游的这条“西班牙路”，也有几处非常脆弱的咽喉部。难道值得用如此巨大的代价来力图控制处于漫长交通线顶端的两百万顽固的尼德兰人吗?为什么不能像卡斯蒂利亚担负着沉重税务的国会代表们狡猾地指出的那样，让那些反叛者在异教中堕落呢?上帝肯定会惩罚他们，西班牙用不着再担这副担子了。

　　尽管反对从那个战区撤出帝国军队的人所提出的理由不足以说服那些埋怨浪费资源的人，但也不乏某些道理。首先，如果西班牙不占领佛兰德，它就会落到法国或联合省手里，从而加强哈布斯堡那两个不共戴天的仇敌的力量和威信；这种念头是西班牙决策者所不能接受的。对他们说来，“威望”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其二，费利普四世和他的顾问所提出的一个理由是，那个地区的对抗起码能把敌军的力量从敏感地区调开：“虽然我们在尼德兰进行的战争耗尽了我们的国库，迫使我们举债，但也把我们的敌人调到了那些地区，否则，肯定会在西班牙或其他附近地区发生战争。”最后，是“多米诺骨牌理论”，如果丢失尼德兰，那么，哈布斯堡在德意志的利益，弗朗什孔泰这类小领地，甚至于意大利都会相继失去。这当然只是些假设性的理由，有趣的是马德里的政治家和他们在布鲁塞尔的军事指挥官已看到一个相互关联的战略整体，如果其中任何一部分陷落，整体就会随之动摇。

　　首要的危险（在1635年危机中人们这样解释）是来自对伦巴底、尼德兰和德意志的威胁。三处中任何一方的失败都是对王国的致命打击。如果在这些地方的失败是一次大失败，王国的其余部分就会土崩瓦解；因为德意志完了，接着就会是意大利和尼德兰，尼德兰之后就是美洲；伦巴底之后就是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要想保全哪一方都是不可能的。

　　西班牙接受了这个逻辑，把自己拖进一场广泛持久的消耗战，或拖到胜利的到来，或等到和平妥协的实现，或使整个体系衰竭崩溃。

　　不断开战的巨额费用以及不愿放弃四大战场中的任何一方，可能已足以表明西班牙帝国的野心是肯定实现不了的。而且，还有另外一个联系紧密、证据充分的原因：即西班牙政府没有把可利用的资源有效地利用起来，其经济上的愚蠢导致权力的腐败。

　　外国人通常把查理五世或费利普二世的帝国视为律令严明的整体，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它不过是一片分散的领土，各自都有自己的特权及其引以自豪的特殊性。没有真正的中央管理机构（立法或司法除外），唯一的实际联系是君主本人。这里缺乏一个使人产生整体感的机构，统治者可能从来就没有视察过整个国家，国王很难从他的一部分领土筹款到另一部分去作战。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纳税人情愿为抵抗土耳其人建立一支舰队，但一想到要用钱支持西班牙在尼德兰的战争就怒气冲天；而葡萄牙人懂得保卫新世界的意义，但对德意志的战争毫无热情。这种强烈的地方主义助长并反映在各地紧抓着自己的财政权上。例如，西西里的领地抵制哈布斯堡家族早期增加赋税的做法，于1516年和1517年起来反抗西班牙总督；西西里既穷又有无政府倾向，并有一个议会，当然不能为哈布斯堡的整体防卫利益作出多大贡献。在那不勒斯王国和新占领的米兰，迫于马德里的压力的西班牙行政官筹集新款项所遇到的立法障碍较少，因此两者都能在查理五世时期提供相当的财政援助，但实际上在为保住米兰而进行的战争和反土耳其的战争中，钱是朝相反方向流去的。西班牙为了守住地中海这个“屏障”，不得不向意大利送去数百万达卡，以补充从当地征得的款项。“三十年战争”期间，这种模式被颠倒过来，意大利纳税人资助在尼德兰和德意志的战争。不过，如果把1519年到1659年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很难相信哈布斯堡家族在意大利的领地对公共基金所作的贡献，会大大超过他们为自己的防御而从公共基金中支出的部分。

哈布斯堡家族争霸(9)

　　尼德兰当然是帝国总收入更大的耗费之地。查理五世统治初期，国会提供的税款不断增加，尽管总要为数字讨价还价，并坚持要承认他们的特权。到了这个皇帝的晚年，他们为在意大利和德意志进行战争而需要频繁地拿出额外款项而愤怒，这与宗教不满情绪和商业上的困难结合起来，产生了普遍的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情绪。到1565年，低地国家的国债达1 000万佛罗林，债务加上一般行政费用已超过赋税，于是西班牙就得弥补这个差额。又经过马德里的十年瞎指挥，地方性反感演变成公开暴动，尼德兰成为帝国资源的一大漏洞，6.5万人以

上的佛兰德军在一个又一个十年里消耗着西班牙政府总支出的1/4。

　　但是，在动员资源方面最惨重的失败发生在西班牙本土。那里，王室的财政权实际上极其有限，阿拉贡的三块领地（阿拉贡、卡泰罗尼亚和瓦伦西亚）都有自己的法律和税务制度，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结果，国王唯一有保障的收入是来自王室的财产，额外的款项既数目微少，又很不情愿。例如，费利普四世这样不顾一切的统治者，在1640年想要卡泰罗尼亚为派到那里保卫西班牙前线的军队拨款时，结果只是引起一场历时经久的著名暴动。葡萄牙虽然从1580年直到1640年起义时期被接管，但在财政上完全自治，从不为哈布斯堡的整个利益提供定期款项。剩下的卡斯提尔是西班牙税务体系中的真正“奶牛”，尽管这里的巴斯克诸省也都是免税的。乡绅们在卡斯提尔议会中拥有强有力的代表，通常很愿意为他们免交的税款投票。况且，1/10的营业税、关税这类正常赋税，加上服务税（议会特批）、食品税（也是议会特批）以及各种教会摊派等（这些都是主要的额外赋税），很容易伤害商业、物品交换和穷人，因而造成普遍贫困化和不满，致使人口下降（通过向国外移民）。

　　直到美洲白银的流入给西班牙王室带来大量的额外收入之前（大约为16世纪60年代至17世纪30年代后期），哈布斯堡的战争费用主要由卡斯提尔的农民和商人承担；即使是白银流入的高峰期，王室从新世界得到的收入，也只有从卡斯提尔及其600万居民中榨取的1/4到1/3。除非将捐税负担较平均地分摊给整个王国，换言之，就是分摊到哈布斯堡的全部领土，否则，仅靠卡斯提尔来维持那个时代压死人的军事开支，确实是杯水车薪。

　　在剥削卡斯提尔纳税人时所采用的经济倒退手段，使得这种不合比例的情况更趋严重。这个王国的社会思潮从来就不利于商业，但是在16世纪初期，那里有过相对的经济繁荣、人口增长，并出现一些重要的工业。然而，反宗教改革的到来和哈布斯堡的频繁战争，刺激了西班牙社会的许多军事部门而减弱了商业成分。这个社会存在的经济刺激因素，全都使人感到求一份教会有俸圣职或买一份小贵族的特权是明智的。这里长期缺乏熟练的手工业工人，例如在武器制造业，劳动力的流动和就业的灵活性受到行会的阻碍。甚至农业的发展也受到有名的牧羊主行会，即麦斯塔的特权的妨害，这些人的羊群可以在全国到处放牧。由于16世纪前半叶西班牙人口的增长，导致进口更多的粮食。因为麦斯塔为这些放牧权付出的钱进入王室金库，而要废除这种做法就会激怒王室的一些强有力的支持者，因而没有可能改变这种制度。最后，虽然存在一些显著的例外，如从事羊毛贸易的商人金融家西蒙·鲁伊兹，以及塞维利亚地区，但卡斯提尔的经济整个来说还是大量依靠进口外国工业品，依靠非西班牙人，特别是热那亚、葡萄牙和佛兰德企业家提供的服务。它也依靠荷兰人，即使是在敌对期间：“到1640年，西班牙海港3/4的货物都是荷兰船运来的”，让这个国家的最大敌人占便宜。毫不奇怪，西班牙一直不能维持贸易平衡，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再出口来自美洲的金银。

　　140年战争造成的可怕巨额费用，就这样强加到一个在经济上无力承担的社会身上。哈布斯堡的君主们没有能力用最有效的方式征集赋税，只得求助于各种权宜之计，这样做短期内方便，对国家的长远利益却极其有害。税额以各种方式不断上升，很少落到那些最容易担负的人的肩上，而总是要伤害商业。一个急于得到现款的政府出售各种特权、专利和荣誉。一种形式简陋的赤字财政发展起来了，一方面以卡斯提尔将来的赋税和美洲财富作抵押，大量向银行家借款；一方面发放带利息的政府债券，这反过来又抽走了可以投入贸易和工业的资金。而政府的债务政策总是采用过一天算一天的方式，从来没有谨慎的限制，也没有一种由中央银行可能施加的控制来制约。甚至在查理五世统治的后期，政府的赋税就已提前多年抵押了；1543年，普通赋税的65%要用来偿付已经发出的债券利息。王室的“正常”收入被转让出去越多，就越要急切地寻找额外收入和新税。例如，银币就一再用铜币维隆来替代，实行贬值。有的时候，政府干脆扣押运给私人的美洲白银，强迫货主接受债券作为补偿。还有些时候，如前所述，西班牙国王们宣布他们自己暂时破产，停止偿付利息。如果说这种行为经常毁掉金融家族本身，那么也肯定降低了马德里将来的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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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家族争霸(10)

　　虽说这些岁月里打击卡斯提尔经济的某些因素不是人为的，它们却因人为的愚蠢而更具破坏力。17世纪初期造成农村人口税减的瘟疫是不可预料的，它们加剧了别的因素——横征暴敛的租税、麦斯塔的所作所为以及军役，这些因素已经侵害了农业。美洲白银的流入肯定会造成经济问题（特别是价格上涨），那时的社会却没有对付这个问题的经验，但西班牙通行的条件意味着这种现象对生产者阶级的危害超过非生产阶级，白银很容易从塞维利亚流出，迅速流入外国银行家和军火商手里，结果，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新财富在王室手里不是用来

造成“稳定的财政”，而是起了反作用。有人说，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贵重金属，对西班牙而言，就像水浇在屋顶上，浇上去就流走了。

　　因此，西班牙衰落的核心问题是，没有认识到保存一个强大的军事机器的经济支柱的重要性。一次又一次地采取错误的决策：驱赶犹太人，后来是驱赶摩尔人；中断与外国大学的联系；政府指示比斯开造船厂集中生产大型战船，而几乎完全排斥较小的、更有用途的商船；出卖专利权、限制了贸易；对羊毛出口课以重税，使其在国外市场上失去竞争力；西班牙各王国之间的内部关卡有害于商业，造成物价上涨。所有这一切只是其中一些不明智的决策，这些决策从长远来看，严重影响了西班牙给自己规定的在欧洲（以及欧洲以外）事务中扮演的重要的军事角色的能力。虽然西班牙大国的衰落直到17世纪40年代才充分暴露出来，但其原因早在几十年以前就已存在了。

　　三 国际较量

　　强调哈布斯堡的失败是重要的，但这个失败也是相对的。不研究其他欧洲大国的经历而就此驻笔，不能算是全面的分析，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论证的，战争“是16世纪国家所面临的最最严峻的考验”。军事技术的变化使得军队大规模扩张，而几乎同时发展起来的大规模的海军冲突，给西方有组织的社会增加了巨大的新压力。每个参战国都要学会怎样组织一个有能力的行政管理机构来对付这场“军事革命”，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要寻求新办法来支付螺旋式上升的战争费用。哈布斯堡统治者及其臣民承受的压力可能是不同寻常的，因为他们的军队作战年头最长；但是，如表1所示，监督和供养大量的武装部队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它们当中的很多国家看来比西班牙帝国占有的资源要少得多，它们是怎样应付这个考验的呢?

　　表1.1470年—1660年兵力的增长

　　这个简短的概述省略了哈布斯堡家族的最顽强最有威胁性的敌人——奥斯曼帝国，主要是由于它的长处和弱点已在前一章讨论过了。但值得回味的是，土耳其行政官员不得不对付的许多问题和缺陷，看起来类似于费利普二世及其继承人所遇到的，战略扩张过度，未能有效地利用资源，为了宗教的正统或军事威望而压制商人的企业家精神。俄国和普鲁士的状况也被省略了，因为它们成为欧洲政治强国的时代尚未到来。还有波兰-立陶宛，虽然领土广大，但由于民族分散和封建主义的桎梏（农奴制、落后的经济、选举君主制，“一种贵族无政府状况，即俗话所说的政治无能”），妨碍它起步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因此，这里要讨论的国家是法国、英国这种“新君主国”，以及瑞典和联合省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因为法国将最终取代西班牙成为最大的军事强国，历史学家们很自然地要强调前者的许多长处。但是，因此而把法国占优势的日期提前就错了；在本章讨论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法国看起来（实际上也如此）比它南边的邻国弱得多。在百年战争后的几十年中，面对英格兰的王室土地——勃艮第和布列塔尼——并入法国，征收直接税（特别是人头税）而不向议会申请的习惯，新国务大臣们的稳妥的行政管理工作，以及拥有一支强大的炮兵辎重队的“王家军队”的存在，都使法兰西似乎要成为一个成功的、统一的、封建后期的王国。然而这个体制的脆弱性很快就清楚了。意大利战争不仅一再显示，法国想在那个半岛争取努力的举动是多么短命和可悲（甚至和威尼斯或土耳其联盟都是如此），付出的代价也极其昂贵：在致命的1557年，不仅哈布斯堡家族，法国王室也宣告破产。早在那次崩溃之前，尽管人头税和间接税如盐税和关税都提高了，法国王室依然从金融家那里以高利（10%—16%）举借重债，而且采取了一些不光彩的权宜之计，如卖官鬻爵。更糟的是，正是在法国，而不是在西班牙或英国，宗教竞争和大贵族的野心相互起作用，造成一场血腥的、长期的内战。1560年以后的法兰西不仅谈不上是一个国际事务中的强国，而且有可能变为欧洲的新斗鸡场，说不定会像尼德兰和德意志那样，按照宗教边界而被永久地分割了。

　　只有在纳瓦雷的亨利继承法国王位，成为亨利四世（1589—1610年在位）以后，他的对内妥协、对外以武力反抗西班牙的政策才使情况得以好转。他在1598年与马德里签订的和约非常有利于法国保持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那是一个被内战、盗匪、昂贵的物价、毫无规律的贸易和农业严重削弱的国家，加上其支离破碎的财务制度。1596年国家债务几乎达到3亿里弗尔，那年3 100万里弗尔的赋税有4/5已经派了用场，被事先花出去。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是一个正在恢复的社会。但是，它的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其人口有1 600万，是西班牙的2倍，英格兰的4倍。虽然在都市化、商业和金融方面比不上尼德兰、北意大利和伦敦地区，但它的农业是多样的、健康的，通常总有剩余食品。法兰西潜在的财富在17世纪初明显地表现出来，那时由亨利四世的得力大臣萨利管理经济和国家财政，萨利除了出卖世袭官爵并向其征税外，没有增加什么新的财务手段；他只是对税收机构进行全面整顿，清除了数千名非法的自称免税的人，恢复王室土地和收入，重新商定国债的利息。1600年以后的几年之内，国家预算已达到平衡，先是萨利，后来则有路易十四的大臣柯尔贝尔想出各种办法支持工业和农业：降低人头税、造桥、修路、开凿运河，以利物资的运输；鼓励纺织工业，建立王室工厂，去生产奢侈品替代进口货等。并非所有这些措施都能满足人们的期望，但比起费利普三世的西班牙却是出色之举。

哈布斯堡家族争霸(11)

　很难说，要不是亨利四世在1610年遭到暗杀，这些恢复工作是否还会继续。很明显，这个“新君主国”没有一个能在没有适当的领导的情况下正常运行，从亨利四世之死到17世纪30年代黎塞留巩固王权的这段时间里，法国内部的政治斗争、胡格诺教徒的不满以及贵族的阴谋倾向，再一次削弱了它作为欧洲大国的能力。而且，当法国终于公开加入三十年战争的时候，它并不像某些历史学家描述的那样，是一个统一的、健康的国家，而是一个仍然被老毛病折磨的国家。贵族的阴谋活动仍然很猖狂，在1648—1653年期间达到高潮；农民、城市

失业工人以及胡格诺教徒的起义，加上地方官僚对议事进行的阻碍，全都妨害政府机构行使正常职能；人口普遍下降，气候恶化，农业减产，以及那个时期似乎扰乱欧洲许多地方的发生率很高的瘟疫，都影响了它的经济，使之难以支撑一场大的战争。

　　因此，从1635年之后，法国的税收不得不以各种方式增加。官爵出售加快了，早年曾削减的人头税增长到如此之多，以至于到1643年时，年收益已经加倍。即使这样仍不足以弥补反对哈布斯堡的战争费用，直接的军事负担是支持一支15万人的军队，另有给盟国的津贴。1643年是法国在罗克鲁瓦对西班牙战争的大胜之年，政府的开支几乎是收入的两倍，黎塞留的继承人马扎林陷入绝境，只好加紧出售政府官爵，更加严格控制人头税，而这两项政策都很不得人心。1648年的起义从拒绝纳税开始，反对马扎林的新财政措施并非偶然。这类动乱迅速导致政府失去信用和无可奈何地宣布破产。

　　结果，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的法西11年战争中，两个对手就像被打得昏头昏脑的拳击手一样，在几乎耗尽体力的情况下，互相紧紧地抓住对方，而不能将另一方打倒。双方都遭受国内起义、普遍贫困化和厌战情绪的折磨，都处于财政崩溃的边缘。诚然，在东居昂和蒂雷纳这样的将领和勒·泰利埃这样的军事改革家指导下，法国军队逐渐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军队，但是，黎塞留建立的海军由于陆战的需要，很快解体。而这个国家仍需要巩固的经济基础。结果，法国人的好运到来，英国在克伦威尔统治下重振海军和陆军，选择时机加入冲突，终于使天平转向不利于倒霉的西班牙。此后签订的《比利牛斯和约》与其说象征着法兰西的伟大，不如说象征着它那过分扩张的南方邻国的相对衰落，西班牙此时只是在凭借极其顽强的精神而进行战斗了。

　　换句话说，每个欧洲国家都有其优势和弱点，真正需要的是如何防止弱点压倒长处。这点适用于处在西边和北边的“侧翼”国——英国和瑞典，它们的干涉在几个关键时刻有助于打击哈布斯堡的野心。在这140年里，比方说，英国站在那里保持中立，装备好以待大陆上的冲突的情况是几乎没有的。玫瑰战争以后英国元气恢复的关键在于，亨利七世着力于国内稳定和紧缩财政开支，至少是在1492年与法国达成和议后，都铎王朝的第一位君主削减自己的开销，还清债务，鼓励羊毛贸易和渔业，普遍地鼓励商业，为这个饱受内战和动乱之苦的国家提供了一个急需的休养生息的空间；农业的自然高产，与低地国家进行的繁荣的布匹贸易，扩大利用富饶的沿海渔场，热闹不凡的沿海贸易都起了作用。在国家财政方面，这位国王收复王室土地，接管原属于反叛者和王位竞争者的财产，与贸易繁荣带来的关税收入，以及星法院［3］和其他法院的收益合在一起，造成一个健康的入超。

　　但是政治和财政稳定并不就等于拥有权力。比起法国和西班牙的众多人口，英格兰和威尔士的300万—400万居民并不算多。这个国家的财政机构和商业基础设施，比起意大利、德意志南部以及低地国家还很粗糙，尽管在都铎世纪里工业有相当的发展。在军事水平上，差距就大多了。一旦亨利七世坐稳王位，他就解散了自己的军队，并禁止大权贵的私人军队（除少数例外）；正当法国和哈布斯堡家族在意大利改变军事冲突的性质和规模的时期，英国除了“国王卫队”和某些守备部队以外，没有正规的常备军。结果，都铎王朝初期的武装力量仍沿用传统武器（大弓、长柄矛）装备，用传统方式征集（郡民兵、志愿“联队”等等）。然而，这种落后状况并不能阻止他的继承人亨利八世对苏格兰人发动战争，或妨碍他在1513年和1522—1523年对法国进行干涉，因为英国国王可以从德意志雇佣大量“现代”军队——枪兵、火绳钩枪兵和重骑兵。

　　虽说这两次早期在法国的军事行动以及后来在1528年和1544年的英国入侵没有以军事惨剧告终，虽说他们真的经常迫使法国君主收买这些捣乱的英国进攻者，但这些军事行动确实造成灾难性的财政后果。1513年在内阁财政部70万英镑的总支出中，有63.2万英镑用来支付士兵薪饷、军需、战船和其他军事费用。［4］亨利七世积累的库存很快就被他那野心勃勃的后代花掉了。亨利八世的首相沃尔西因采取强迫借债、“王税”以及其他武断方式筹款而引起普遍不满。只是16世纪30年代托玛斯·克伦威尔夺取教会地产才使财政情况缓和；实际上，英国宗教改革使王室收入加倍，使大规模军事防卫项目的建设成为可能，如沿英吉利海峡和苏格兰边境的要塞、皇家海军新造的大军舰、对爱尔兰起义的镇压等。但是，16世纪40年代对法国、对苏格兰的灾难性战争用掉了213.5万英镑，约为王室正常收入的10倍。这就迫使国王的大臣们采用最不择手段的权宜之计：低价出售宗教财产，捏造罪名没收贵族产业，一再强行借债，货币大贬值，最后是求助于富杰尔斯和其他外国银行家。1550年同法国和解也就成了一个濒于破产的政府的救急良方。

哈布斯堡家族争霸(12)

　　这一切都表明，16世纪前半叶的英国实力非常有限。它是一个相对单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虽然在边境地区和爱尔兰差得多，并常有可能把王室的资源和注意力吸引去。主要出于亨利八世的兴趣，英国在防御方面很强，拥有一些现代堡垒、炮兵、船坞、相当可观的军火工业，以及一支装备精良的海军。不过，陆军的质量不高，又受财政限制，不可能进行一场大战。当伊丽莎白一世在1558年登上王位时，她的谨慎足以使她认识到这些局限性，并在不超过这些限度的情形下达到她的目的。在1570年以后的危险年代，当反宗教改革达到高峰，西

班牙军队活跃在尼德兰时，这是一个难以实现的任务。因为伊丽莎白的国家不是任何一个真正的欧洲“超级大国”的对手，她想办法通过外交保持英国的独立，甚至当英西关系恶化时，她将对付费利普二世的“冷战”施行于海上，这样做至少是便宜的，偶尔还可得利。虽然需要为保住苏格兰和爱尔兰两翼提供款项，在16世纪70年代需要支援荷兰起义者，伊丽莎白和她的大臣们还是在她执政的前25年成功地积累了一笔相当可观的余款，这笔款项的积累恰逢时机，当1585年决定派遣一支由莱斯特指挥的远征军去尼德兰时，这位女王需要的正是一笔“战争基金”。

　　1585年以后与西班牙的冲突，给伊丽莎白政府加上战略和财政的双重负担。海军领袖如霍金斯、雷利和德雷克等人，在考虑英国应采取的最佳战略时，敦促女王采用拦截西班牙的白银贸易的政策，进攻敌人的沿海和殖民地。总之，就是利用海上优势打一场实惠的战争——这是一个在理论上很诱人的建议，虽然在实践中很难实行，但是还需要将部队送到尼德兰和法国北部去，以援助那些同西班牙军队作战的部队。采用这个战略并非出于热爱荷兰反抗者或者法国新教徒，其唯一的原因，正如伊丽莎白所解释的：“法国末日到来之时，亦正是英国行将灭亡之日”，因而保持欧洲“均势”至关重要，必要的话就进行实际干涉；这种“对大陆的义务”持续到17世纪初，至少是以个人的形式，因为当远征部队在1594年并入联合省的军队时，很多英国部队留了下来。

　　英国一方面在陆地上阻碍费利普二世的计划，一方面在海上干扰他的帝国，这种双重作用为维持欧洲政治的多元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支持8 000人在海外作战是个很大的压力。1586年送往尼德兰的经费总数超过10万英镑，1587年为17.5万英镑，每年相当于当年总支出的一半；西班牙无敌舰队进攻那年，给英国舰队的拨款超过15万英镑。结果，伊丽莎白的年度支出在16世纪80年代末期相当于初期的二三倍。在下一个十年里，王室每年耗费35万英镑以上，女王统治的最后4年里，爱尔兰战争将每年平均支出提到50万英镑以上。政府想尽一切办法从其他来源筹款，如拍卖王室地产、出卖专利，但还是无济于事，只得一再召集下议院开会，请求额外拨款。总共200万英镑左右的款子终于批拨出来，英国政府既没有宣布破产，也没有拒付军队的薪饷，足以证明这位君主和她的大臣们的技巧与谨慎。战争年代考验了这整个制度，给第一位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留下债务，使他和他的继承者处于依赖一个不信任的下议院和一个提心吊胆的伦敦金融市场的地位。

　　这里没有篇幅探讨王室和议会之间越来越深刻的冲突，这个冲突在1603年以后的40年里居英国政治的统治地位，而财政又是冲突中心。英国军队在17世纪20年代对欧洲大战的不适当的、偶尔的干涉虽然花钱不少，对三十年战争的进程却影响甚微。在此期间，英国的贸易、人口、海外殖民地和一般的财富都增长了，但没有国内的和谐，上述条件都不能为国家权力提供一个坚固的基础；实际上，关于“船款”税这类在理论上可以加强国家武装力量的争吵，很快导致了王室同议会的一场内战，必将削弱英国在17世纪4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对欧洲政治的作用。当英国重新出现的时候，是在一场激烈的贸易战中向荷兰人挑战（1652—1654年），这里不管交战者的目标何在，对整个欧洲均势的作用不大。

　　克伦威尔的英国在17世纪50年代有可能比任何前一届政府更为成功地扮演了大国角色，从内战中产生的新军，终于消除了英国军队和它的欧洲伙伴之间存在的传统差距。按照拿骚的莫里斯和古斯塔夫·阿道弗斯方式建立的、以现代方法组织和训练出来的英国军队，经过多年战争磨炼，纪律严明，（一般）按期领饷，能够对欧洲的均势发生作用，这已为1658年在迪讷战场上击败西班牙军队所证实。不仅如此，共和国的海军在那个时代更为先进。下议院宠爱它，因为它在内战中一般是宣布反对查理一世的。舰队在17世纪40年代后期经历了一场更新，规模扩大一倍多，从39艘战舰（1649年）增到80艘（1651年），工资和条件改善了，船坞和后勤支援改进了，所有这些款项都由一个深信利益和权力是同步的下议院按期投票批准。这也正恰到好处，因为海军在对荷兰的第一战中就碰上同样的劲旅——指挥官特隆普和德·吕伊特，是同布莱克和基克一样出色的将领。当1655年以后对西班牙帝国进行作战时，无怪乎战果累累：占领阿卡迪亚（新斯科舍），在伊斯帕尼奥拉一场惨败后占领牙买加，1656年夺取西班牙的部分财宝舰队，1657年封锁加的斯并在圣克鲁斯消灭西班牙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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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家族争霸(13)

　　英国军队终于打破平衡，迫使西班牙在1659年结束同法国的战争，但这个成就并非没有国内的压力。在1655年以后的岁月里，有利可图的西班牙贸易让给了中立的荷兰人，敌人的私掠船沿着大西洋和地中海航线掠夺了不少英国商船。最重要的是，负担一支多至7万人的陆军和庞大的海军是耗资巨大的；有一种估计认为，1657年英国政府支出的287.8万英镑中，有190万镑用于陆军，74.2万镑用于海军。捐税制定了，在史无前例的水平上有效地征收着，但对于一个花费“相当于查理一世时代的4倍”的政府还是不够，而在英国革命以前的查理

一世在位时的支出“就被认为令人难以容忍了”。债务不断增加，士兵和水手的薪饷推迟发放。西班牙战争这几年无疑增加了公众对克伦威尔统治的不满，使得大多数商人阶级恳求和平。当然，英国并没有被这场冲突完全摧毁，要是它像西班牙那样长期地争夺大国霸权，那肯定就会毁灭了。英国内陆和海外贸易的发展，加上来自殖民地和航运的利润，开始造就一个坚固的经济基础，使伦敦政府在将来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可以依赖。确切地说，因为英国和尼德兰联合省已经建立了有效的市场经济，所以在把生活水平提高和人口增长结合起来的方面取得了少有的成就。但是，在国家的军事努力同鼓励国民财富增长这二者之间保持平衡，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在护国时期结束的时候，这个平衡变得太脆弱了。

　　如果我们把英国的兴起与另一个“侧翼”国瑞典相比较，在国家管理方面的这个严重教训就更清楚了。在整个16世纪，这个北方王国的形势都不太妙。吕卑克和（特别是）丹麦挡住了它自由进入西欧的通道，东侧不断地同俄国发生战争，与波兰的关系也一再分散注意力，瑞典要维持生存已够忙的了；在1611—1613年的战争中惨败于丹麦，预示着这个国家的命运是衰落而不是扩张，而且还将遭遇内部分裂之苦。这种分裂是立宪性的而不是宗教性的，结果是肯定了贵族的广泛特权。但是瑞典最大的弱点是它的经济基础。它的广大领土多是北极圈内的荒地和森林。分散的农民大多自给自足，占它90万人口的95%；加上芬兰，大约有125万人，比许多意大利的城市国家都要小。城镇和工业太少了，“中产阶级”简直谈不上，以物易物和提供劳务仍是主要的交换形式。因此，年轻的古斯塔夫·阿道弗斯在1611年登上王位时，瑞典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只不过是一个侏儒。

　　两个因素——一个外部的、一个内部的，促使瑞典从这个不景气的基础上迅速成长起来。首要的因素是外国企业家，特别是荷兰人，但也有德意志人和华隆人［5］，在他们看来，瑞典是一个有前途的“未发展”国家，有丰富的原料如木材、铁矿和铜矿。这些外国企业家中最有名的是路易·德·吉尔，他不仅卖给瑞典人成品和买走矿石，而且时间长了，还建立了木材厂、铸造厂和工厂，向国王贷款，把瑞典人拉进主要以阿姆斯特丹为基地的商业“世界体系”。这个国家很快就变成了欧洲最大的铁和铜的生产地，而这些东西的出口又带进大量外汇，很快就有助于建设武装部队。而且瑞典在军备上也变得自给自足，这种少有的特长还得感谢外国的投资和技术。

　　内部因素就是古斯塔夫及其助手实行的一系列有名的改革。法庭、国库、税收制度、中央管理最高法院以及教育，都是在这个时期变成有效率、有成果的领域，而且这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把贵族从派系斗争中引开，让他们为国家服务。宗教团结巩固了。地方和中央政府看起来都在发挥职能。在这些坚实的基础上，古斯塔夫可以建立一支瑞典海军用来保护海岸线不受丹麦人和波兰敌手的侵犯，保证瑞典军队安全通过波罗的海。最重要的是，这位国王的名声来自他的军事改革；他以征兵制为基础发展了国家常备军，用新式战术训练部队，改进骑兵，引进机动的轻炮兵，最后，他的指导给部队带来纪律和高昂的士气。当古斯塔夫在1630年夏天开进德意志北部去支援新教运动时，他指挥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战斗部队。

　　这种优势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欧洲战争比起瑞典早期经历过的任何一场对邻国的地区性战争，规模都大得多，代价也大得多。到1630年底，古斯塔夫指挥着一支4.2万人的军队；12个月以后，那个数字翻了一番；在决定命运的吕岑战役之前，他的军队膨胀到15万人。瑞典军队在主要战斗中构成精锐部队，也用来把守战略要地，但没有足够的人力组成那样庞大的军队；实际上，那15万的“瑞典军队”中有4/5是外国雇佣军，苏格兰人、英国人、德意志人，他们的花费是极其昂贵的。早在17世纪20年代对波兰的战争就使瑞典的国家财政感到紧张，而德意志的战争更加费钱。然而瑞典人却出色地想出办法让别人为战争付钱。外国人的资助，特别是法国人的资助是人人皆知的，但那只能补偿一小部分开销。真正的来源是德意志本身；各个公国和自由城市如果是盟友就要资助这一事业；如果是敌对的就得拿出赎金，以避免抢劫。另外，这支由瑞典人控制的庞大军队从他们驻扎的领土上索取驻地、食品和饲料。其实这个制度已由皇帝的助手华伦斯坦完善了，他的索取“资助”的政策养活了一支10万人以上的帝国军队。但这里的关键是，并不是瑞典人出钱在1630年到1648年这一时期用这支大军帮助打击哈布斯堡家族。就在威斯特伐利亚议和谈判的那个月，瑞典军队还在抢掠波希米亚；而它要求一大笔“赔款”才肯撤兵，也是完全正当的。

哈布斯堡家族争霸(14)

　　虽然这是瑞典人的一个惊人成就，但它在很多方面使人对瑞典在欧洲的地位有一种幻觉。它的强大的战争机器在很大程度上是寄生性的。瑞典军队要在德意志活下去必须抢劫，否则部队就会哗变，那对德意志更有害。当然，瑞典人要自己花钱供养海军，保持国内防御，支持德意志以外的其他地区的军队；像其他国家一样，它消耗了政府的财政，导致不顾一切地向贵族出售王室土地和赋税，因而减少了长期的收入。“三十年战争”也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极其沉重的税收压在农民身上。加之，瑞典的军事胜利给它带来好几块波罗的海对岸

的领地——爱沙尼亚、利沃尼亚、不来梅、大部分波美拉尼亚——应当承认它们带来商业和金融上的利益，但是在和平时期维持它们，在战时保卫它们免入嫉妒的敌人之手，这样给瑞典政府造成的费用大大超过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在德意志进行的大规模战争。

　　甚至到1648年以后瑞典仍旧是一个相当强大的国家，但只是属于地区性的。在查理十世（1654—1660年在位）和查理十一世（1660—1697年在位）时，有人争论说它在波罗的海舞台上处于高峰，成功地挡住丹麦人，顶住了波兰、俄国和兴起的普鲁士政权。在查理十一世时转向绝对专制的做法，扩大了王室的财权，有可能维持一支和平时期的庞大常备军。不过，这些都是在瑞典逐渐从一流国家下降时用来加强自己的措施。用罗伯特教授的话说：

　　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瑞典沉湎在胜利之中，被战利品所膨胀；查理十一世把她带回日常生活的灰色光线之下，制定适合她的资源和真正利益的政策，给她以实行这些政策的装备，为她准备了符合二等强国的身份和尊严的前途。

　　这些成就并不小，只是在更大的欧洲范围内它们的意义有限。值得注意的是，波罗的海的权力平衡的程度，即瑞典和丹麦、波兰以及勃兰登堡所依赖的权力平衡的程度，在17世纪后半叶是受法国、荷兰，甚至英国（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影响和“操纵”的，手段是财政补助和外交干涉，在1644年和1659年则是一支荷兰舰队。最后，当瑞典在这场外交大战中不再能被称为“傀儡”国家的时候，比起西方兴起的强国，它仍然是一个经济侏儒，总要依靠它们的补贴。在1700年前后，它的外贸不过是联合省或英国的很小的一部分；它的政府开支大概只有法国的1/50。在这个不坚实的物质基础上，又没有可能获得海外殖民地，瑞典尽管有令人羡慕的社会和政治稳定性，却再没有机会保持在古斯塔夫·阿道弗斯统治下所取得的短期军事优势。事实上，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它始终要抓紧防备，想办法阻止普鲁士从南方、俄罗斯从东部的进攻。

　　最后一个例子是这个时期的荷兰政权，它与瑞典形成鲜明的对比。它是在革命的混乱局面中产生的国家，是由7个各不相同的省份组成的集团，这些省份以不规则的边界与哈布斯堡所属尼德兰的其余部分分割开来，只是一个大王朝帝国中的一小部分，人口和领土都很有限，但迅速变成了欧洲内外的一大强国，并持续几乎一个世纪。它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是，有一个共和式的、寡头政治形式的政府，虽然这点和意大利的前身威尼斯是相同的。但它真正的特点是，它的力量的基础牢固地建立在贸易、工业和金融领域。它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军事强国，至少在防御方面是如此。直到17世纪后期英国的海军兴起，它一直是最有力量的海上强国。但这些武装力量的表现只是荷兰的力量和影响的结果，而不是本质。

　　当然，在他们暴动的早期，这7万余荷兰暴动者在欧洲事务中没起什么作用，实际上几十年后他们才把自己看成一个单独的国家，到17世纪初期边界才形成。所谓尼德兰的起义一开始只是零星分散的事件，这其中不同的社会集团和地区互相争斗，同时也反对他们的哈布斯堡统治者，有时也与哈布斯堡妥协，在16世纪80年代就有好几次。当帕尔玛公爵为西班牙收复领土进行卓越的指挥时，他几乎看到了胜利。要不是来自英国和其他新教国家的补贴和援助，要不是进口了大量的英国枪炮，要不是西班牙军队被频繁地调往法国，暴动在那时可能就被镇压下去了。由于港口和船坞几乎全都在起义者手里，西班牙不可能掌握制海权，帕尔玛只能用慢速的、陆上包围的作战法，一旦他得到命令把军队开往法国，这种作战就失去了力量。

　　于是到了16世纪90年代，联合省留存下来了，而且有可能夺回东部失去的大部分省份和城镇。到这一阶段，它的军队也已训练有素，由拿骚的莫里斯指挥，他的战术发明和利用沼泽地作战的本领使他成为当时最好的指挥官之一。称之为荷兰军队是不恰当的：在1600年它有43个英国人联队，32个法国人联队，20个苏格兰人联队，11个华龙人联队，9个德意志人联队，只有7个荷兰人联队。尽管民族大混杂（但并非不典型），莫里斯却把它铸成一个一致的、标准的整体。毫无疑问，荷兰政府的财政能支持帮助他完成这个任务，他的军队比欧洲大部分军队更能按期得到薪饷，正如政府一贯为支持强大的海军而提供经费一样。

哈布斯堡家族争霸(15)

　　夸大荷兰共和国的财富和财政稳定，或者说它能轻松地支付这场长期冲突是不明智的，特别是在它的早期阶段。在联合省的东部和南部，战争造成相当大的破坏，贸易损失，人口下降，甚至繁荣的荷兰省也感到税收太重；1579年它要为战争拿出96万佛罗林，1595年几乎达550万佛罗林。到17世纪初，反西班牙的年度费用升到1 000万佛罗林，很多人担心，这场战争不用坚持多久就会造成财政困难。荷兰的幸运在于遭受损失更大的西班牙的经济，以及与其相应的、供养爱闹事的佛兰德军的能力，终于迫使马德里同意1609年的停火。

　　战争考验了荷兰的资源，但并没有耗尽他们。实际情况是，从16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发展迅速，当政府像所有的参战国那样需要向金融市场借债时，它有一个牢固的基础。经济繁荣的一个明显原因是，人口增长与摆脱哈布斯堡统治以后的更旺盛的进取精神相互作用。除了自然人口增长率外，还有来自南边或欧洲其他地区的好几万（或许几十万）难民。看起来很清楚，这些移民大都是技术工人、教师、手艺人和资本家，有很多东西可以贡献。1576年西班牙军队攻陷安特卫普，这给阿姆斯特丹更多的机会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起作用，而荷兰人确实也是利用一切可乘之机发展贸易。他们控制有利的鲱鱼贸易，开垦海田，都增加了资源。他们的大型贸易船队，特别是那种简单结实的货船，到1600年包揽了欧洲大部分运输业，木材、粮食、布匹、盐、鲱鱼，由荷兰船只通过每条水路运输。促使他们的英国盟友和荷兰卡尔文派牧师反感的是，阿姆斯特丹的商人竟然愿意把这类物资运给他们的死敌西班牙，只要利润超过风险。国内进口大批原材料，由阿姆斯特丹、德尔夫特和莱登等地的各行各业“加工”。主要的工业有“糖加工、冶金、蒸馏、酿造、制烟、缫丝、制陶、玻璃、军工、印刷、造纸”，不用惊讶，到1622年，荷兰的67万人口中有56%生活在中等城镇里。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与之相比都显得落后了。

　　荷兰经济的另外两个方面也增强了它的军事实力。其一是海外扩张。虽然这项贸易与欧洲水域低级的但大宗的买卖不能相比，但也是共和国的另一项来源。“从1598年到1605年，每年有25只船到西非，20只船到巴西，10只船到东印度群岛，150只船到加勒比海。1605年在安汶，1607年在德那地建立有主权的殖民地；在印度洋周围，亚马孙河口和日本（1609年）一带都建立了工厂和贸易站。”联合省和英国一样，在经济活动从地中海向大西洋世界逐渐转移的过程中得到了好处，而这个转移是1500年到1700年期间的主要世俗潮流之一；它开始对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有利，后来就给那些更有能力从全球商业获利的政权以强大的刺激。

　　第二个特点是阿姆斯特丹成长为国际金融中心，这是这个共和国充当欧洲的船运商、交换人和商品经济人的必然结果。金融家和机构所能提供的（接受有息存款，转移款项，给汇票记账和结算，发行债券），与威尼斯和热那亚等地已实行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同。但它反映出联合王国的贸易财富规模更大，可靠性更强，特别是因为主要投资者是政府的一部分，愿意想办法保持货币可靠、有保证的信誉和定期偿还债务的原则。这样的结果是，总是有钱借给政府，这使荷兰共和国比它的敌人具有无可估量的优势；由于它的信用好，还债及时，总可以用比任何其他政府优惠的条件借到钱。这在17世纪是个主要优势，实际上任何时候都是如此。

　　1621年与西班牙再次开战以后，这种能够轻易举债的能力就更重要了，因为武装力量的费用不断上升，从1 340万佛罗林（1622年）增至1 880万佛罗林（1640年）。即使对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这也是一笔巨款，特别是因为荷兰的海外贸易因战争而受损失，或者是直接损失，或者是贸易转入中立国手中。因此，尽可能让公共贷款支持大部分战争费用在政治上容易些。虽然这是造成公债猛增——荷兰省在1651年的债务为1.53亿佛罗林——这个国家的经济活力以及对偿付利息的谨慎态度意味着信用体系从没有过垮台的危险。虽然它显示了即使富国也在军事支出面前的退缩，它也证实了，战争胜利，取决于各方钱包的大小，而荷兰总能比其他国家耗得长久。

　　四 战争、金钱和民族国家

　　现在让我们概括一下本章的结论。1450年后进行的战争与“民族国家的诞生”密切相关。15世纪后期到17世纪后期这段时间，大多数欧洲国家经历了政治和军事权力实现中央集权的过程，通常在君主之下（但在有些地方是当地王公或一个商业寡头政体之下），伴随着国家税收权力增加和方法增多，收税的官僚机器也复杂多了，不像过去那样，国王们是“自己过自己的”，国家的军队则靠封建征募。

　　欧洲民族国家的这种发展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经济变化已经破坏了不少旧的封建秩序，不同的社会集团不得不通过新形式的合同和义务来互相联系。宗教改革把基督教社会按统治者的宗教偏爱而划分，把世俗和宗教权威合到一起，因而把世俗制度扩大至整个民族。拉丁语衰落了，政治家、律师、官僚和诗人越来越多地使用地方语言，也推动了这股世俗的潮流。交通工具的改善，更为广泛的物资交换，印刷术的发明，超越大洋的地理发现等等，使人们不仅知道有其他种族的人民，而且也知道有各种不同的语言、趣味、文化习惯和宗教。在这种环境下，无怪乎当时的许多哲学家和其他作家把民族国家当作公民社会的自然的也是最好的形式，认为民族国家的权力应该加强，它的利益应该保卫，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不管他们享受的是哪种宪法形式，都应该为共同的民族的利益而和谐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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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家族争霸(16)

　但是，战争以及战争的结果推动“民族建设”的紧迫而持续的压力，远远超过这些哲学思考和缓慢进化的社会潮流，军事实力使得许多欧洲王朝可以镇住他们本国的大亨，保证政治一致性和权威（虽然经常要向贵族妥协）。军事因素，或者确切地说，地理战略因素，有助于形成这些新的民族国家的地理边界，同时频繁的战争诱导民族意识——至少是以消极的形式——也就是说让英国人学会恨西班牙人，瑞典人恨丹麦人，荷兰反叛者恨他们从前的主子哈布斯堡家族。最重要的是，战争，特别是有利于步兵的那些费钱的防御工事和舰队发展

的那些新技术，迫使参战国家花费比以前更多的费用，在收入中找出相应的数目。所有关于早期近代欧洲政治花费的普遍增加，关于新的税收组织，关于国王与各集团之间的关系在改变的议论，不提到军事冲突的核心作用就只是抽象的空论。在伊丽莎白的英格兰或者费利普二世的西班牙的最后几年里，政府全部开销的3/4用于战争，或者用于偿还上次战争欠下的债务。陆军和海军行动并不一定总是新的民族国家存在的原因，但肯定是这些国家最费钱最紧迫的行动。

　　不过要是假定在16和17世纪，征收赋税、支持军队、装备舰队、发布命令、指挥军事战役这类行动，比如说，就像1944年诺曼底登陆那样进行，那就错了。正如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的，早期近代欧洲的军事机器是笨拙低效率的。在这个期间征集和控制一支军队是一桩困难之极的事业；衣衫褴褛的部队，运输问题，不标准化的武器，这些都是令大多数指挥官感到绝望的问题。即使有足够的款项用于军事目的，贪污和浪费又要拿走一部分。

　　因而武装力量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可预知的和可靠的工具。大队人马由于后勤供给短缺，或更严重的是缺乏薪饷而失去控制，是屡见不鲜的。佛兰德军在1572年到1607年之间至少发生了46次哗变，同样的，其他劲旅亦然，虽然不那么频繁，例如，在德意志的瑞典军队和克伦威尔的新军，黎塞留曾在他的“政治宣言”中憎恶地评论道：

　　历史上由于匮乏和混乱而自我毁掉的军队，比毁于敌人之手的多得多；我已亲眼看见了，在我的任期内开始进行的所有行动，都因为这个原因而不能完成。

　　这个薪饷和供给的问题从所有方面影响军事行动。有位历史学家证明古斯塔夫·阿道弗斯在德意志的惊人机动性，并不是像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军事战略计划的要求，而是反映了他只是在被迫为他们的庞大军队寻找食品和饲料。早在拿破仑的那句名言之前，指挥官们就已知道，一支军队吃饱了肚子才能前进。

　　但是这些物质条件的限制也适用于国家政权，特别是在为战争筹款的问题上。这个时期的国家不管多么繁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为这场漫长冲突的费用立即付款；不管征了什么样的新税，政府的收入和支出之间总有一个差距，只能靠贷款来弥补上，或者从私人银行家如富杰尔斯那里去借，或者像后来那样，从一个经营政府债券的正式组织的金融市场去借。不过，螺旋式上升的费用迫使君主拒付债务，贬值货币，或者试图采取它不得已的措施，结果带来急功近利，但造成长期损害，这样的事例亦是屡见不鲜的。正如他们的指挥官拼命想办法维持军队秩序，喂饱战马。早期近代的那些政府也是过着不安定的入不敷出的日子。纠缠着要议会批准更多的额外赋税、强迫富人和教会“捐赠”、与银行家和军火商讨价还价、劫掠外国财宝货船、回避众多的债权人等等，这就是那些年代里统治者和他们的官僚被迫从事的差不多是经常性的活动。

　　因此，本章的论点并不是说，哈布斯堡家族完全没有做出其他大国干得很漂亮的事情。这里并没有出现惊人的对照，成功和失败仅仅是用很小的差别来决定的。所有的国家，包括联合省，都由于军事和海军战役造成的不断的资源损耗而处于严重压力之下。所有的国家都经历了财政困难、军队哗变、供给不足、国内反对增税。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年代经受的不如说是耐受力的斗争，把参战国逼得越来越接近财穷力竭。到了“三十年战争”的最后10年，很明显，双方都不能拿出古斯塔夫和华伦斯坦指挥的那样规模的军队，因为各方都确确实实用光了人力和物力。因此，反哈布斯堡的胜利只是模糊的、相对的。他们在维持物质基础与军事实力的平衡上，干得恰好比对手哈布斯堡强了一点点。至少有些胜利者看到了在一场长期斗争中，国家的财富资源应该小心使用，而不是乱用。他们也可能承认，不管是多么勉强地承认，商人、制造商、农夫与骑兵军官以及枪兵对他们来说一样重要。但是，他们对此的理解超过哈布斯堡的程度是很小的。借用惠灵顿公爵后来的话说，这是一个“要命的势均力敌的事”。大多数大型斗争都是如此。

　　【注】

　　［1］《比利牛斯和约》即结束法国和西班牙战争（1635—1695年）的条约。——译者注。

哈布斯堡家族争霸(17)

［2］大约占1600年欧洲10 500万人口中的2 500万。

　　［3］星法院（Star Chamber），英国15—17世纪设在威斯敏斯特宫内的法庭，以滥刑专断著称于世。——审校者注

　　［4］我的同事罗伯特·阿史顿教授提醒我说，在这整个时期里任何公布的英国（或许还

有其他国家）政府收入和支出都只能看做名义上的；官吏减去的数目，贿赂、贪污、记账混乱等使公布的给陆军和海军的“分配额”大大降低。同样，国王的“收入”也只有一部分能到达君主手里。因此这里提供的统计数字是示意性的，而并非权威性的。

　　［5］华隆人，居住在比利时南部、东南部及附近的法国境内。——审校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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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

　（1815—1885）

　　国际力量对比逐渐变得不利于旧有的一流强国，而有利于那些既有资源，又善于组织利用新生产工具和新技术的国家。

　　拿破仑垮台以后半个多世纪发展起来的国际体制，具有一整套不寻常的特点，这些特点

有的不过是暂时性的，而另一些则成了近代的长期特征。

　　第一个特点是，一个整体的全球经济先是稳定地、然后（19世纪40年代）是引人注目地发展，这一发展吸引了比以往更多的区域加入以西欧——特别是以大不列颠——为中心的跨洋、跨大陆的贸易和金融网络。在英国取得经济霸权的几十年中，同时出现了交通运输的大规模改善，工业技术从一个区域向另一个区域日益加速的转移，产品产量骤然激增（这又反过来推动对农业土地和原料新产地的开发）。关税壁垒的削弱和其他重商主义的措施，再加上关于自由贸易和国际和谐的种种思想的广泛传播，说明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已经出现，这种秩序与18世纪再三出现大国冲突的世界迥然不同。1793—1815年斗争——在19世纪以“大战争”著称——的动乱和付出的代价，促使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同样尽可能去选择和平与稳定，这种形势由于有了欧洲协作体或签订自由贸易条约等措施而得到了巩固。这些情况自然鼓励了长期的工商业投资，从而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

　　第二，旷日持久的大国战争的消失并不意味着一切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就此结束。如果还有冲突的话，那就是欧洲和北美对较不发达民族的征服战争加剧了，这些战争在许多方面是向海外经济渗透和制造业的产量份额锐减的军事伴随物。此外，在欧洲大国中仍存在区域的和个别国家间的冲突，特别是民族问题和领土边界问题方面的冲突。但是，下面将要谈到，像1859年的法奥战争或19世纪60年代德意志统一战争那样的公开冲突，不论在持续的时间方面，还是在地区方面都受到了限制，甚至克里米亚战争也很难说是一场大冲突，只有美国的南北战争才可以说是这个规律的例外，应该作为大冲突来加以考察。

　　第三，产生于工业革命的技术，开始对军事和海战产生影响。但是，变化要比常人有时所描述的缓慢得多，只是到了那个世纪的下半叶，铁路、电报、速射武器、蒸汽推进力、装甲战舰，才真正成为军事力量的决定性的标志。虽然新技术加强了列强在海外享有的火力和机动性方面的领先地位，但经过好几十年陆海军将领才修正了他们如何打一场欧洲战争的思想。可是，技术变化和产业革命的双重力量正在陆地和海上稳步地产生影响，同时还在影响着列强的相对的力量。

　　虽然现在还难以做出概括，但由不平衡的工业和技术变化类型引起的大国均势的转移，可能比财政和信贷更影响着19世纪中期几场战争的结局。这部分地区是因为19世纪国家的和国际的银行业务以及政府官僚和机构（国库、稽查员和税吏）使得大部分政权能够更方便地从货币市场筹措经费，除非它们的信用等级特别低劣，或者它们在国际银行体制中存在暂时的偿付危机。但主要是由于以下的事实：发生的战争相对地说是短暂的，所以各方都注意利用现有的军事力量在战场上迅速取得胜利，而不是长期地动员国家资源和筹措新的收入。例如，不论有多少新取得的资金，都不能使奥地利逃过1859年和1866年战场上的失败，也不能在法国的军队于1870年的战争中被击溃后把富裕的法国拯救出来。的确，在南北战争中，占优势的财政使北方战胜了南方，英国和法国比濒于破产的俄国更有财力进行克里米亚战争——但这反映了它们经济上总的优势，而不是在信用和财政这一方面胜过俄国。因此，关于19世纪的战时财政的作用，就不像前一时期那样值得一谈。

　　这种种因素——国际经济的成长、工业革命激发的生产力、欧洲的相对稳定、在此期间军事和海军技术的现代化、仅仅爆发局部的和短期的战争的事实——对某些大国当然比对其他国家更加有利。尤其是其中的英国，它得益于1815年以后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总趋势是如此之多，以致它成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另一个类型的强国。其他国家在其相对力量方面往往严重地受到影响。可是到了19世纪60年代，工业化的进一步的扩大又一次开始改变世界的力量对比。

　　这一时期的又一个特征值得一提。从19世纪初期起，历史的统计材料（特别是表示经济的数字）有助于探究力量对比的转化和更精确地衡量这个制度的动力。但是，了解以下的事实很重要：许多数据是很不精确的，特别是那些缺乏有效的官僚机构的国家的数据更是如此；某些计算（例如世界产品产量的份额）不过是多年后统计学者作出的估计数；最重要的一点说明是，经济财富并不直接或经常转化为军事力量。统计学者所能做到的，是提供表示一个国家物质潜力的大致的材料，以及它在领先国家的各个方面相对排列的地位。

　　大部分经济史学者竭力强调，“工业革命”并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与1776年、1789年和1917年的几次政治“革命”相比，它是一个逐步的、缓慢进行的过程；它只影响某些制造业和某些生产资料；它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地发生，而不席卷全国。可是，这一切说明不能回避一个事实，即人类经济环境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转变在1780年前后开始出现。有权威人士认为，其重要性不亚于野蛮的旧石器猎人向驯化的务农者的转变（这当然要缓慢得多）。工业化（特别是蒸汽机）所做的是以无生命的动力源代替有生命的动力源；通过利用机器——“迅速、有规律、精确、不知疲劳”的机器——变热为功，人类就能利用大量新能源。引用这种新机器的结果简直是惊人的：到19世纪20年代，操纵动力织机的人，其产量20倍于一个手工工人，而一台动力驱动的“骡”（即纺纱机）具有200台手纺车的能力。一个火车头能运输需要数百匹马才能运输的货物，而且速度要快得多。的确，产业革命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方面——例如工厂制度，或分工。但是，本文讨论的要点是生产力的急剧增长，特别是在纺织业方面，这又转过来促进对更多的机器、原料（尤其是棉花）、铁、航运和更优质的交通等方面的需求。

工业化与力量对比(2)

　　此外，正如兰德斯教授已经注意到的那样，人类生产力的这种空前的提高是自给的：

　　在以往，生活条件（进而是生存条件）改善和经济机会增加以后总是紧跟着人口的增长，这样最后就把取得的收益消耗殆尽；现在，这些地方的经济和知识第一次在历史上迅速成长，其速度足以不断地产生投资和技术更新，这种情况把马尔萨斯明确的控制的上限提高到任何可见的限度以上。

　　后一句话也非常重要。从18世纪起，世界人口的增长开始加快：欧洲的人口从1750年的1.4亿增加到1.87亿（1800年），又增加到2.66亿（1850年）；亚洲的人口从1750年的4亿多猛增到一个世纪以后的7亿左右。不论原因——较好的气候条件、生育力的提高、疾病减少——是什么，这样规模的增长是惊人的；虽然18世纪欧洲和亚洲的农业产量也增加了，并且实际上是人口增长的另一个总的原因，但这个新增人口（和需要吃粮的肚子）的纯数字，在此期间有使农业产量增长的一切好处化为乌有的危险。在18世纪后期，贫瘠土地承受的压力、农村的失业、大批家庭向已经拥挤不堪的欧洲城市流动等情况，不过是这种人口猛增浪潮的几个征兆而已。

　　英国产业革命所做的（用很不成熟的宏观经济术语说）是持续地提高生产力，这样在国家财富和人口购买力方面随之发生的增长，都不断地超过了人口增加数。当这个国家的人口从1801年的1 050万增加到1911年的4 180万——年增长率为1.26%时，它的国民产值的增长要快得多，在19世纪也许是14倍。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在2%和2.25%之间，这要取决于统计数字所包括的地区。［1］仅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人均产量就增加了1倍半。

　　与1945年以后许多国家达到的增长率相比，这些并不是了不起的数字。正像社会史学家提醒我们的那样，产业革命的确使新的无产阶级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他们在厂矿劳动，居住在有碍于健康的、拥挤的、草率建成的城市中。可是基本的事实依然是，机器时代生产力的持续增长，给这个时期带来了广泛的利益：1815至1850年英国的平均实际工资增加了15%到25%，在以后半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80%。艾什顿提醒那些认为工业化是一场灾难的批评者：“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是，怎样给人数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的几代儿童提供粮食，给他们衣服穿，和如何去雇佣他们。”新机器不但越来越多地雇佣了增长的人口中的大部分，而且提高了国民的总的人均收入，一场蒸汽推动的交通工具的革命，很快满足了城市工人对食品和必需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铁路和轮船运送新大陆的剩余农产品，来满足旧大陆的需要。

　　通过利用兰德斯教授的各种计算，我们可以以另一种方式来领会这一要点。他指出，在1870年，联合王国使用1亿吨煤，这“相当于800万亿大卡的能，它足以供养8.5亿成年男人达一年之久（当时的实际人口约3 100万）”。另一方面，英国在1870年的蒸汽机的能力约为400万马力，这相当于4 000万个男人所能产生的力。但“这样多的人一年会吃掉3.2亿蒲式耳的小麦，这是1867至1871年整个联合王国年产量的3倍多”。无生命的动力源的使用，能容许从事工业的人突破生物学的限制，并且惊人地提高生产力和增加财富，而用不着屈服于迅速增长的人口压力。对比之下，艾什顿却清醒地注意到（晚至1947年）：

　　今天，在印度和中国土地上的男女们受着瘟疫和饥馑的折磨，他们的生活在外表上只比白天同劳动、晚上同睡一地的牲畜稍好一些。这种亚细亚的标准，这种无机械装备的恐惧，就是那些只增加其人数而没有经历一场产业革命的人的命运。

　　一 欧洲之外

　　在讨论产业革命对大国体制的种种影响之前，我们也不妨了解一下它对远方，特别是对中国、印度和其他非欧洲社会的影响。它们蒙受的损失是双重的，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情况并非像人们一度想象的那样，即在西方人的冲击以前，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民族过着一种幸福和理想的生活。“基本的真相必须强调，即在经历产业革命和现代化以前的任何国家的特点就是贫困……低生产力的、人均产量低下的、处于传统农业状态的、农业作为其国民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的任何经济，都不能生产超过直接消费需要的很多剩余……”但在另一方面，鉴于农业生产在1800年形成了欧洲社会和非欧洲社会的基础这一事实，还鉴于诸如印度和中国等国家也存在许多商人、纺织品生产者和手工业者的事实，人均收入的差别并不很大。例如，一个印度手织机织工可能挣到工业化以前欧洲织工收入的一半。这又意味着，由于亚洲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净人数，在蒸汽机和动力织机改变世界的均势之前，亚洲比人口少得多的欧洲在世界制造业的产量中［2］占有远为巨大的份额。

　　在贝罗克的两个有独创性的计算（见表6和表7）中可以看出，由于欧洲的工业化和扩张的缘故，力量对比的转变是多么鲜明。

工业化与力量对比(3)

　表6.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1750—1900年）

　　表7.按人口计算的工业化水平（1750—1900年）

　　（以1900年联合王国为100）

　　很明显，这些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产业革命迸发出来的生产力的惊人提高。比如说，在18世纪5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期间，英国纺纱业的机械化，使单个生产力就提高了300至400倍，所以英国在总的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激增就不足为奇了——随着它使自己成为“第一工业国”，其份额继续增加。当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也走上工业化的道路时，它们的份额也稳步增长，就像它们的按人口计算的工业化水平及其国家财富那样。但是中国和印度的情况就迥然不同了。不但它们在总的世界制造业中的份额相对地减少（这完全是因为西方产量的迅速增长），而且在有些情况下它们的经济绝对地衰退了，也就是说，由于兰开夏纺织厂的远为价廉物美的产品对它们的传统市场的渗透，它们非工业化了。1813年以后（当时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结束了），印度进口的棉织品激增，从100万码（1814年）增至5 100万码（1830年），又进而增加到9.95亿码（1870年），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传统的国内生产者受到了排挤。最后一点又回到了艾什顿关于“那些只增加其人数而没有经历一场产业革命的人”遭受折磨人的贫困这一论点上来。中国、印度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的大量增加，很可能一代一代地减少了它们总的按人口计算的收入。由此，贝罗克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也令人震惊——的见解：在1750年，欧洲和第三世界按人口计算的工业化水平相差还不太远，可是到了1900年，后者只是前者的1/18（2%比35%），只是联合王国的1/50（2%比100%）。

　　“西方人的冲击”从各方面说，是19世纪世界强国力量所在的最值得注意的表现之一。它不但在各种各样的经济关系方面——从沿海商人、航运者和领事等“非正规的影响”直到种植园主、铁路建设者、采矿公司的更直接的控制——表现自己，而且也在探险者、冒险家和传教士的渗透，在西方疾病的传入，在西方信仰的传播等方面表现自己。它既在各个大陆的腹地——从密苏里往西，从咸海往南——出现，也发生在非洲各河流的河口和太平洋群岛沿岸的周围。如果说“西方人的冲击”（譬如说）于英国人在印度建造的道路、铁路网、电报、港口和非军事建筑中留下了引人注目的遗迹，那么，它的更可怕的一面，却是与这个时期那么多殖民战争同时出现的流血、掠夺和抢劫。的确，从科蒂兹［3］时代起，这种武力和征服的特点已经存在了，但这时其步伐正在加快。1800年，欧洲人占领和控制了世界土地面积的35%；到1878年，这个数字上升到67%；到1914年，达到84%以上。

　　先进的蒸汽机技术和机制工具，使欧洲拥有决定性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前膛枪炮（雷管、来复线等）的改进是十分不祥的；大大增加发射速度的后膛炮的发明甚至是更大的进步；格林机枪、马克沁机枪、轻型野战炮给一场新的“火力革命”作了最后几笔润色，这场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依靠陈旧武器的土著民族在抵抗中取胜的机会。此外，蒸汽推动的炮舰意味着已经称霸公海的欧洲海上强国，能够通过像尼日尔河、印度河和长江等大河道向内地扩张。这样，在1841—1842年鸦片战争的几次战役中，装甲舰“复仇女神号”的机动性和火力对中国的守军来说是一个灾难，他们轻易地被一扫而光。当然，险要的地形（例如阿富汗）的确可以减弱西方军事帝国主义的锐气，在那些采用新武器和新战术的非欧洲军队中——如19世纪40年代的锡克教徒和阿尔及利亚人——抵抗力量也的确强大得多。但是一旦战斗在西方能部署机枪和重武器的开阔地展开时，其结果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也许在19世纪末可以看到最大的差距：在1898年的恩图曼战斗中，基切纳［4］军队的马克沁机枪和李-恩菲尔德来复枪在半个上午消灭了1.1万名伊斯兰教托钵僧，而自己的部队只损失了48人。结果，火力的差距，像工业生产力上已经出现的差距那样，意味着领先的国家拥有的资源，为最落后的国家的50倍或100倍，从伽马时代起尚不明显的西方的全球统治，这时几乎没有止境了。

　　二 英国充当霸主?

　　在19世纪初期的这次扩张中，如果说旁遮普人和安南人、苏族人［5］和班图人是“输家”（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话来说），那么英国人无疑是“赢家”。在前一章已经指出，到1815年他们已经引人注目地取得了全球的突出地位，这是由于他们把制海权、财政信用、商业才能和结盟外交巧妙地结合起来的缘故。产业革命所做的，就是加强一个国家在18世纪产业革命前的重商主义斗争中已经取得的十分成功的地位，然后把它转变成另一种强国。如果说（再重复一遍）变化的步伐是渐进的，而不是革命性的，那么其结果却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在1760—1830年期间，联合王国占“欧洲工业产量增长的2/3”，它在世界制造业生产的份额从1.9%一跃而为9.5%；在以后的30年中，英国工业的扩大又使那个数字上升到19.9%，尽管新技术扩散到了其他西方国家。在1860年前后，相对地说，联合王国可能达到了极盛时期，它生产了全世界铁的53%、煤和褐煤的50%，并且差一点消费了全球原棉产量的一半。“联合王国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占欧洲人口的10%，却似乎具有相当于全世界潜力40%—60%的现代工业能力。”在1860年，它从现代能源（煤、褐煤、石油）消费的能是美国或普鲁士/德意志的5倍，法国的6倍，俄国的155倍。它单独占有全世界商业的1/5，但是却占有制成品贸易的2/5。全世界1/3以上的商船飘扬着英国旗，而且所占的比率正在日益增加。所以，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英国人为他们的无可匹敌的地位洋洋得意，（按照经济学家杰文斯1865年的说法）它这时是世界的贸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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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与力量对比(4)

　　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西亚有我们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运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则流到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则遍及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长期以来早就生长在美国南部的我们的棉花地，现在正在向地球的所有的温暖区域扩展。

　　由于这种自信的表现和成为这种表现的基础的工商业统计数字，似乎说明了英国无可匹敌的支配地位，从其他几个角度来论述这个问题，使之更加全面，这样做应该说是公平合理的。首先，这样说虽然有点迂腐——在1815年以后的几十年，这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可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由于中国（和后来的俄国）的纯人口数字，以及农业的生产和分配构成了世界各地（甚至1850年前的英国）国民财富的基础这一明显的事实，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来没有像它的人均产量和它的工业化程度那样令人瞩目。再说，“国民生产总值的量本身并无重要意义”，数亿农民的物质产量可以使500万工厂工人的产量相形失色，但由于他们生产的大部分都很快被消费了，所以远不可能形成剩余财富或决定性的军事打击力量。英国在1850年是强大的，的确没有遇到挑战，它强就强在拥有现代的、创造财富的工业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利益。

　　另一方面（这第二点可不是迂腐的），英国日益增长的工业力量，在1815年以后的几十年里并没有组织起来以使国家迅速取得军事装备和人力上的升级，比如说，像17世纪30年代沃伦斯坦［6］做过的或纳粹经济将要做的那样。相反，与这一早期工业化同时盛行的放任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却宣扬长期和平、低政府开支（特别是防务）和减少国家对经济和个人的控制等目标。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年）中已经承认，容许保持一支陆军和一支海军，以便保护英国社会“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力扰乱和入侵”，这可能是必要的；但是由于武装力量本身是“非生产性的”，不能像工厂和农场那样给国民财富增值，它们应该减少到与国家安全相称的尽可能低的水平。亚当·斯密的弟子们，尤其是理查德·科布登的弟子们假设（或者至少是希望）战争是最后采取的手段，在将来越发不可能发生，所以对组织国家准备战争的思想会感到吃惊。结果，英国的工业和交通出现了“现代化”，但军队的改进却没有跟上，军队（除了一些例外）在1815年以后的几十年停滞不前。

　　因此，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不管英国经济地位是多么突出，它可能比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的任何时候都更少地为冲突而进行“动员”。强调把国家安全与国民财富联系起来的各种重商主义措施，被坚定地排除了：保护性关税被取消；先进技术（例如纺织机械）出口的禁令被解除；目的之一在于保持一大批英国商船和海员以备战争的航海法被废除；王室的各种“优惠待遇”到此结束。对比之下，防务费用保持在绝对的最低水平上，19世纪40年代平均一年约为1 500万镑，在较多事的60年代，也不超过2 700万镑；可是在后一个时期，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共约10亿镑。的确，1815年以后50多年，武装力量只花费了国民生产总值的2%—3%，整个中央政府的费用远不足10%。这个比率，比18世纪或20世纪的比率要小得多。这些数字对一个具有适度手段和野心的国家来说也是很低的。对一个设法“统治四海”并声称其巨大利益在于保持欧洲均势的国家来说，这些数字真是值得注意的。

　　因此，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规模，并不反映这个国家的战斗力，比如说像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那样；它的放任主义的体制，连同一个日益脱离贸易和工业的很不重要的官僚机器，也不可能动员英国的资源去打一场全力以赴的战争而不引起大动乱。下面将会看到，即使是更有限的克里米亚战争，也严重地动摇它的制度，可是，那种暴露出来的现象所引起的担心很快消失了。不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人对干涉欧洲的军事行动表现得比以往更不热心，因为这种干涉总是代价高昂的，也许是不道德的；而且他们认为，1815年以后的60年，在欧洲大陆大国之间总的来说占上风的平衡，使英国不必去全面地承担义务。虽然它通过外交和调动海军舰队，的确力求影响欧洲边缘要地（葡萄牙、比利时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政治事件，但它倾向于避开对其他地方的干涉。到了19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甚至克里米亚之战也普遍地被视为一个错误。由于英国如此的缺乏意愿和实力，在危急的1859年中，它对皮埃蒙特的命运并不起重要作用，它不同意帕麦斯顿和拉塞尔“插手”1864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事件；当普鲁士在1866年打败奥地利，4年以后又打败法国时，它也袖手旁观。所以，看到英国的军事实力反映于这个时期它的陆军比较有节制地控制兵员（见表8）这一事实，就不会感到惊奇了。无论如何，没有多少军队可以动员到欧洲战场上去。

工业化与力量对比(5)

　　表8.大国的兵员（1816—1880年）

　　甚至在欧洲以外英国优先部署其部队的地方，像印度等地的军政官员，由于他们控制了广袤的领土，也几乎一直抱怨他们指挥的兵力不足。不管这个帝国在世界地图上给人以多么深刻的印象，地方的官员却深知它是在惨淡经营。但这一切不过说明，到19世纪初期和中期，英国是另一种大国，它的影响不能用军事霸权的传统标准去衡量。它的强大，表现在其他

某些领域，英国人认为它们远比一支庞大而又花钱的常备陆军更有价值。

　　其中第一个是海军领域。当然，在1815年以前的一个多世纪中，一般地说皇家海军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力量。但是那种制海权常常要争夺，特别是要与波旁家族诸强争夺。特拉法尔加之战后的80年，突出的特征是，再也没有任何国家或联合起来的几个国家，能够严重地对英国的海上控制进行挑战了。不错，偶尔还有“恐”法病；海军部也密切地注意着俄国的造船计划和美国建造大型快速帆船的活动。但每一个这种可以觉察到的挑战很快就消失了，只留下英国的海上力量发挥“比在以往诸海上帝国史中可以看到的更加广泛的影响”（劳埃德教授之言）。尽管皇家海军的数量在1815年以后稳步减少，但它的实际战斗力有时很可能与仅次于它的3支或4支海军一样强大。它的主要舰队，至少在欧洲的边缘，是欧洲政治的一个因素。为了保护葡萄牙君主国免遭国内外的危险，舰队停泊在塔古斯河；它决定性地在地中海使用海军（在1816年对付阿尔及尔的海盗，1827年在纳瓦里诺击溃土耳其舰队，1840年在阿克里遏制穆罕默德·阿里）；每当“东方问题尖锐化”时，它就老谋深算地派舰队停泊在达达尼尔海峡前。凡此种种都表现了英国的海上力量，这种力量虽然在地理上受到限制，但在欧洲各国政府的心中仍占有分量。在欧洲以外，较小的皇家海军舰队，甚或个别的战舰进行所有的活动：镇压海盗，拦截贩奴船只，运送陆战队登陆，威慑从广州到桑给巴尔的地方当权者。在那些地方，看来其影响甚至更是决定性的。

　　英国势力的第二个重要的领域，表现在它的日益扩大的殖民地帝国上。在这方面，总的形势又远远不像前两个世纪那样具有竞争性，那时英国不得不再三地为其帝国而同西班牙、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交战。这时，除了对法国在太平洋的移动或俄国在土耳其斯坦的蚕食行动感到惊慌外，就没有需要认真对待的对手了。因此，在1815—1880年期间，英国经常存在于一种实力-政治的真空之中，这很难说是夸张之词，这也是殖民军队能够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上的原因。不错，英国帝国主义有局限性和一些问题，还有西半球的扩张中的美利坚合众国及东半球的法国和俄国。但是，长期以来在热带的许多地方，除土著民族外，英国的利益集团（商人、种植园主、探险者和传教士）几乎碰不到其他外国人。

　　这种相对的缺乏外界压力的情况，加上国内放任的自由主义的兴起，使许多评论家坚决认为没有必要去攫取殖民地，此举不过是挂在负担过重的英国纳税者脖子上的一套“磨石”。可是，不管英国国内反帝国主义的言论是多么动听，事实是帝国继续发展，在1815—1865年期间，年平均扩张速度约为10万平方英里。有些地方是为战略和商业而攫取的，像新加坡、亚丁、福克兰群岛、香港和拉各斯；其他地方则是白人殖民者对土地贪得无厌的结果，他们穿越南非的草原、加拿大的草原和澳大利亚人烟稀少的内地。他们的扩张通常激起当地人的反抗，以致英国或英属印度常常不得不派军队去镇压。即使为日益增加的新责任所苦的本国政府反对正式吞并，从乌拉圭到利凡特，从刚果到长江，人们仍能感觉得到一个扩张中的英国社会的“非正式的影响”。与法国的时断时续的殖民活动及美国人和俄国人的更局部性的内部殖民相比，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英国人作为帝国主义者来说，是自成一类的。

　　显示英国与众不同和国力的第三个方面，表现在财政领域上。诚然，这个因素是不可能脱离国家总的工商业进步的；必须用金钱给产业革命加油，而产业革命则以投资收益的形式转过来又创造更多的金钱。前一章已经谈到，英国政府早就知道怎样去利用它的银行信贷和股票市场。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财政领域的发展，不论在质的方面，或是在量的方面，都与以前的发展不同。乍一看来，量的差别引人注目。长期的和平以及在联合王国国内容易取得资本的事实，再加上全国金融体制的改进，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刺激英国人向国外投资：在滑铁卢之战后的10年中每年约输出600万英镑；到19世纪中叶已上升到一年3 000万英镑以上；在1870—1875年期间，一年上升到惊人的7 500万英镑。结果，英国从这类利息和红利中取得的收入，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每年能不费劲地达到800万英镑，到19世纪70年代每年超过5 000万英镑。但大部分收入很快再向海外投资，实际上就像上升的螺旋形，这样不但使英国愈来愈富，而且不断地推动全球的贸易和交通。

工业化与力量对比(6)

　　大量输出资本的后果是多方面的，也是重要的。首先，海外投资的收益大大地缩小了英国一直承受的可见商品贸易的缺口。在这一方面，投资收入增加了来自航运、保险、银行业务、商品交易等方面已经相当可观的无形收益。这些收益合在一起，不但确保英国决不会发生收支平衡的危机，而且英国在国内外变得愈来愈富了。第二，英国的经济起着一个巨大的风箱的作用，吞进大量原料和食品，吐出大量的纺织品、铁制品和其他制成品；与这类有形的贸易相媲美并补充其不足的是航运网络、保险机制和银行联系纽带。在19世纪的过程中，

这些业务从伦敦（尤为突出）、利物浦、格拉斯哥和其他许多城市向外扩大。

　　由于英国国内市场的开放性和伦敦愿意把海外收入向从佐治亚直到昆士兰的新的铁路、港口、公用事业和农业企业进行再投资，在可见的贸易交流和投资类型之间存在着一种总的互补性［7］。除此之外，还有对金本位的日益接受和以向伦敦兑取的票据为基础的国际交换和支付机制的发展，所以以下的情况是不足为奇的：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人们相信，通过采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他们已发现了既保证欣欣向荣、又保证称霸世界的秘密。虽然有许多人——托利党的保护主义者、东方的专制君主——似乎仍过于迟钝而不承认这个真理，但经过这段时期，每个人肯定都会认识到放任主义经济学和政府的功利主义准则的基本有效性。

　　虽然这一切从短期来看使英国人比以往更富有，但从长期看，这是否也包含了战略上的危险因素?通过明智的回顾，人们至少能发现这些结构经济变化的两个后果在以后将影响英国在世界上的力量对比。第一个是这个国家正在为其他国家的长期扩展做出贡献——既通过不断地投入资金以建立和发展外国的工农业，又通过建造铁路、港口和轮船而使海外生产者能在以后的几十年与自己的产品进行竞争。

　　在这一方面值得指出的是，虽然蒸汽动力、制造业、铁路及后来的电力的来临，能使英国克服自然的和物质的障碍，从而提高了生产力增加了国家的财富和力量，这些发明也帮助了美国、俄国，尤其是中欧，因为对内陆的发展而言，潜在的自然的和物质的障碍要大得多。用浅显的话来说，工业化所做的，就是使利用一个国家本地资源的机会均等，从而扩展了迄今由较小的那些海军兼商业的边缘国家所享受的优势，而把这些优势转给了以陆地为基础的大国。

　　第二个潜在的战略性弱点在于英国的经济日益依赖国际贸易，尤其是国际金融。到了19世纪中叶的几十年，各项出口构成了多达1/5的国家总收入，这个比率远比沃尔波尔时代和皮特时代为高；特别是对巨大的棉纺织业来说，海外市场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随着英国从主要是农业的社会转向主要是城市-工业的社会，国外的进口，不论是原料，还是（日益增加的）食品，都变得极其重要了。在发展最快的部门——银行、保险、商品交易和海外投资等“无形”的服务业中，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尤为关键。世界是伦敦城的囊中物，在和平时期一切顺利；但如果发生另一场大国战争，局势又会怎么样呢?英国的出口市场是否会受到甚至比1809年和1811—1812年更为严重的影响?它的整个经济和国内的人口是否会变得过于依赖在冲突时期容易被切断或停止供应的进口货?在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中，由于市场关闭，保险停止，国际资本的转移受阻，信贷业务被破坏，以伦敦为基地的全球银行和金融体制是否会崩溃?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这些情况下，先进的英国经济可能比一个不那么“成熟”、但也较少地依赖国际贸易和金融的国家，更会受到严重的伤害。

　　由于自由主义者提出的关于国际和谐和持续地欣欣向荣的主张，这些似乎是杞人忧天。最需要的是，政治家们理智行事，避免去干预其他民族争吵的蠢事。主张放任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甚至争辩说，英国的工商业越是被纳入全球经济和依赖它，对采用可能会导致冲突的政策的抑制力就越大。同样，金融部门的发展会受到欢迎，因为它不但为19世纪中期的“繁荣”添加燃料，而且也显示出英国已变得多么先进和进步；即使其他国家仿效它，并且的确工业化了，它也能把它的力量转到为这种发展进行服务方面，由此甚至能获取更多的利润。用伯纳德·波特的话来说，它是第一个长出腿的青蛙卵，第一个变成青蛙的蝌蚪，第一个跳出池塘的青蛙。它在经济上与众不同，但这只是因为它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由于这些繁荣昌盛的形势，对战略性弱点的担心似乎是没有根据的。就像1851年在万国博览会水晶宫期间噙着骄傲的泪水高呼的金斯利那样，大部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人们宁愿相信，一切可以顺应天命：

　　珍妮纺纱机和铁路、丘纳德的轮船和电报对我来说……在某些方面，至少是我们与宇宙和谐相处的迹象；就像有一个威力无比的神……安排一切、创造一切的上帝在我们中间显示着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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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与力量对比(7)

　　因此，与在幸福之舟上的其他文明一样，英国人可以相信，他们的地位既是“天然”的，又命中注定会保持下去。也正像其他一切文明那样，他们准备承受突然的冲击。但这依然是相当长时期以后的事，在帕麦斯顿和麦考莱［8］时期，通常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却是英国的力量，而不是它的弱点。

　　三 “中等强国”

　　在1815年以后约半个世纪里，经济和技术变化对欧洲大陆大国的相对地位的影响，却远不是那样引人注目。这主要是因为真正发生的工业化是在远远低于英国的基础上开始的。人们越往东走，当地经济就越具有封建和农业的性质。西欧在1790年以前，在商业和技术发展的许多方面已经接近英国，但即使在那里，20年的战争也留下了深刻的创伤：人口的损失、改变了的关税壁垒、提高的税赋、大西洋部分的“田园化”、海外市场和原料的丧失、取得英国最新发明的困难。这些都是全面经济增长的障碍，即使（出于特殊原因）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某些商业和地区已经繁荣起来时也是如此。如果说和平的来临意味着正常贸易的恢复，并且让大陆的企业家看到他们已经比大不列颠落后得多么远，并且已经不能产生一次突然迸发的现代化浪潮。简单地说，没有足以产生一次变化的资本、本地的需要或官方的热情；许多欧洲的商人、手工业者和手织机织布者强烈地反对采用英国技术，因为（很正确地）看到这些技术是对他们旧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威胁。结果，虽然蒸汽机、动力织机和铁路使欧洲大陆取得一定的进展，但在1815—1848年期间，经济的传统特征依然是突出的：农业生产的地位高于工业生产的地位，缺乏廉价和迅速的运输工具，消费品优先于重工业。

　　前面的表7显示，在1750年以后的一个世纪，按人口计算的工业化水平的相对增长给人们的印象并不深刻，只是在19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

　　“复元的欧洲”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外交形势相互结合，把国际现状冻结起来，充其量也只容许现存的秩序做小规模的变动。这恰恰是因为法国革命对欧洲内部的社会调整和传统的国家制度，都提出了一种令人生畏的挑战，梅特涅及其保守的同僚这时以怀疑的目光看待任何新的发展。一个冒全面战争风险的冒险主义外交活动，就像一个争取民族自决或争取修正宪法的运动那样令人讨厌。总的说来，政治领袖们感到，他们仅仅对付国内动乱、各部门利益集团的不安（许多利益集团甚至在新机器刚出现时就已感到了威胁）、城市化的成长和对行会、手工业以及前工业社会的保护性规章的初次挑战，手头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一位历史学家曾经描述为“一场产生1830年起义大爆发的地方性内战以及一批直接引起的叛乱”的情况，意味着政治家们一般既无精力，也无愿望去进行可能会削弱自己政权的国外冲突。

　　与此有关的是，确实发生了许多军事行动，其起因正是为了保护现存的社会政治秩序，使其免遭革命的威胁。例如，1823年奥地利军队在皮埃蒙特粉碎了反抗，同年法国的军事力量进入西班牙，以恢复斐迪南国王原来的权力，最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在1848年使用俄国军队镇压匈牙利的革命。如果这些反动措施在英国舆论中愈来愈不受欢迎，那么这个国家的岛国特性意味着它也不会为了解救自由力量使之不受镇压而进行干预。至于欧洲内部的领土变动，它也只有在大国“协作体”的一致同意以后才能作出，其中有的可能需要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来补偿。因此，在1815—1865年期间，那时大部分微妙的政治问题（比利时、希腊）国际化了，也讨厌单方面的行动，这不同于这个时期以前的拿破仑时代，也不同于以后的俾斯麦时代。这一切就给现在的国家制度提供了一种基本的、即使是靠不住的稳定。

　　在1815年以后的几十年，普鲁士的国际地位显然受了这些总的政治和社会形势的影响。虽然因取得了莱茵兰而大大地扩大了领土，这个霍亨索伦国家这时似乎远不如腓特烈大帝时期那样引人注目。只是在19世纪50和60年代，在普鲁士的国土上终于出现了比欧洲任何地方都要迅猛的经济发展。对比之下，这个国家在19世纪的前半期似乎是一个工业方面的侏儒。它每年5万吨的铁产量，不但被英、法、俄3国超过，而且也少于哈布斯堡帝国。此外，莱茵兰的取得，不但在地理上分裂了普鲁士，并且在较“自由的”西部诸省与较“封建的”东部诸省之间加剧了政治分裂。在此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中，国内的紧张形势在政治中最为突出。虽然反动势力通常占了上风，但它们对1810—1819年的改革趋势感到震惊，也被1848—1849年的革命弄得惊慌失措。甚至当军方重新把一个非常粗俗的政权强加给人民时，对国内不安定的担心使普鲁士的上层不愿去考虑对外政策方面的冒险活动；相反，保守分子感到，他们需要尽量紧密地与欧洲其他地方（特别是俄国，甚至还有奥地利）的稳定势力合为一体。

工业化与力量对比(8)

　　普鲁士国内的政治争端因关于“德意志问题”的争论，即关于39个德意志邦最终联合的可能性以及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的争论，而更加复杂化了。因为这个争论的问题，不但可以预料会把普鲁士具有自由和民族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从大部分保守分子中分离出来，而且它还涉及与德意志中部和南部诸邦的微妙的谈判，而最重要的是，它又恢复了与哈布斯堡帝国从1814年就萨克森问题的激烈争吵以来的敌对行动。虽然普鲁士是从19世纪30年代起发展起来的日益重要的德意志关税同盟的无可争辩的领袖（奥地利因受本国工业家的保护主义压力

，未参加该同盟），但在这几十年中，政治优势一般掌握在维也纳手中。首先，腓特烈·威廉三世（1797—1840年在位）和腓特烈·威廉四世（1840—1861年在位）对与哈布斯堡帝国冲突后果的担心，更甚于梅特涅及其继任者施瓦岑堡对与其北方邻国冲突的后果的担心。此外，奥地利主持了法兰克福的德意志邦联会议，它获得了许多较小的德意志邦的同情，更不用说普鲁士的旧保守分子的同情了；它看来是一个无可争辩的欧洲大国，而普鲁士不过是一个德意志大国。维也纳具有更大影响的最值得注意的迹象出现在1850年的厄尔米茨协定上，它暂时结束了它们对德意志问题优势的争夺，当时普鲁士同意遣散其军队和放弃它自己的统一计划。腓特烈·威廉四世认为，一个外交上的屈辱比一场在1848年革命以后不久的冒风险的战争更为可取，甚至像俾斯麦那样的一些民族主义者，虽然对在奥地利的要求面前后退深感刺痛，但也感到在“争霸德意志的斗争”最终解决之前，不妨少有作为。

　　使腓特烈·威廉在厄尔米茨屈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他知道俄国的沙皇支持奥地利在“德意志问题”上的方案。从1812年直至1871年的整个时期，柏林尽力避免激怒这个东方军事巨人。思想意识和力量上的原因当然有助于为这种奉承的态度进行辩解，但它们却不能完全掩盖普鲁士的继续存在的自卑感。俄国在1814年维也纳会议上获得了大部分波兰，更加深了这种自卑感。彼得堡对普鲁士的任何自由化行动表现出不赞成的态度。沙皇尼古拉一世认为，德意志统一是一个愚蠢的空想（特别是像1848年的企图那样，由一个把皇冠送给普鲁士国王的激进的法兰克福议会来统一）。这个著名见解，以及俄国在厄尔米茨前对奥地利的支持，都显示了这种强大的国际影响。因此，在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时，人们看到普鲁士政府想方设法保持中立的情况就不会惊奇了，因为它害怕与俄国交战的后果，虽然它同时也担心会失去奥地利和西方列强的尊敬。根据它的处境，普鲁士的立场是合乎逻辑的；但是，由于英国人和奥地利人不喜欢柏林的“动摇的政策”，普鲁士的外交人员没有获准与其他代表团一起参加1856年的巴黎会议，直到进行了一段会议议程后才介入。从象征意义上说，它当时仍被视作一个无关紧要的与会国。

　　在其他领域中，普鲁士也发现自己受制于别的大国，虽然为时较短。帕麦斯顿谴责普鲁士军队进入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之举是使普鲁士最为担心的事，使人远为不安的是法国在1830年，又在1840年，最后在19世纪60年代对莱茵兰的潜在威胁。所有这些紧张时期不过是证实了与维也纳的争吵和从彼得堡偶尔发出的咆哮声已经给人的联想：在19世纪的上半叶，普鲁士在大国中是最差的，它在地理上处于不利地位，一一地被强邻所超过，被国内的和德意志内部的问题所困扰，根本不可能在国际事务中起更大的作用。鉴于普鲁士在各个方面的力量，看来这个评价也许过于苛刻，因为：它的教育制度，从教区学校直到大学，在欧洲是无与伦比的；它的行政制度相当有效率；它的军队和令人生畏的总参谋部，很早就在研究战术和战略的改革，特别是“铁路和来复枪”的军事含意的改革。但是事实是，要到自由主义者和保守分子之间的内部政治危机得到克服，上层有一个坚定的领导来代替摇摆不定的腓特烈·威廉四世，以及普鲁士的工业基础得到发展以后，这种潜力才能被利用。因此，只有到1860年以后，这个霍亨索伦王朝的国家才能从近乎二等大国的地位脱颖而出。

　　可是，与生活中的许多其他事物一样，战略上的弱点是相对的。与南面的哈布斯堡帝国相比，普鲁士的问题也许不那么令人气馁。如果说在1648—1815年期间人们看到了哈布斯堡帝国的“兴起”和把“自己树立起来”，那么这种扩张并没有消除维也纳在致力于发挥大国作用时努力要克服的困难。相反，1815年的解决办法却把这些困难作了调和，至少从较长期的角度看是如此。例如，奥地利人常与拿破仑交战并取得胜利，这个事实意味着1814—1815年谈判期间进行的边界总调整中，他们需要“补偿”；虽然哈布斯堡人明智地同意从荷兰南部、德意志西南部和波兰部分地区撤出，却在意大利的大规模扩张和在新建立的德意志邦联树立的领导作用中取得了补偿。

工业化与力量对比(9)

　根据欧洲平衡的总的理论，特别是根据英国评论家和梅特涅本人偏爱的那些理论形式，奥地利力量的重振是值得称道的。哈布斯堡帝国，横跨欧洲，从意大利北部平原直至加利西亚，它充当着平衡的中心支点，在西欧和意大利抑制了法国的野心，与“大德意志”民主主义者和普鲁士扩张主义者针锋相对而维持了德意志的现状，构成了阻止俄国对巴尔干半岛渗透的屏障。上述的每一项任务的确得到了至少一个大国的支持（这要取决于各项任务的背景）；但哈布斯堡帝国在这盘复杂的、五人下的围攻棋王的棋局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这只

是因为，它似乎是冻结1815年解决办法的最大获益国，而法国、普鲁士和俄国迟早要求某些变动，英国人则在19世纪20年代以后愈来愈感到在战略上和思想意识上没有理由去支持梅特涅，最后就不大愿意援助奥地利的维持现存秩序的一切努力。在某些历史学家看来，1815年以后几十年在欧洲出现的全面和平，的确主要是由于哈布斯堡帝国的地位和作用的缘故。所以在19世纪60年代，当它不能再从其他大国取得军事支持去维持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现状时，它就被赶出了那两个战场。1900年以后，当它自己的生存都成问题时，一场继承的大战——对欧洲的平衡具有致命的含意——就不可避免了。

　　只要保守的欧洲大国在维持原状时联合起来反对法国的复苏，或者总的说来反对“革命”，哈布斯堡的这一弱点就可以得到掩盖。通过呼吁神圣同盟思想上的团结一致，梅特涅通常能得到俄国和普鲁士支持的保证，两国转而容许他放手安排对任何自由主义者骚乱的干涉——不论是通过派奥地利部队去镇压1821年的那不勒斯起义，或是容许法国在西班牙采取支持波旁政权的军事行动，或是通过特意的安排，把反动的卡尔斯巴德法令（1819年）硬塞给德意志邦联的成员。与上述情况十分相似，哈布斯堡帝国与彼得堡和柏林的关系还得益于镇压波兰民族主义的共同的利益，对俄国政府来说，波兰民族主义是远比希腊或海峡问题上的分歧更为重要的问题。在加利西亚对波兰叛乱的联合镇压，1846年得到俄国和普鲁士的同意，奥地利合并克拉科夫的行动，都说明了从君主的团结中取得了利益。

　　但是从长期看，这个梅特涅式的战略有严重的缺陷。在19世纪的欧洲，一场激进的社会革命能够相当容易地加以抑制；每当革命发生时（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惊慌失措的中产阶级就背叛它而倒向“法律和秩序”一边。但是，被这个世纪更早期的法国革命和形形色色解放战争所激励的那些广为传布的赞成民族自决的思想和运动，却不能永远被压制；梅特涅瓦解独立运动的种种企图，不断地消耗哈布斯堡帝国的元气。由于坚决地反对任何民族独立的骚乱，奥地利很快就失去了其老盟友——英国的同情。它在意大利再三使用武力的行动，激起了所有阶级对哈布斯堡“狱吏”的反抗，这转而对几十年以后的拿破仑三世有利，当时那个野心勃勃的君主能够帮助加富尔［9］把奥地利人赶出北意大利。同样，哈布斯堡帝国出于经济原因不愿参加德意志关税同盟，而宪法和地理的限制又使它不可能成为“大德意志”的一部分，这些情况使许多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灰心丧气，他们于是开始谋求普鲁士的领导。甚至连通常支持维也纳镇压革命的沙皇政权，偶尔也发现自己比奥地利更容易对付民族革命：在19世纪20年代，亚历山大一世与英国合作，不顾梅特涅的一切反对去支持希腊独立的政策，便是证明。

　　事实是，在一个民族日益觉醒的时代，哈布斯堡帝国表现得越发不合时宜了。有人已经指出，在其他的每个大国中，

　　大部分公民共操同一语言，共信同一宗教。至少90%的法国人讲法语，同样比率的法国人至少在名义上信仰天主教。10个普鲁士人中有8个以上是德意志人（其余大部分为波兰人），而在德意志人中，70%是新教徒。沙皇的7 000万臣民尽管包括了几个值得注意的少数民族（500万波兰人，350万芬兰人、埃斯特人、列特人和拉脱维亚人，300万混杂的高加索人），但仍有5 000万人既是俄罗斯人，又是东正教徒。英伦三岛的居民中90%操英语，70%为新教徒。像这样的国家是不需要花多大力量去捏合的；它们具有内在的凝聚力。对比之下，奥地利皇帝统治的是一个民族大杂烩，每想到这种情况，他就必定会呻吟不安。他与其800万臣民是德意志人，但比这多一倍的人是这种或那种斯拉夫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罗塞尼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还有500万匈牙利人、500万意大利人和200万罗马尼亚人。这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根本没有答案。

　　被视为帝国中“即使不是唯一且最重要的建制、也是最重要的建制之一的”哈布斯堡军队，也反映了这种民族的多样性。“在1865年（即为称霸德意志而与普鲁士进行一场决定性冲突的前一年），在其军队的花名册上有128 286名德意志人、96 300名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52 700名意大利人、22 700名斯洛文尼亚人、20 700名罗马尼亚人、19 000名塞尔维亚人、50 100名罗塞尼亚人、37 700名波兰人、32 500名马札尔人、27 600名克罗地亚人和5 100名其他民族。”虽然这样组成的军队几乎与印度王公下辖的英国-印度部队一样具有多种肤色和多样化，但它与同源性高得多的法国和普鲁士军队相比，也具有一切不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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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0)

　这种潜在的弱点又伴随着缺乏足够的资金问题，这部分是由于帝国内征税的困难，但主要是由它微不足道的工商业基础引起的。虽然现在历史学家谈论1760—1914年的“哈布斯堡帝国的经济振兴”，但实际情况是，在19世纪的上半叶，工业化只在某些西部区域——如波希米亚、阿尔卑斯山脉各地、维也纳周围——出现，而帝国的较大部分地区相比之下依然没有触动。因此奥地利本身进步了，但作为整体，帝国在按人口计算的工业化、钢铁生产和蒸汽动力能量等方面，却落后于英国、法国和普鲁士。

　　更有甚者，法国战争的费用“在财政上耗尽了帝国的元气，使它背上了大量公债和贬值的纸币的包袱”，这实际上迫使政府把军费开支保持在最低水平上。1830年，军队的拨款只相当于总岁入的23%（1817年为50%），到1848年，其份额已下降到20%。当危机出现时（如在1848—1849年、1854—1855年、1859—1860年和1864年），增拨的军费就得到批准；但其数量从来不足以使军队达到满员的程度，而当看到危机行将结束时，增拨款项很快被削减。例如，1860年的军事预算为1.79亿弗罗林，到1863年下降到1.18亿，在1864年与丹麦的冲突时增至1.55亿，但在1865年被大幅度地削减到9 600万——这又是与普鲁士交战的前一年。以上这些总数都跟不上法国、英国和俄国的军事预算，或者稍后的普鲁士军事预算。奥地利的军事行政即使用19世纪中期的标准来衡量，也是腐败无能的，由于这个缘故，所拨款项的使用不是很得当的。总之，哈布斯堡帝国的武装部队根本不能承担它应召去进行的战争。

　　这一切不会使帝国提前衰亡。如同许多历史学家所说，它的持久力是很不寻常的：在基督教改革运动、土耳其人和法国革命的冲击下生存下来后，它证明还能度过1848—1849年的事件和1866年的战败，直到其最后阶段，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严峻形势下，才最终垮台。虽然它的弱点是明显的，但也有实力。这个君主国不但获得了德意志族臣民的效忠，而且也得到过非德意志国土的许多贵族和“受庇护的”家族的忠诚。比如说，与俄国及普鲁士政府相比，它在波兰的统治是相当宽厚的。此外，帝国复杂的、多民族的特点，再加上大量的地方争端，使它能够从中央进行一定程度的分而治之的统治，这可以从它谨慎地使用军队上看出：匈牙利部队主要驻扎在意大利和奥地利，意大利部队驻扎在匈牙利，一半的轻骑兵团驻于国外，等等。

　　最后，它具有一种其他大国——即使在与哈布斯堡帝国交战时——不知道用什么来取代的消极优势。沙皇尼古拉一世可能对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的要求不满，但他十分愿意出兵帮助粉碎1848年的匈牙利革命；法国可能搞阴谋把哈布斯堡人赶出意大利，但拿破仑三世也知道维也纳可能是未来反对普鲁士或俄国的有用的盟友；而俾斯麦虽然决意在德意志排除奥地利的影响，可是一旦哈布斯堡帝国在1866年投降，就热衷于把它保存下来。只要某种状态依然存在，帝国就能幸存——当然是经过默许的。

　　尽管在拿破仑战争中失利，但在1815年以后的半个世纪里，法国的地位在许多方面大大地优于普鲁士或哈布斯堡帝国。它的国民收入要多得多，资本更容易取得；它的人口远远超过普鲁士，比哈布斯堡帝国更具同质性；它能够不太费劲地供养一支庞大的陆军，还能维持一支相当大的海军。可是，它在这里被视为“中等大国”，完全是因为战略、外交和经济几方面的情况合在一起，使法国不能集中其资源并在任何领域中取得决定性的领导地位。

　　1814和1815年在强权政治方面一个压倒一切的事实是，其他大国已决心阻止法国在欧洲维持霸权的种种企图。伦敦、维也纳、柏林和彼得堡不但愿意平息它们在其他纠纷（例如萨克森问题）中的争吵，以便击败拿破仑的孤注一掷，而且它们还打算建立一个战后体制，以便在将来封锁法国进行扩张的传统路线。这样，当普鲁士充当莱茵兰的保护人时，奥地利加强了它在北意大利的地位；英国的势力在伊比利亚半岛得到了扩张；在这一切的背后则有一支庞大的俄国陆军。为了保卫1815年协议，它随时都会横越欧洲。但结果是，各党各派的大部分法国人可能力促采取一项“复兴”政策，但效果显然不可能很大。能取得的最佳结果是，一方面，法国作为欧洲协作体中一个平起平坐的伙伴的地位得到承认；另一方面，可与现存的列强一起，在邻近区域恢复法国的政治势力。可是，即使当法国人能够，比如说，在伊比利亚半岛取得与英国人平等的地位，并且重新在地中海东部发挥重要作用时，他们也不得不提防激起另一个反对他们的联盟。在19世纪20和30年代，事情变得相当清楚，法国进入低地国家的任何行动，本能地会触发一种强大得难以抗衡的英-普联盟。

　　巴黎另一张可以打出的牌是与大国之一建立亲密的关系，它可以被利用来达到法国的目的。由于其他国家之间潜在的对立，以及与法国结盟有巨大的利益（金钱、军队和武器），这是一个似乎有理的设想，可是它在三个方面有缺陷。首先，另一个强国完全可以利用法国更甚于法国利用它——如梅特涅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的作为那样，当时他接受法国的建议，只是为了分化伦敦和巴黎。其次，这几十年法国政体的更替，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在一个意识形态起很大作用的时期的对外关系。例如，随着1830年法国革命的来临，长期怀有的与俄国结盟的希望破灭了。最后，还存在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虽然有其他几个强国在一定的时候愿与法国合作，但在这个时期它们谁也不希望改变现状：也就是说，它们只给法国外交友谊，而不给领土要求的承诺。直到克里米亚战争以后，在法国之外才广泛出现了要求重新划定1815年边界的情绪。

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1)

　　如果法国在对抗欧洲其余部分时能像路易十四在其鼎盛时期，或像拿破仑在其鼎盛时期那样强大，这些障碍也许会表现得不那么可怕。但是事实是，法国在1815年以后并不是特别有实力的国家。也许多达150万的法国人已死于1792—1815年的几次战争，而更重要的是，在整个19世纪，法国的人口增长比任何大国都要缓慢。不但长期的冲突以前面提到的各种方式使法国的经济失调，而且和平的来临使它遭受其强大的英国对手的商业挑战。“对1815年以后的大部分生产者来说，基本的事实是，存在着一个不但作为他们的最近的邻国，而且作为

在所有国外市场、有时甚至在严加保护的国内市场占压倒优势的强大的工业生产者。”缺乏竞争性，法国国内存在着抑制现代化的因素（例如小规模的农业资产、低质量的交通、基本上是地区性的市场、缺乏廉价和容易取得的煤），它也丧失了来自海外市场的任何刺激，这些情况意味着1815—1850年期间，它的工业增长率比英国低得多。在19世纪初期，英国的制造业产量与法国持平；但1830年，它是法国的182.5%；到1860年，又拉大到251%。此外，甚至在19世纪后半期，当法国的铁路建设和总的工业化速度开始加快时，它吃惊地发现，德意志的发展比它更快。

　　可是，这个世纪法国的经济竟被人轻率地贬低为“落后”和“令人失望”的，这令现在的历史学家再也弄不明白了。在许多方面，法国人走向民族繁荣的道路，完全与英国人所采取的另一条迥然不同的路线一样合乎逻辑。产业革命所产生的社会恐惧在法国不那么普遍；可是通过把力量集中在高质量的、而不是大量生产的货物上，每个制造业按人口计算的产值大大地增加了。法国人总的说来没有在国内向大规模的工业企业投资，但这常常是计算得失的事，并不是贫困和停滞的迹象。事实上，国内有大量剩余资本，其中大部分在欧洲其他地方进行工业投资。法国政府不可能被资金短缺的问题所困扰，它在军火业和与武装部队有关的冶炼加工业中有投资。法国的发明家在佩克斯昂将军领导下生产了平射炮，他们进行了“拿破仑号”和“光荣号”的“划时代的造船设计”，还生产了米尼埃子弹和有来复线的步枪。

　　尽管如此，事实依然是：从经济角度看，以及在其他方面，法国的相对力量正在减弱。再重复一遍，虽然法国大于普鲁士或哈布斯堡帝国，但它再也不能像一个世纪以前那样，在任何领域中担任有决定意义的领导。它的陆军是庞大的，但数量少于俄国。它的不稳定地受法国历届政府支持的海军，一般地说仅次于英国皇家海军——但两者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从制成品产量和国民产值看，法国落在其有开创精神的邻国后面。“光荣号”的下水，很快因英国皇家军舰“勇士号”而黯然失色，就像它的野战炮落后于克虏伯新设计的炮那样。它的确在欧洲以外发挥了作用，但它的领地和它的影响，又远远没有英国广泛。

　　这一切说明了另一个难以衡量——和常常难以部署——法国的真正力量的尖锐问题。它依然是一个传统的、各种因素混杂的大国，常常在其欧洲的和非欧洲的利益之间进退维谷。这种情况转而影响了它的已被意识形态和均势考虑弄得十分复杂的外交。阻止俄国向君士坦丁堡推进，比抑制英国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要求更重要吗?它应该设法把奥地利赶出意大利，还是在英吉利海峡去向皇家海军挑战?它应该鼓励，还是反对统一德意志的早期行动?由于以上的每一项政策都有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所以看到以下的现象就不会惊奇了：人们常常发现法国人有矛盾心理，行动举棋不定，甚至在他们被视为欧洲协作体不折不扣的成员时也是如此。

　　但在另一方面，务必不要忘记那些制约法国的总的形势，反过来也使它能起到遏制其他大国的作用。如果说在拿破仑三世时期尤其是这样，那么甚至在19世纪20年代晚期情况就开始如此。仅仅靠它的面积，法国的复兴在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半岛，在低地国家，在更远的地方都有影响。英国人和俄国人在试图影响奥斯曼的事态发展时，都需要把法国考虑进去。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法国远比动摇的哈布斯堡帝国，甚至比英国，更构成了遏制俄国的军事力量。法国破坏了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地位。确保英帝国不能在非洲和中国沿海拥有完全垄断势力的国家也是法国，虽然在这方面较少引人注目。最后，当奥地利和普鲁士“争霸德意志的斗争”达到最高潮时，斗争双方对拿破仑三世可能做的和可能不做的事情，都表示深切的关心。总之，随着1815年以后它的复兴，法国在随之而来的几十年中依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强国，它在外交上很活跃，在军事上相当强，与它为敌不如与它为友——虽然它本国的领袖意识到，它再也不像前两个世纪那样占有支配地位了。

　　四 克里米亚战争和俄国的衰落

　　俄国的相对力量在1815年以后国际和平和工业化的大部分时期趋向衰落——虽然直到克里米亚战争时（1854—1856年）才完全地表现出来。在1814年，欧洲曾经慑服于俄军的西进。当沙皇随哥萨克旅进城时，巴黎的群众曾经谨慎地高呼“亚历山大皇帝万岁!”和平解决本身主要基于保守主义的考虑，重点在于反对未来的领土和政治变动。这种解决得到了一支80万人的俄国军队的保证——在陆地上这支军队远远胜过其他任何对手，就像在海上英国皇家海军胜过其他舰队那样。奥地利和普鲁士都被这个东方巨人所压倒，甚至当它们与俄国宣布君主团结时，也害怕它的实力。当专制的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继承了以救世主自居的亚历山大一世时，俄国作为欧洲宪兵的作用——如果有的话——扩大了。尼古拉一世的地位因1848—1849年的革命事件而进一步加强，当时只有俄国和英国像帕麦斯顿指出的那样是“傲然挺立”的强国。哈布斯堡当局要求援助去镇压匈牙利叛乱的紧急呼吁，得到了俄国派出三个军的报偿。相比之下，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对国内改革运动的动摇，再加上要求改变德意志邦联的各种建议，激起了俄国持续的压力，直到柏林宫廷接受在国内实行反动政策和在厄尔米茨做出外交让步时为止。至于1848年以后的“变革势力”本身，所有的人，不论是被打败的波兰和匈牙利民族主义者，或是灰心丧气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或是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反对欧洲进步的主要堡垒，长期以来一直是沙皇的帝国。

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2)

　　可是，在1815—1880年期间，俄国在经济和技术方面正在惊人地衰弱下去，至少在与其他强国相比时是如此。这并不是说它的经济没有增进，虽然在尼古拉一世时期，他的许多官员一直对市场力量或对任何现代化的迹象抱敌对态度。人口迅速增加（从1816年的5 100万，增至1860年的7 600万，又增至1880年的1亿人），而城镇的人口增长得最快。铁产量增加了，纺织业的规模成倍扩大。据称，在1804—1860年期间，工厂或工业企业从2 400个增至15 000个。蒸汽机和现代机械从西方输入。从19世纪30年代起，一个铁路网开始形成。历史学

家曾就这几十年中俄国是否发生“工业革命”的问题争论不休，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事物在进展之中。

　　但是，确凿的事实是，欧洲的其余部分进展得更快，俄国正在衰落。由于远为众多的人口，在19世纪初期，它曾经不费劲地拥有最大的国民生产值（GNP）的总数。两代人以后，情况再也不是这样，这从表9可以看出。

　　表9.欧洲列强的国民生产总值（1830—1890年）

　　（以1960年美元和物价的市场价格为标准；单位：10亿）

　　但是，当研究了国民生产总值的人均产值，这些数字甚至更令人吃惊（见表10）。

　　表10.欧洲列强国民生产总值的人均产值（1830—1890年）

　　（以1960年美元和价格为标准）

　　数字表明，这些年俄国国民生产值总数增加的最大原因，是它人口的增长（不论是通过生育，还是通过在土耳其斯坦和其他地方的征服），而与产量（特别是工业产量）的实际增长无关。俄国的人均收入和国民产值一直落在西欧后面；这时差距甚至愈来愈大了，例如，1830年是英国人均收入的一半，60年以后拉大到英国的1/4。

　　同样，在19世纪初期，俄国铁的产量翻了一番，但这与英国30倍的增长率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在两代人的时间内，俄国已从最大的铁生产国和出口国，变成日益依赖进口西方制成品的国家。甚至铁路和轮船运输的进步也需加剖析。到1850年，俄国拥有略多于500英里的铁路，而美国则有8 500英里。在大河流或黑海和波罗的海进行的轮船贸易的大部分增长，则是为了运输国内大量增加的人口所需要的粮食和向英国运输小麦以偿付进口的制成品。出现的一切新的发展往往掌握在外国商人和企业家的手中（出口贸易肯定是这样），这使俄国越来越成为经济先进国家的原料供应国。经过对材料的周密考察就可以看出，大部分新“工厂”和“工业企业”雇佣的人都不足16个，而且它们大概根本没有机械化。资本的普遍缺乏、消费者的低需求、弱小的中产阶级、遥远的距离和严酷的气候、专制和多疑国家的高压手段，使俄国工业“起飞”的前景实际上比欧洲任何地方都难以实现。

　　在很长时期，这些不祥的经济趋势并没有转变为显著的俄国军事弱点。相反，1815年以后大国普遍表现出的对旧制度结构的偏爱，再也没有比在它们军队的社会成分、武器和战术中看得更为清楚的了。各国政府仍处于法国革命的阴影之中，关心它们军队的政治和社会的可靠性更甚于军事改革。不再面临大战争考验的将军们自己很注意等级、服从和谨慎——这些特征更因尼古拉一世迷恋讲究形式的检阅和大行军而突出了。由于这些总的情况，俄国军队单纯的规模和它大量征兵的稳定性，对国外的观察家来说，比诸如军事后勤和军官团一般教育水平等不显眼的事务更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更有甚者，俄国的军队过去是有战斗力的，常常在频繁的深入高加索和跨越土耳其的扩张战役中取胜，这些挺进已经开始使印度的英国人不安，并使19世纪的英俄关系比18世纪的两国关系更加紧张。对外国人来说，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俄国对1848—1849年匈牙利叛乱的镇压和沙皇的主张，即他随时准备派40万大军去平息同时代的巴黎叛乱。但那些观察家们却没有注意到一个较不显眼的事实：俄国的大部分军队总是受制于国内的驻防任务、在波兰和芬兰的“警察”行动，以及诸如边境巡逻和军事殖民等其他活动而不能动弹；所剩下的部队并不是特别有战斗力的——例如，在匈牙利之役遭受的伤亡中，除一千人外，全是由疾病引起的，因为军队的后勤和医药供应工作毫无效率可言。

　　1854—1855年的克里米亚之战，非常惊人地证实了俄国的落后。沙皇的部队不能集结。联军在波罗的海的行动（虽然一直不很严重），再加上瑞典干涉的威胁，把多达20万的俄军牵制在北方。在多瑙河诸公国的早期征战，以及奥地利将干涉的威胁转为现实这一极为严重的危险，对比萨拉比亚、西乌克兰和俄属波兰构成了威胁。在高加索与土耳其人的交战，就像防卫远东的俄国领土那样，对部队和供应体系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当英法军队对克里米亚的攻击把战争转到俄国领土的高度敏感的区域时，沙皇的武装部队没有能力把这种入侵拒之门外。

　　在海上，俄国拥有一支由干练的海军将领指挥的相当规模的海军。1853年11月，它能在锡诺普彻底摧毁较弱的土耳其舰队；但是一旦英法舰队参战，形势立刻逆转。许多俄国船只是用枞木建造的，经不起风浪；它们的火力不足，船员未经充分的训练。联军拥有远为众多的蒸汽战舰，其中有的配备了榴霰弹和康格里夫火箭。尤其是，俄国的敌人有建造更新的船只（包括几十艘蒸汽炮舰）的工业能力，因此，随着战争期的延长，他们的优势就变得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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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3)

　　但是，俄国陆军的处境更糟。一般的步兵打得不错，并且在纳希莫夫海军上将和工程天才托德尔本上校的鼓舞人心的领导下，俄国在塞瓦斯托波尔的长期防御是一个了不起的业绩。但在一切其他方面，陆军可悲地不能胜任其任务。骑兵团不敢冒险，他们的练兵场上的马匹不能投入艰苦的战斗（在这方面，非正规的哥萨克部队要更好一些）。更坏的是，俄国士兵的武器非常差。他们老式的燧发滑膛枪的射程为200码，而联军的步枪能够有效地射至一千码；这样，俄国的伤亡人数要大得多。

　　最坏的是，甚至当知道了任务的庞大性时，俄国的体制作为一个整体，却不能对它做出反应。陆军的领导很差，充满了个人倾轧，始终未能产生一个有凝聚力的宏伟战略——在这方面，它完全反映了沙皇政府的普遍的无能。受过训练和教育的中级军官很少，而普鲁士军队中却有大批这样的军官；主动性全遭白眼。令人惊讶的是，在全国性的紧急状态下，可以征召的后备军却很少，因为短期服役制的大规模采用，将会导致农奴制的垮台［10］。实行这个制度的一个后果是，俄国长期服役的军队包括许多超龄的士兵；另一个甚至更加致命的后果是，约40万在战争开始时匆忙入伍的新兵完全没有受过训练（因为没有足够的军官担任这项工作），而且从农奴市场抽出那么多人，损害了俄国的经济。

　　最后，存在着后勤和经济方面的弱点。由于在莫斯科南部没有铁路，马拉的供应车不得不穿过数百英里的干草原，那里在春季解冻和秋季下雨时是一片泥泞的海洋。况且马匹自己也需要许多饲料（饲料又必须由驮马来运送，等等），以致巨大的后勤努力所产生的效果小得不成比率。通过海路，在3个星期内可以把联军及增援部队从法国和英格兰调到克里米亚，而来自莫斯科的俄国部队有时则要花3个月时间才能到达前线。更令人震惊的是俄军装备库存的枯竭。“在战争开始时贮存了100万件枪炮；（在1855年末）只留下9万件。在1 656门野战炮中，只有253门可用。……火药和子弹的库存情况甚至更糟。”战争的时间拖得愈长，联军的优势变得愈大，同时英国人的封锁阻止了新武器的进口。

　　但是，封锁的效果还不止于此，它切断了俄国粮食和其他出口品的流通（除了从陆路把这些物品运往普鲁士），并使俄国政府不借巨额贷款就不能支付战争费用。甚至在和平时期就占这个国家岁入4/5的军费，从1853年的2.2亿卢布，增至1854年和1855年的5亿卢布左右。为了弥补惊人的亏空，俄国财政部在柏林和阿姆斯特丹借债，但那时卢布的国际币值下跌了；为了弥补剩余的不足数，它采用了印钞票的办法，这样就导致价格的猛烈上涨和日益增多的农民动乱。在此以前，财政部建立银本位卢布和取缔一切期票——它已在拿破仑战争和征讨波斯、土耳其和波兰造反者时破坏了“健全的财政”——的大胆的尝试，这时完全被克里米亚战争所破坏。1856年1月15日，国务会议被警告说，如果俄国坚持这场徒劳的斗争，国家将破产。与大国谈判是避免灾难的唯一出路。

　　这一切并不是说，联军认为克里米亚战争是容易打的；对它们来说，这场战争也产生了紧张和不愉快的冲击。十分有趣的是，法国受到的不利影响最小，因为它在这一次得益于它是多种因素混合的强国——在工业和经济方面不像俄国那样落后，而在“非军事化”程度上则不如英国。在圣-阿诺将军率领下东进的武装部队，由于在北非打过仗，所以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并且具有相当的海外征战的经验；他们的后勤和医药供应制度，与19世纪中期的政府能够提供的任何这种制度一样有效率。法国军官有理由对那些与他们地位相当的经验不足的英国军官带着超重行李的现象感到迷惑不解。法国远征军毫无疑问是最大的，并且在战争的重大突破中所做的贡献也最多。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法国在这次战斗中恢复了拿破仑时代的遗风。

　　但是，到了战役的后面几个阶段，法国开始表现出一些紧张的迹象。虽然它是一个富国，但它的政府不得不与铁路建筑商等人向信用动产公司和其他银行家争夺现成的资金。黄金正在流向克里米亚和君士坦丁堡，造成了国内的物价上涨；歉收的粮食帮不了忙。虽然还不知道战争的全部损失（10万人），但法国人对这场冲突的早期热情很快就烟消云散。通货膨胀引起的民众骚乱，加剧了塞瓦斯托波尔陷落的消息传开后引起的争论，即正在延长的战争不过是迎合自私和有野心的英国的目的。到那个时候，拿破仑三世也急于要结束战斗：俄国已受到惩罚，法国的威信已经提高（在巴黎举行的一次重大的国际和平会议上还会进一步提高），而且重要的是，不能因为把黑海周围的冲突升级而过于分散对德意志和意大利事务的注意力。即使拿破仑三世不能在1856年对欧洲地图作重大的改变，他也肯定感到法国的前途比滑铁卢之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乐观。在旧欧洲协作体中，克里米亚战争后的分歧使这种幻想又继续了10年。

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4)

　　对比之下，英国人却远远不满足于克里米亚之战。尽管作了某些改革的努力，陆军仍是惠灵顿式的，而且它的统帅拉格仑在半岛战争中实际上当过惠灵顿的军事秘书。骑兵是胜任的（就骑兵部队而言），但常常被误用（不只是在巴拉克拉瓦），而且几乎不能部署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城设施中。虽然士兵是作战勇猛的健壮的老兵，但是在克里米亚雨季和冬季时保温掩体却惊人的缺乏，陆军中对付大规模出现的痢疾和霍乱的医疗工作原始而无能，陆路运输的不足，造成了激怒英国全国的不必要的损失和挫折。更加为难的是，由于英国陆军像

俄国陆军那样，是主要用于卫戍任务的长期服役的部队，所以它没有在战时可资抽调的受过训练的后备力量；但俄国人至少还能够强制征召数十万新兵，主张放任主义的英国却不能这么办，这就使政府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它必须大肆宣传，广召外国的雇佣军，以弥补在克里米亚部队的缺额。可是，当英国的陆军一直处于法国的小伙伴地位时，它的海军却没有真正的机会去取得纳尔逊式的对敌作战的胜利，因为敌人谨慎地将其舰队撤入加固的港口内。

　　伦敦《泰晤士报》公开揭露了军事上的无能和部队伤病员的痛苦，公众对此爆发的不满情绪，这里只能附带地一提：它不但导致内阁的改组，而且也激起了一场关于“一个战争中的自由国家”内在困难的认真争论。此外，整个事件表明，英国的貌似特别强大之处——低程度的行政管理、少量的帝国陆军、对海上力量的严重依赖、对个人自由和不受约束的新闻界的重视、议会和个别大臣的权力——在全国被号召去对主要敌人进行一场一年到头的广泛的军事行动时，就很容易转化成弱点。

　　英国对这一考验的反应（很像20世纪美国人对战争的反应）是：为了弥补过去的疏忽，拨给武装部队大量资金。交战国的未经分类的军费数字（见表11），对说明冲突的最后结果是大有帮助的。

　　表11.克里米亚战争中列强的军费

　　（单位：百万英镑）

　　但甚至当英国自我激励时，它也不能迅速地创造出足够的表现实力的物资。军费可能成倍增加，可能会订购数百艘蒸汽轮船，远征军到1855年可能会享受到过剩的帐篷、毛毯和弹药，好战的帕麦斯顿可能会强调打垮俄罗斯帝国的必要性。可是如果法国走向和平而奥地利保持中立（这正是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后一个月内发生的事），英国的小型陆军是无所作为的。只有英国全国和它的政治经济变得更为“军事化”时，它才能郑重其事地坚持单独与俄国交战。但是，对一个已经因克里米亚之役造成战略、宪法和经济方面的困难而感到不安的领导集团来说，可能带来的代价实在太高了。因此，当感到受骗而不能取得应有的胜利时，英国人也愿意和解。这一切的结果使许多欧洲人（法国人、奥地利人，还有俄国人）怀疑伦敦的目的和可靠性，正像它使英国公众越加讨厌卷入大陆的事务那样。当拿破仑的法国移向1856年的欧洲舞台中央时，英国则不断地靠边站——1857年的印度兵变和国内的改革运动只会加剧这种转移趋势。

　　如果说克里米亚战争冲击了英国人，那么这种冲击根本不能与俄国的实力和自尊心所受到的打击相比——更不必说48万人死亡所造成的损失了。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直截了当地声称：“我们不能再欺骗自己了……我们比一等强国虚弱和贫穷，另外，我们不但在物质方面，而且在智力资源方面（尤其是管理方面）比它们贫乏。”这一醒悟推动了俄国的改革者进行一系列激进的变革，最明显的是农奴制的废除。此外，在亚历山大二世时期，对铁路和工业化的鼓励远远大于他父亲时期。煤和钢铁的产量、大规模的公用事业和规模大得多的工业企业，从19世纪60年代起更加引人注意了。俄国经济史提供的统计数字乍一看给人以很深刻的印象。

　　可是，像以往那样，现象的变化影响一个人的判断。这个现代化赶得上——且不说超过——贫困和无文化的农民人数每年的大量增长吗?在今后的20年中，它能与西方的英国中部、鲁尔、西里西亚和匹兹堡发生的钢铁和制成品生产的爆炸性增长相比吗?它能否赶上普鲁士即将向世界显示的、重视国家实力中质的因素超过重视量的因素的“军事革命”，甚至能否赶上经过现代化改造的普鲁士陆军?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使一个俄国的民族主义者失望，他非常清楚，他的国家在欧洲的地位从1815年和1848年的突出位置大大地下降了。

　　五 内战与美国

　　前面已经提到，从德·托克维尔起的全球政治观察家都感到，俄国帝国的崛起可与美国的崛起相比拟。的确，每个人会承认两国的政治、文化和体制存在着根本的差别，但从世界大国的角度观察，它们的面积大小、“敞开的”和不断变动的边界、迅速增长的人口和几乎没有开发的资源，看上去却很相似。虽然以上大部分情况是事实，但在整个19世纪，美国与俄国依然存在着重要的经济差距，这些差距对两国实力的影响日益增加。第一个经济差距在总人口数方面，虽然在1816年（俄国5 120万，美国850万）到1860年（俄国7 600万，美国3 140万）期间，差距大大地缩小了。更关键的是人口的素质：俄国人口的绝大部分是农奴，收入和生产力都低，而分得土地的，或住在迅速成长的城市中的美国人，与其他国家相比，则普遍地［11］享受高标准的生活和国民产值。早在1800年，工资已高于西欧工资1/3，而且这种优势在整个19世纪即使没有扩大，也仍将保持着。到19世纪50年代，尽管来了大量欧洲移民，但西部容易取得土地的情况，再加上持续的工业增长，造成了劳动力的相对缺乏和高工资，这两者转过来又促使制造商们投资于节省劳力的机器，从而进一步刺激国民的生产力。这个年轻的合众国超然于欧洲的权力斗争之外，英国皇家海军（不是门罗主义）布置防疫线，以强行把旧世界同新世界分开，这些情况意味着对美国未来繁荣的威胁只能来自英国本身。可是，尽管有1776年和1812年的辛酸回忆和西北边境的争端，英美之间的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英国资本和制成品流入美国，美国的原料（特别是棉花）回流到英国，这种情况把两国的经济更紧密地拴在一起，并进一步促进美国经济的成长。因此，战略上安全的美国不必把财政资源分散地用于国防支出，而可以集中自己的（和英国的）资金去开发其巨大的经济潜力。与印第安人的冲突和1846年与墨西哥的战争，都没有大量消耗这种生产性投资。

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5)

　　这一切造成的结果是，甚至在1861年4月内战爆发前，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巨人，虽然它远离欧洲、其注意力集中在国内发展（而不是对外贸易）和依然保持着自然粗犷风貌的农村，部分地掩盖了这个事实。虽然1860年它在世界工业产量中所占的份额远远落在大不列颠后面，但却超过了德国和俄国，快要赶上法国。1860年人口只占俄国40%的美国，其城市人口却比俄国多一倍，生产83万吨铁（俄国只生产35万吨），消耗现代燃料的能源15倍于俄国，铁路长度是俄国的30倍（甚至是英国的3倍）。相比之下，美国只有一支2.6万名士兵的正

规军，而俄国巨大的兵力则高达86.2万人。两个远隔重洋的国家的经济指数和军事指数的差距，也许再也没有比这个时候更为悬殊的了。

　　当然，在下一年中，内战开始改变美国人专门用于军事目的的国家资源的数量。这场冲突的根源和原因，这里不加论述，但是由于双方的领导已经决定把战斗进行到底，又都能号召数十万人，斗争就有可能延续下去。由于战斗席卷广大地区，情况更是如此，“战线”从弗吉尼亚沿岸直至密西西比，甚至往西更远至密苏里和阿肯色——大部分地区是森林、山脉和沼泽地。同样，北方的海军封锁了敌人的港口，它巡逻的海岸线同汉堡与热那亚之间的距离一样长。换句话说，尤其是对一个已把武装部队保持在最低水平而且没有大规模战争经验的民族来说，打垮南方将是一个困难的后勤和军事任务。

　　可是，虽然4年的冲突是消耗元气和伤亡惨重的（北方联邦政府约损失36万人，而南方邦联则损失25.8万人［12］），但它也体现了美国拥有潜在的国力。这场冲突（至少短期地）把美国改造成地球上最大的军事国家（1865年以后到大幅度减员之前）。双方的武装部队从一开始的外行转变成不断进行大量征兵的陆军，它们使用了有来复线的现代大炮和小型武器，在北弗吉尼亚的围城战中展开拉锯或者大批兵员乘火车奔赴西部战场，双方的陆军司令部都采用电报通讯，并且利用动员起来的战时经济资源；在海战中，出现了首先使用的铁甲舰、旋转炮塔、早期的鱼雷和水雷、以及劫掠商船的蒸汽快船。比起克里米亚战争或普鲁士统一战争，这场冲突更有资格号称第一次真正的工业化“总体战”，所以指出北方取胜的原因是非常值得的。

　　假定双方的意志力保持不变，第一和最明显的原因是资源和人口的悬殊。以下的情况可能是事实：南方为自己生存而战，而且（通常地）在自己的土地上战斗，所以在斗志方面占了优势；它能征召更高比率的擅长骑射的白人男子；它拥有一批坚定和优秀的将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它可以进口军火和其他供应，以弥补物资的亏缺。但这些都不能补偿北方和南方之间数字上的巨大差距。当北方拥有将近2 000万的白人人口时，南方邦联只有600万。此外，由于移民（1861—1865年期间来了80万）和1862年征募黑人部队的决定（完全可以预料，这是南方在战争最后几个月之前回避的事），联邦政府的人口总数不断增长。约200万人曾在联邦政府军中服役，1864—1865年的实力达到了顶峰，约有100万士兵。只有约90万士兵曾经陆续为南方邦联军作战，它的最大兵力从没有超过464 500人——这是1863年晚些时候达到的“最高峰”，从此人数就缓慢地减少了。

　　但是，与常情一样，对战争来说，除单纯的数字外还有其他因素。南方即使达到了军队的规模，它还要冒从农业、矿业和铸造厂抽调过多的男人的风险，从而削弱了打一场长期战争时必须依靠的能力。事实上从一开始，南方邦联的支持者已经发现他们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在1860年，北方拥有11万个制造业设施，而南方只有1.8万个（其中许多还依靠北方的技术专业知识和技工）；邦联只生产3.67万吨生铁，而宾夕法尼亚一地的产量就达58万吨；纽约州几乎生产了价值3亿美元的货物——是弗吉尼亚、亚拉巴马、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产值总和的4倍以上。交战双方经济基础的惊人差距，不断地表现为战斗力的差距。

　　例如，南方仅能制造少量的步枪（主要是用从哈泼渡口缴获的机器制造的），并且严重地依靠进口，北方则大量在国内制造步枪，生产的步枪近170万支。北方的铁路系统（长度约2.2万英里，并从东部向西南扇形展开）在战时得以维护甚至发展；南方只有0.9万英里的路轨和供应不足的机车和车皮，而且在逐渐磨损。同样，虽然双方在冲突开始时基本上都没有海军，但南方因没有建造船舶发动机的机器车间而处于不利地位，而北方则有几十个这样的设施。虽然要经过一段时期，人们才能感到北方联邦政府的海上优势（在此期间，偷越封锁的船只把欧洲造的军火运给邦联军，使南方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船给北方的商船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但封锁网缓慢而无情地在南方港口周围收紧了。到1864年12月，北方联邦政府的海军共有671艘战船，其中包括战争开始以来建造的236艘汽船。北方的海上力量在使其武装部队控制几条大内河——特别是在密西西比至田纳西地区——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铁路和水路运输成功的结合使用，帮助了联邦政府在西部战场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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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6)

　　最后，南方邦联的支持者发现不可能负担战争的费用。他们在和平时期的主要收入来自棉花出口，当这项贸易萎缩和欧洲列强没有干涉这场争斗（这使南方感到失望）时，他们就无法弥补损失。南方的银行很少，也没有什么流动资本；当土地和奴隶的生产受到战争的严重打击时，土地税和奴隶税的收入就很少了。向外国借款收效不大，可是没有外国的通货或硬币，就难以支付主要的进口货。也许南方邦联的金库不可避免地要求助于印刷机，但是“过滥的钞票，加上几种商品的短缺，造成了不可收拾的通货膨胀”，这又转过来严重地打击

了民众继续战斗的意志。对比之下，北方通过税收和借款，始终能筹措足够的资金去支付这场冲突的费用；它印发的“美钞”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刺激了工业和经济的增长。联邦政府的生产力在战争期间，不但在军火、铁路建设和铁甲舰的建造方面，而且在农业产量方面，都增长迅猛。到战争结束时，北军的伙食和供应可能比历史上的任何军队都强。如果说正在出现一种特殊的进行军事冲突的美国方法（韦格利教授称之为“美国式的战争”），那么它首先在这里，即在联邦政府动员和利用其巨大的工业-技术潜力以打垮其敌人的行动中形成。

　　如果以上一切因素对解释一场拉锯将近4年的冲突的结果来说听起来过于像物质决定数论，那么着重指出南方面临的基本战略问题也许是值得的。由于面积和人口的差距，南方无法赶上北方。充其量它只能做到削弱敌人的锐气和意志力，以致使他们放弃其高压政策和承认南方的权力（维持奴隶制，或者分治，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如果处于南北交界的州，如马里兰和肯塔基，有绝大部分人投票要求加入邦联，这个策略将得到很大的帮助，可是这种事根本没有发生；假如外国（像英国）干预，它又会得到无法估量的帮助，但作这样的假设，是对19世纪60年代初期英国政治的权衡与抉择的惊人的误解。排除了以上两种使全面军事优势转向南方的可能性，邦联的支持者只能采用抵抗联邦政府的压力和希望大部分北方佬厌战的战略了。但是，这样必然意味着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而战争时间拖得越长，联邦政府就越能动员其更丰富的资源，提高其军火生产，兴建数百艘战舰和无情地压制南方——通过海军封锁、对弗吉尼亚北部施加持久的压力、在西部长期征战和谢尔曼破坏性地深入敌人领土来完成。像南方的经济那样，士气下降，前线的军队也衰弱了，到1865年初，它“应召”部队的总数降至15.5万人，投降是剩下的唯一现实主义的选择。

　　六 德国的统一

　　虽然美国内战被不少欧洲的军事观察家研究过，但它的特征（范围广大，在原野进行，以及内部冲突等性质），使它不像19世纪60年代欧洲发生的武装斗争那样表现为衡量全面军事发展的指示器。在欧洲，克里米亚战争不但破坏了老式的协作体外交，而且使各“侧翼”强国感到可以更少地去干涉欧洲中部的事务：俄国需要多年才能从其屈辱的战败中恢复过来，而英国则宁愿把精力集中在帝国和国内的问题上。因此，欧洲事务被法国所左右，虽然这种局面证明是人为的。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普鲁士在腓特烈·威廉四世统治下处在表面上不光彩的地位，这时因腓特烈的继承者威廉一世与普鲁士议会之间关于宪法问题的争吵，特别是在陆军改革问题上的分歧，而正在备受折磨。就哈布斯堡帝国而言，它仍在国家的相互关系问题上玩弄花招，即保持它在意大利的利益以反对皮埃蒙特，保持它在德意志的利益以反对普鲁士，同时又在国内大力遏制匈牙利的不满分子。

　　对比之下，在拿破仑三世的统治下，法国似乎是强大和有信心的。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银行业务、铁路和工业开发都有进展。它的殖民地帝国在西非、印度支那和太平洋扩大了。它的舰队得到扩充，以致有时（例如1859年）引起了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恐慌。在军事上和外交上，不论在解决德意志问题或是意大利问题时，它似乎都是决定性的第三种力量，这在1859年已充分表现出来：法国站在皮埃蒙特一边，迅速出面干预而与奥地利进行短期交战。

　　可是，在迫使哈布斯堡帝国放弃它对伦巴第的控制中，不管马祖让之战和索尔费里诺之战多么重要，1859年的敏锐的观察家们已经注意到，是奥地利人军事上的无能，而不是法国人杰出的军事才能（当然也不是皮埃蒙特人的军事才能!）决定了结局。法国陆军的确拥有比奥地利更多步枪的优势（这造成了使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为之不安的伤亡），但法国的缺点也是显著的：医药和军火供应非常缺乏，动员的日程表是无计划的，拿破仑三世自己的领导也不是出众的。由于哈布斯堡的陆军比较弱，居莱伊将军的领导甚至更加犹豫不决，这些缺点还没有太大关系。军事效力毕竟是相对的，这可以从后来哈布斯堡的军队仍能在陆地（1866年在库斯托扎）和在海上（在利萨）轻而易举地对付意大利人这一事实中看出，虽然它当时仍不能与法国、普鲁士或俄国较量。但推而广之，这并不意味着法国自己在未来与另一个敌人的冲突中将自动地处于优势。那场战争的结局将取决于各方拥有的不同层次的军事领导、武器体系和生产基础。

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7)

　　由于正是在19世纪50和60年代，产业革命引起的技术的迅猛发展开始真正地影响战争方式，所以人们发现，各国诸军种这时正在尽力解决前所未有的作战问题就不会惊奇了。在战斗中，是配备新式后膛装弹步枪的步兵重要，还是配备新式钢炮筒机动炮的炮兵重要?铁路和电报对战地指挥有什么作用?新的战争技术是使进攻的军队还是使防守的军队更占优势?对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当然都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也就是说，战争的结局不但受到更新式武器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使用新武器的地形、部队士气和利用战术的能力、供应制度的效能以及其

他一切有助于决定战斗命运的众多因素的影响。由于不可能事先知道一切事态进行情况，最关键的是要拥有一个擅长利用各种不同因素的军事-政治领导和完全能对新情况作出灵活反应的军事机构。在这些重要方面，哈布斯堡帝国，甚至法国，都将不能像普鲁士那样成功。

　　19世纪60年代的普鲁士“军事革命”很快地产生了迪斯累利［13］所郑重命名的欧洲事务中的“德意志革命”；“军事革命”建立在许多互相关联的因素之上。第一个因素是一种独特的短期服役制度，它是新王威廉一世及其陆军大臣不顾自由党的反对而推行的，该制度包括的内容有，每个男人先在正规军中服3年义务兵役，再在预备役中服役4年，才能转入后备军。这意味着，充分动员起来的普鲁士陆军（对每个人）有7年的征召［14］。由于不准顶替，以及后备军能够承担大部分卫戍和“后方”的任务，这一制度使普鲁士拥有的一线陆军，与其人口相对而言，远远多于其他大国。这又转过来要求人民接受至少是较高程度的初等教育，因为根据大部分专家的意见，一个迅速发展的短期兵役制在一个无文化的农民国家是难以实行的；它还要依靠全力处理这样大批人员的优秀的组织工作。如果一支50万或100万人员的大军不能充分地得到训练、服装、武器和粮食，并被运往决战地区，那么建设这支军队终究是没有用的；如果军队指挥官不能与有关的大批士兵保持联系并进行控制，那么这就更是浪费人力和资源。

　　对这支军队实施控制的机构是普鲁士总参谋部，它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在年长的毛奇［15］的天才领导下，从默默无闻的地位一跃而成为“陆军的智囊”。直到那时，大部分和平时期的陆军由战斗部队组成，这些部队得到军需、人事、工程和其他部门的支持；实际的作战参谋部只是在战役开始和指挥部成立时才拼凑而成。但在普鲁士，毛奇已经招收了陆军学院最优秀的人才，并教导他们为未来可能的冲突制订计划和做好准备。在敌对行动开始以前很久，作战计划必须制订出来，并经常修改。图上作业和演习得到了周密的研究，对其他强国进行的历史性战役和军事行动也同样进行深入研究。一个专门机构设立了，它监督普鲁士的铁路系统，以确保军队和供应能被迅速地运往目的地。首先，毛奇的参谋系统试图教导军官团如何去处理大兵团（军或集团军）的作战方法，它们将独立地转移和作战，但又随时准备集结在决战性的战场上。如果不能保持与后方毛奇司令部的通讯联系，前方的将领可根据几条地面作战的基本准则，去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并采取行动。

　　当然，上面所谈的是理想化了的模式。普鲁士陆军不是十全十美的，甚至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改革后，在实际战斗中也遭受了许多暂时困难。许多战地将领无视毛奇的意见，在条件不成熟的进攻或错误的方向中盲目推进——1866年奥地利战役中这种差错比比皆是。在战术上，1870年普鲁士禁卫军在格拉夫洛特-圣普里瓦正面突击（因此遭受严重损失），也表现出他们是愚不可及的。铁路供应体系本身不能保证胜利，它往往只是在边界上堆积大批物资，而需要那些物资的军队已经调离附近的任何铁路线。也不能说普鲁士人科学的计划已经确保他们的军队始终能拥有最佳的武器，1866年时奥地利的大炮显然更好，1870年时法国夏斯波拉栓步枪也大大地优于普鲁士步枪。

　　真正的问题是，普鲁士的制度并不是没有错误，但是总参谋部仔细地研究了它过去的错误，并对训练、组织和武器相应地重新进行调整。当它的大炮的弱点在1866年暴露出来时，普鲁士陆军立即改用新的克虏伯后膛炮，这种武器即将在1870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当铁路供应的安排出现耽误时，一个新部门马上成立了，以便改进工作。最后，毛奇重点部署几个集团军，使之能独立作战，但也能互相支援，这意味着一个集团军即使局部地受到严重打击（这在奥普战争和法普战争中的确发生过），整个战局也不会不可收拾。

　　因此，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普鲁士人能在1866年夏季迅速地战胜奥地利人，这只有少数观察家能够预料。虽然汉诺威、萨克森和北方的其他德意志邦站在哈布斯堡一边，但俾斯麦的外交确保其他大国不在斗争的初期进行干涉。这又使毛奇有机会派三个集团军通过不同的山路集中到波希米亚平原，并在萨多瓦（柯尼格拉茨）袭击奥地利人。回想起来，战争的结果似乎是完全可以预料的。哈布斯堡1/4的军队需要用在意大利（他们在那里取得了胜利）；普鲁士的征兵制意味着，普鲁士人口尽管还不到它的几个敌人的人口的一半，毛奇却能部署几乎同样多的第一线部队。哈布斯堡陆军本来就缺乏经费，没有真正的参谋制度，并且受贝内德克的无能的领导；不论个别部队如何英勇作战，他们在广阔原野的交锋中都死于远为精良的普鲁士步枪之下。到1866年10月，哈布斯堡被迫让出威尼托，并撤销在德意志的一切利益——德意志在俾斯麦的北德意志联邦领导下，正在重新进行组建。

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8)

　　“争霸德意志的斗争”差不多完成了；但决定谁——是普鲁士还是日益不安和猜疑的法国——在西欧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斗争已经迫在眉睫，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双方都在测算各自的机会。表面上，法国仍表现得更为强大。法国的人口远远多于普鲁士的人口（虽然讲德语的人数在欧洲更多）。法国的陆军已在克里米亚、意大利和海外取得了经验。它拥有世界上射程最佳的夏斯波步枪，比普鲁士撞针枪射程要远得多；它还有一个新的秘密武器——每分钟射出150发子弹的后膛装填机关枪。它的海军更为优良；它还能指望得到奥匈帝国和意

大利的帮助。1870年7月，由于普鲁士人的无耻行为（即俾斯麦对关于卢森堡的前途和关于一个可能登上西班牙王位的霍亨索伦候选人问题而玩弄的狡诈的外交）而对他们进行惩罚的时机来临时，法国人对于战争的结局很少有人怀疑。

　　法国崩溃之彻底和迅速给了这些乐观的假设一个致命的打击——到9月4日，它的溃败的军队已在色当投降，拿破仑三世被俘，帝国政权已在巴黎被推翻。结果是，奥匈帝国和意大利都没有援助法国，而法国的海上力量证明是完全无用的。因此，一切都取决于敌人的陆军，而在这方面，普鲁士人无可争辩地证明他们更加优秀。虽然双方都使用铁路网把大批军队运往前线，法国动员的效率却差得多。应征的预备队必须跟上他们的部队，但部队已经开往前线。炮兵连遍布于全法国，不容易集中。对比之下，3个德意志集团军（大大超过30万人）在宣战的15天内，正在开进萨尔和阿尔萨斯。夏斯波步枪的优势，屡屡被普鲁士人推到前沿的机动速射炮的战术弄得失去效力。后膛装填机关枪留在后方，从未有效地发挥作用。巴赞元帅的懒散愚蠢无法言喻，而拿破仑三世本人也不比他强多少。相比之下，虽然个别普鲁士部队在“战雾”中出错，遭受严重损失，但毛奇对各路大军进行远距离的监督以及他调整其计划以利用意外情况的战术，保持了入侵的势头，直到法军土崩瓦解为止。虽然法国的部队又继续抵抗了几个月，但德意志人对巴黎的包围和对法国东北的控制网无情地收紧了。卢瓦尔军无效的反攻和游击队员的袭扰，不能掩盖这一事实：法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国已经被打垮了。

　　很明显，普鲁士-德意志的胜利是它的军事制度的胜利；但是正如迈克尔·霍华德所尖锐地指出的那样，“一个国家的军事制度不是社会制度以外的独立部分，而是其整体的一个方面”。支持德意志各路纵队全面猛进和总参谋部有控制地协调工作的，是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装备更好，并且更有准备去适应现代战争条件的一个国家。在1870年，德意志诸邦合在一起的人口已多于法国，只是分裂掩盖了这个事实。德意志有更长的、并且更充分地为军事目的做好安排的铁路线。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和钢铁产量就在那时赶上了法国。它的煤产量是法国的两倍半，它消耗的现代能源也比法国多50%。德意志的产业革命正在建立更多的大企业，例如克虏伯钢铁和兵器联合体。这使普鲁士-德意志国家具有军事和工业力量。陆军的短期服役制遭到国内外自由主义者的反对（这些年对“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批评是很普遍的），但它为战争的目的动员国家人力，却比放任主义的西方或落后和搞农业的东方更有效率。而支持这一切的后盾，则是这样一个民族：它拥有水平高得多的初等和技术教育，它的大学和科学设施是无与伦比的，它的化学实验室和研究机构是首屈一指的。

　　再用当时的一句妙语来说：欧洲失去了一个主妇，却得到了一个主人。在俾斯麦惊人而灵巧的安排下，1870年以后的整整20年中，大国体制将被德意志支配。外交家们注意到，这时条条道路通向柏林。可是许多人都能看到，使德意志成为欧洲大陆最重要强国的因素，不仅仅是帝国宰相的聪明和残酷无情，而且还有以下的因素：德意志的工业和技术，一旦国家统一后，它甚至发展得更快；德意志的科学、教育和地方行政；引人注目的普鲁士陆军。至于第二德意志帝国也有俾斯麦为之烦恼的重大内部缺陷的事实，局外的观察家们则很少注意到。欧洲的每个国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秉持孤立主义的英国人，都感到了这个新的巨人的影响。俄国人在1870—1871年期间仁慈地保持中立，并且利用西欧的危险来提高自己在黑海的地位，但对这时欧洲的重心移至柏林这一事实愤懑不平，并且暗暗担心德意志下一步可能的行动。1870年当法国人（教皇的保护人）在洛林溃不成军时，占领罗马的意大利人渐渐倒向柏林。奥匈帝国（1867年维也纳与匈牙利人妥协后的名称）也是如此，它希望在巴尔干半岛找到补偿，以弥补它在德意志和意大利丧失的地位——但它也很清楚，这样的野心可能激起俄国的反应。最后，备受打击和怨恨不平的法国人在妄想重新取得与莱茵河彼岸的强邻平等地位的尝试中，终于感到有必要重新考察和改造行政和社会的几个重大领域（教育、科学、铁路、武装部队和经济）。在当时，甚至在以后的回顾中，1870年都被视为欧洲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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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9)

　　在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许多国家感到在19世纪60年代的种种动乱以后应该喘一口气，还因为政治家们在新秩序下谨慎行事，1871年以后约10年的大国外交史是寻求稳定的历史。美国关心内战后的重建，日本关心明治维新的影响，它们都不是“体系”的一部分，“体系”反而比以往更加以欧洲为中心。虽然这时存在一个重新塑造的“欧洲五头政治”的模式，但均势与1815年以后的均势相比有很大的变化。普鲁士-德意志在俾斯麦的指引下，这时是欧洲国家中最强和最有影响的，它代替了以前一直是最弱的那个普鲁士。还有另一个新强国，

即统一的意大利，但其经济落后得令人失望的条件（特别是缺煤），意味着它永远不会被体面地接纳进列强的主要集团，虽然它在欧洲外交中显然比西班牙或瑞典等国家更为重要。由于它在地中海和北非的要求，的确做到了成为一个日益与法国为敌、分散法国力量和给德意志提供一个有用的未来盟友的国家；其次，由于在反对维也纳的解放战争中它的收获和它在巴尔干半岛西部的野心，意大利还使奥匈帝国恐慌不安（至少在俾斯麦于1882年的奥德意“三国同盟”中冻结那些紧张关系之前是如此）。这意味着奥匈帝国和法国（德意志崛起的两个主要“受害者”）都不能集中其精力去对付柏林，因为两者的后方都有一个有生气的（虽然不太强大的）意大利存在。这个事实干脆使奥地利人更有理由去听从德意志，结果成了一个准卫星国，而且还意味着，甚至法国更强的国力和更大的结盟价值，在未来与柏林的任何斗争中，也因南方存在着一个敌对的和无法捉摸的意大利而受到损害。

　　由于法国处境孤立，奥匈帝国受到威胁，处于中间的南德意志“缓冲邦国”和意大利这时都统一成更大的国家单位，对德意志进一步扩张的举足轻重的遏制力量，看来只能是俄国和大不列颠这两个独立的“侧翼”强国了。英国政府在格莱斯顿重视国内改革的主张（1868—1874年），和迪斯累利重视国家的“帝国”命运和亚洲命运的主张（1874—1800年）之间来回摇摆，对它来说，欧洲的平衡问题似乎很难说是紧迫的。俄国的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在那里，戈恰科夫首相等人对他们的普鲁士保护国转变成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心怀不满。但这种感情中又掺杂着1871年以后存在于圣彼得堡和波茨坦两个宫廷之间的亲密的王朝的和思想意识的认同感，掺杂着俄国人企图从克里米亚战争灾难中恢复元气的需要，希望柏林支持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和恢复中亚利益的企图。但是总的说来，侧翼强国干预欧洲西部和中部事务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意志自己的行为；如果可以假定第二德意志帝国这时已是得到充分满足的强国，那么它们肯定没有必要再卷入纠纷之中。

　　1871年以后，俾斯麦本人非常愿意做出这种保证，因为他没有建立一个吞并几百万奥地利天主教徒、摧毁奥匈帝国和使德意志孤立于有复仇心的法国和有猜疑心的俄国之间的“大德意志国”的意愿。因此，对他来说，赞同建立三皇同盟（1873年）似乎要安全得多；三皇同盟是半结盟性的，它强调东方诸皇的思想上的团结（如反对“共和的”法国），同时冻结奥俄在巴尔干的利益冲突。在1875年“战争在望”的危机时期，当出现德意志政府可能在对法国酝酿一场预防性战争的迹象时，来自伦敦、（特别是）圣彼得堡的警告，使俾斯麦相信，欧洲均势的任何改变将引起强烈的反对。因此，出于国内政治和对外外交的原因，德意志依然留在1871年建立的边界内，正像有些历史学家所说的，是一个“半霸权强国”，直到德国的军事-工业的发展和俾斯麦之后的领导集团的政治野心再次使它能够对现存的领土秩序提出疑问时为止。

　　但是，探究这种转变将是下一章的事。从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俾斯麦本人的外交是维持现状，因为这时他认为这对德意志利益是非常重要的。在作出这一方面的努力时，这位宰相部分地得到了1876年另一件突发事件的帮助，这是由来已久的“东方问题”的另一个尖锐的阶段，当时土耳其屠杀保加利亚基督教徒的行动和俄国对此做出的军事反应，使各方的注意力从莱茵河转向君士坦丁堡和黑海。的确，在多瑙河下游或达达尼尔爆发的敌对行动，如果让这场危机升级为全面的大国战争，甚至会危及德意志。这在1878年初期看来似乎是很可能的。但是，俾斯麦在充当“诚实的掮客”以使所有强国在柏林会议上做出妥协的外交技巧，加强了和平解决危机的压力，并再次强调了在欧洲事务中德意志所占的中心的和稳定局势的地位。

　　1876年至1878年的东方大危机对德意志的相对地位也大有裨益。虽然俄国在黑海的小型舰队在与土耳其人作战时表现得很出色，但是1877年俄国陆军的征讨却暴露出它在克里米亚战争后的改革没有真正见效。虽然勇敢兵员的绝对数字最后使俄国人在保加利亚和高加索两个战场上战胜土耳其人，但“侦察敌人阵地极不充分、各部队之间缺乏协同行动和高级指挥混乱”的例子实在太多了。英、奥站在土耳其一边进行干预的威胁，使俄国政府又一次意识到隐约出现的破产，从而迫使它在1877年晚些时候同意对它的要求做出妥协。如果后来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分子谴责俾斯麦，说他把持了使那些屈辱的让步合法化的柏林会议，那么事实上圣彼得堡精英中的许多人依然更加意识到需要保持同柏林的良好关系——甚至在修正的形式下重新参加了1881年的另一个三皇谅解。同样，虽然在1879年危机高潮时曾经威胁要挣脱俾斯麦的控制，但次年秘密的奥德同盟又把它捆在德意志的绳索上，就像后来1881年的三皇同盟和1882年柏林、维也纳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那样。另外，所有的这些协定都起着使签字国疏远法国和使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德意志的作用。

工业化与力量对比(20)

　最后，19世纪70年代后期的事件重新突出了长期以来在近东和亚洲的英俄对抗，这使两国倾向于向柏林谋求仁慈的中立，甚至进一步转移公众对阿尔萨斯-洛林和中欧的注意。这一倾向在19世纪80年代甚至变得更加强烈了，当时一系列事件——法国取得突尼斯（1881年），英国干涉埃及（1882年），大规模“争夺”赤道非洲（1884年起），就阿富汗问题引起的英俄战争的威胁重新出现——标志着“新帝国主义”时代的开始。虽然西方殖民主义的这种重新迸发的长期影响将深刻地改变许多大国的地位，但其短期的后果是突出德意志在欧洲内

部的外交影响，从而加强了俾斯麦为维持现状所做的努力。即使19世纪80年代他设计的那种特别居心叵测的条约和反条约体系不可能产生持久的稳定，但它似乎能确保：至少在不久的将来，和平在欧洲列强中占上风。

　　七 结 论

　　除了美国内战这一重要例外，1815—1885年这段时期没有出现任何长期的、互耗精力的军事斗争。这个时期的小战役，像1859年的法奥冲突或1877年俄国对土耳其的进攻，对大国体制没有什么影响。甚至几次更重要的战争也在几个重要方面有其局限性：克里米亚战争主要是地区性战争，在英国充分利用其资源前就结束了；奥普战争和普法战争在一个季度内结束——这与18世纪极为漫长的冲突形成鲜明的对比。于是，军事领袖和战争权威所持的关于未来大国斗争的观点，是1870年普鲁士式的迅速打倒敌人取得胜利的观点，这就不足为奇了：铁路和动员日程、总参谋部制订的迅速进攻计划、速射枪炮和大量短期服役的陆军，这一切将被结合使用，以便在几个星期内打垮敌人。速射武器如果使用得当，将对防御战而不是进攻战有利，这个观点当时尚无人赏识；也无人意识到美国内战中的不祥之兆，在那次战争中，民众不可调和的原则和开阔的地形这两者的结合，使冲突比当时的任何短期而尖锐的欧洲冲突更加漫长和残酷。

　　可是所有这些战争——不论在田纳西河谷发生，还是在波希米亚平原、克里米亚半岛或洛林的原野展开——都说明了一个总的结论：战败国是那些没有进行19世纪中期的“军事革命”，没有取得新武器，没有动员和装备庞大的军队，没有使用铁路、轮船和电报提供的先进的交通和通讯，没有供养武装部队的生产性工业基础的国家。在这些冲突中，胜方的将领和军队不时在战场上犯下严重的错误，但这些错误决不足以抵消那个交战国在受训的人力、供应、组织和经济基础等方面的优势。

　　这导致了关于1860年以后时期的一整套较为普遍的定论。本章开头已经指出，滑铁卢之战以后半个世纪的特点是：国际经济的稳步发展，工业发展和技术变革引起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增长，大国体制的相对稳定和只限于发生在局部的短期战争的形势。此外，虽然陆军和海军武器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武装部队内部的新发展却远不如受产业革命和宪法-政治改革影响的民用事业的发展。这场半个世纪的变革的主要受益者是英国，不论在生产力方面，还是在世界影响方面，它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很可能达到了顶峰（虽然第一个格莱斯顿内阁的政策有掩盖这个事实的倾向）。主要的失败者是欧洲以外的非工业化农业社会，它们抵挡不住工业品和西方军事的侵袭。出于这一根本原因，工业化较差的欧洲大国——俄国和哈布斯堡帝国——开始丧失它们以前的地位，而新统一的意大利却从来没有进入一等国家的行列。

　　此外，从19世纪60年代起，这些趋势还在加剧。世界贸易的数量，更重要的是还有工业品产量，都在迅速地增长。以前局限于英国、欧洲大陆某些地区和北美的工业化，正在开始改变其他区域。工业化特别提高了德意志和美国的地位，前者在1870年已经拥有世界工业产量的13%，后者那时甚至达到总产量的23%。因此，19世纪末正在出现的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已经可以察觉，虽然只有很少观察家能充分认识这些特征。另一方面，1815年以后协作体制的相对稳定的五头政治正在解体，这不仅是因为到了19世纪60年代它的成员比前几十年更愿意交战，而且因为其中有的国家比另几个国家强两三倍。此外，欧洲本身对现代工业生产的垄断正被打破而扩大到大西洋彼岸。蒸汽动力、铁路、电力和其他现代化工具对具有意志和自由去采用它们的任何社会都有利。

　　1871年以后俾斯麦支配欧洲外交时期没有大冲突的事实可能说明，随着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分裂，新的平衡已经建立。可是，除了陆、海军和外交领域，广泛的工业和技术发展正在进行，从而比以往更迅速地改变着全球的经济力量对比。生产性工业基础的变化将对大国的军事能力和对外政策产生影响，这个日子的来临将不会太久。

　　【注】

　　［1］也就是说，有的历史统计数字指的是大不列颠（不包括爱尔兰），有的指的是联合王国（包括爱尔兰），有的只包括北爱尔兰，但不包括南爱尔兰。

工业化与力量对比(21)

　［2］至少是根据贝罗克采用的关于“制造业”的定义。

　　［3］科蒂兹（Hernando Cortes），1485—1547年，西班牙军人兼探险家，曾征服墨西哥。——译者注

　　［4］基切纳（1850—1916年），英国殖民者，陆军元帅。1898年率军镇压埃及的马赫迪

起义。——审校者注

　　［5］苏族人，北美印第安人之一族。——审校者注

　　［6］沃伦斯坦（1583—1634年），神圣罗马帝国统帅，屡建战功。——审校者注

　　［7］例如，阿根廷能在联合王国为它出口牛肉和谷物找到现成的市场，从而不但使它能够偿付进口的英国制成品和各种劳务费用，而且能够偿还在伦敦筹措的长期贷款，这样使它自己有高度可靠的信用，以便再借款。20世纪美国贷款给拉丁美洲——短期贷款，但不容许进口农产品，这种对比是很鲜明的。

　　［8］麦考莱（1800—1859年），英国政治家，主张国会改革，历任陆军大臣、军需总监等职。——审校者注

　　［9］加富尔（1810—1861年），意大利自由主义贵族和资产阶级政治家，为意大利的统一做出了贡献。——审校者注

　　［10］ 有人正在争辩，任何人在军队中卖命两年或三年，就可以不再是农奴了；又争辩说，每年征募少量男丁为长期服役的士兵比较保险。

　　［11］黑奴和相对地说依然众多的印第安人除外。

　　［12］ 约1/3在战斗中损失，其余主要因疾病而损失。约62万人的巨大数字超过了美国人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损失的总数，而且内战遭受这个损失时，美国人口却少得多。

　　［13］ 迪斯累利（1804—1881年），英国首相，任内（1867—1868年，1874—1880年）大力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审校者注

　　［14］在非常的情况下还有第一年的后备军征召。

　　［15］ 赫尔姆斯·卡尔·毛奇（1800—1891年），一称老毛奇，德国军事家、元帅。1858—1888年先后任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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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1)

　（1943—1980）

　　从军事上看，美国和苏联从60年代至80年代始终是一流强国，然而世界生产能力对比的变化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快。撇开所有的小国不算，只从经济指数上看，多极世界已经再次变为现实。

　　温斯顿·丘吉尔得知美国参战的消息后，毫不掩饰地表示欣慰（他有充足的理由这样做）。这是因为正如他后来所说的：“希特勒注定完了。墨索里尼注定完了。至于日本人，他们将被碾为齑粉。剩下要做的仅是正确使用占压倒优势的力量而已。”然而，在1942—1943年上半年，在同盟国方面更为谨慎的人们来看，如此坚定的信念似乎是无稽之谈。珍珠港事件以后的6个月内，日本军队横扫太平洋和东南亚，征服了欧洲列强在那里的殖民地，从南面包围了中国，并威胁着印度、澳大利亚和夏威夷。在苏德战场上，1941—1942年冬季一过，德军便重新发起残酷无情的攻势，向高加索挺进。几乎与此同时，在北非兵力少得多的德军在隆美尔的指挥下，推进到距亚历山大港不到55英里的地方。德军潜艇对同盟国护航舰队的袭击比任何时候都凶猛，使同盟国商船在1943年春季蒙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而英美通过战略轰炸对德国经济进行的“反封锁”却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并使空勤人员遭受了巨大伤亡。如果说1941年12月后轴心国就注定要失败的话，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那时它们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一 “超级力量的正确使用”

　　尽管如此，丘吉尔的这一重要推测却是正确的。这场冲突从一场欧洲战争变成一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战，这一情况使英国必须采取更为复杂的战略欺诈行动。许多历史学家指出，新加坡之所以沦陷，是因为英国把飞机和训练有素的陆军师集中到地中海战区去了。然而，在新的交战国进行适当动员之后，彻底改变了总体力量的对比。在一段时间内，虽然德国和日本的战争机器还可以继续征服新地区，但他们的手伸得越长，对付同盟国军队反攻的能力就越差，而盟军正在稳步地进行反攻准备。

　　这种反攻首先发生在太平洋。在那里，尼米兹的舰载航空兵部队挫败了日军向珊瑚海（1942年5月）和中途岛（1942年6月）的进攻，并显示了在浩瀚无垠的太平洋作战，海军航空兵是何等重要。在1942年年底［1］，日军已经被逐出瓜达尔卡纳尔岛，美澳联军推进到新几内亚。1943年年底在中太平洋海域实施反攻时，2支掩护进攻吉尔伯特群岛的强大的美国作战舰队本身还有4支快速航母特混编队（12艘航母）掩护。这些航母使美军掌握了绝对制空权。在兵力对比上占更大优势的英军于1942年10月突破了德军在阿拉曼的防线，把隆美尔的部队赶回突尼斯。当蒙哥马利下达进攻命令时，他拥有6倍于敌的坦克，3倍于敌的部队，以及绝对制空权。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艾森豪威尔指挥的10万英美联军在法属北非登陆，从西面向德意联军发动“钳形攻势”，于1943年5月最终使大批敌军投降。这时，邓尼茨也不得不从北大西洋撤回他的潜艇部队。由于此时的盟国船队受到了“解放者”式超远程轰炸机、护航航母以及装有最新式雷达和深水炸弹的反潜护卫舰群的保护，并从破译出的“超级”密码电报中掌握了德军潜艇的活动规律，致使德军潜艇损失惨重。盟军取得制海权之后，要夺取欧洲上空的制空权则需要更长时间，但这一问题由于有了“野马”式远程战斗机而迅速得到解决。该机于1943年12月首次为美国空军的轰炸机群护航，没过几个月就把德国空军保护下的第三帝国士兵、工厂及居民的能力削弱到无法恢复的地步。

　　对德军最高统帅部来说，东线优势的丧失更加使之担忧。早在1941年8月，许多观察家就认为，苏联作为一个大国将不复存在。但此时哈尔德将军却忧心忡忡地在作战日记中写道：

　　我们曾估计敌人大约有200个师。现在已经查明仅有番号的就有360个师……它们的武器和装备不如我们，战术指挥官的素质也很差。但是……如果我们消灭十几个师，俄国人就会又投入十几个师……时间……对他们有利，他们靠近自己的资源，而我们却一步步远离自己的资源。

　　在这场大规模、疯狂、残酷的苏德战争中，伤亡数字之大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亡总数都相形见绌。在战争的头5个月里，德国人宣称打死、打伤及俘获的苏军大大超过了300万人。然而，就在那时，斯大林和最高统帅部却计划在莫斯科附近实施首次反攻，红军仍有420万作战部队，并在坦克和飞机的数量上胜敌一筹。当然不管是在地面还是空中战场，苏军都无法同训练有素的德军抗衡。甚至到1944年，苏军还要以牺牲5～6个人为代价消灭1个敌兵。因此，当1941—1942年可怕的冬季过去后，希特勒的战争机器仍能再次发动进攻，这次进攻的目标是斯大林格勒，却遭到惨败。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德军于1943年夏天重整旗鼓，集结了17个装甲师，用于包围库尔斯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次是规模最大的坦克大会战，红军投入了34个装甲师，以4 000辆坦克对付德军的2 700辆坦克。虽然苏军的坦克在一周内损失过半，但他们也歼灭了希特勒装甲部队的大部，并开始准备向柏林方向实施坚定不移的大反攻。就在这时，盟军在意大利登陆的消息给了希特勒一个借口，以便使他的装甲部队从这场不折不扣的灾难中脱身，用于加强对正在被第三帝国的敌人收紧的包围圈的防守（参见图11）。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2)

　　难道所有这一切仅仅是“正确地使用占压倒优势兵力”的结果吗?显而易见，经济力量从来不是影响军队战斗力的唯一因素，即使在1939—1945年完全机械化的战争中也是如此。经济力量与战争的关系，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说法，就像铸剑匠的手艺与击剑技巧的关系一样。德国和日本领导人在1941年以后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和战略错误，并为这些错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就德国来说，它既做过一些错误不大的决定，如1943年初把增援部队投入北非，结果都当了俘虏；也犯过一些蠢得惊人的错误，如对乌克兰人和其他非俄罗斯少数民族滥施暴

力，他们原来很乐于摆脱斯大林的统治，但纳粹的残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这些错误还包括坚信“恩尼格玛”密码绝不会被破译，以及不肯雇佣德国妇女进军工厂干活这种思想偏见，而所有同德国作战的国家都乐于利用这一尚未利用的劳动大军。德军高层领导的明争暗斗使得他们无法有效地抵制希特勒发动力不从心的攻势，如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进攻战役。此外，学者们所说的相互倾轧的部门及小独立王国（陆军、党卫队、地方长官、经济部门）所造成的“大混乱”，也使德国无法统一估算资源需求和进行统一的资源分配，更不用说像其他国家一样制定出“大战略”了。这根本不是认真严肃地打仗。

　　日本的战略错误虽然不是那么骇人听闻和后果严重，却也够引人注目了。因为日本奉行的是由陆军左右的“大陆战略”，它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投入的作战部队很少，仅仅11个师。相比之下，它在满洲则有13个师，在中国内地驻有22个师。即使美国在中太平洋开始反攻之后，日军向该地区增派去的部队和飞机也很晚才到达，且数量少得可怜。相比之下，日本1943—1944年在中国实施大规模进攻时却投入了大量资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45年初，就在尼米兹挥师逼近日本，日本城市遭到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时，仍有100万日军滞留在中国内地，还有约78万日军驻在中国东北。因美国潜艇的有效封锁，这些日军已无法撤退。

　　日本帝国海军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中途岛海战等重大战役中，日军的作战指挥错误百出。在航母已被证明在太平洋海战中极其重要之后，许多日本海军将领在山本五十六死后竟偏爱起战列舰来，仍想寻找机会打第二次对马海战。1944年莱特湾海战和更具象征性的“大和”号战列舰的自杀性出航，都暴露出这种弱点。日本潜艇配有威力强大的鱼雷，却被十分错误地用于为作战舰队担任警戒或向被围困的岛屿运送补给，而不是用于切断敌人的海上交通线。虽然日本比英国更加依赖原料进口，其海军却不去保护本国的商船队。在护航技术、反潜技术、护航航母和反潜舰群的发展方面也相当落后。在1941—1943年间，由于过分迷恋战列舰，日本海军把资源用于建造“大和”级巨型战舰，却没有建造一艘护航驱逐舰。在此期间，美国则建造了331艘。日本在情报搜集、密码技术及破译技术等方面也不如敌国。所有这一切对维持“大东亚共荣圈”所起的作用，就像德国人所犯的错误对维持“千年帝国”所起的作用一样。

　　显而易见，人们还无法找出这些失误的原因，因此也就无法分析如轴心国不犯那些错误会产生什么结果。但是，除非同盟国也犯下同样严重的战略与政治错误，否则，从长远看它们靠生产能力上的优势就能取胜。毫无疑问，假如1941年12月德军成功地占领莫斯科，这对苏军的作战能力（和斯大林政权）肯定会造成严重损害。但是，当苏联人民得知他们唯一的前途是被处死时，在东方数千英里的地方仍有强大的生产与军事后备力量的情况下，他们还会投降吗?“巴巴罗沙”行动使苏联经济损失巨大（煤产量下降57%，生铁产量下降68%）。但是，还应看到，苏联1941年生产的飞机比德国多4 000架，1942年多一万架。并且苏联是在一条战线作战，而德国是三线作战。凭借兵力、坦克、火炮、飞机日益增大的数量优势，从战争的第二年起红军事实上就能承受5∶1～6∶1的损失（尽管己方部队伤亡很大），以及击退兵力日衰的德军。到1945年初，仅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战线，“苏军的力量就已占压倒优势，在兵力上5倍于敌，装甲车辆5倍于敌，火炮和飞机方面分别是7倍多和17倍”。

　　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在法国的英美联军几个月前就占“很大优势（坦克为20∶1，飞机是25∶1）的情况下”，德军竟打了很多漂亮仗，并坚持了很长时间。甚至到1944年底（就像在1918年9月一样），德军仍然占领着比本国疆土在战争爆发时大得多的地区。对于这一问题，军事史学家的回答几乎如出一辙：德军的作战理论强调在战场上灵活机动和分散决策，这比英军谨小慎微、墨守成规的战术，苏军不计伤亡、全线出击的进攻，以及美军热情有余而谋略不足的推进，要高明得多；德军诸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比任何敌手都丰富；德军参谋人员和军士的技能与训练素质非常之高，即使到战争的最后一年也是如此。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3)

　　但是，我们现在对德军作战表现的赞扬（关于这种赞扬的书似乎比比皆是），不应掩盖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柏林和东京一样，将自己的手伸得过长。1943年11月，约德尔将军估计，在东线有390万德军（和少得可怜的28.3万轴心国友军）在同550万苏军作战，另有17.7万德军驻在芬兰，48.6万驻在挪威和丹麦，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占领军有137万。“还有61.2万被牵制在巴尔干，41.2万在意大利……希特勒的军队遍布整个欧洲，但每一条战线在人员和装备数量方面都处于劣势。”这些话也可用来描述日军，它稀疏地分布在从缅甸到阿留申群

岛的广大远东地区。

　　即使在那些看上去“改变了战争进程”的战役中是轴心国而不是同盟国获胜，人们也很难看到这些胜利除了推迟大战最终结局的到来以外，还有什么别的作用。假如尼米兹在1942年中途岛海战中损失1艘以上的航空母舰，他在同一年即可得到3艘新型舰队航母、3艘轻型舰队航母和15艘护航航母；1943年可得到5艘舰队航母、6艘轻型舰队航母、25艘护航航母；1944年还可得到9艘舰队航母和35艘护航航母。同样，在紧张的几年大西洋之战中，同盟国在1942年和1943年分别损失了总计为830万吨和400万吨的船只，但这一巨大损失却分别得到了同盟国新下水的700万吨和900万吨新商船的补偿。这主要归功于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的美国造船能力。到1942年中期，美国新下水的船只吨位已经超过德军潜艇击沉的船只吨位。据此，一位著名权威人士的结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潜艇战只能推迟、但不能改变战争的结局。”在地面作战中，情况也是如此。二次大战在欧洲主要是敌对双方炮手与坦克乘员之间的战争，但德国的牵引火炮、自行火炮和坦克的产量大大少于苏联，更不用说与所有同盟国加在一起了（见表33）。

　　表33.1944年各大国坦克产量（辆）

　　但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数字是飞机产量（见表34）。这是因为人人皆知，没有制空权，陆、海军就无法有效地作战；有了制空权，不仅可以取得作战的胜利，还可给敌方的战时经济以严重破坏。

　　表34.各大国飞机产量（1939—1945年）

　　而且，这些统计数字无法说明这一事实，即英美飞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四引擎重型轰炸机。所以，就引擎量及飞机重量来看，同盟国比轴心国的优势更大。这就从根本上回答了，为什么尽管德军为保持制空权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他们的城市、工厂和铁路线还是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狂轰滥炸。在日本情况更严重，整个日本本土几乎没有空中保护。另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邓尼兹的潜艇不敢露出水面，为什么斯利姆将军在缅甸的部队得以增援英帕尔平原，为什么美军航母能在整个西太平洋对日军基地发起频繁攻击，以及为什么当盟军士兵遭到德军顽强抵抗时总能召来飞机消灭敌军，继续向前推进。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D日（1944年6月6日），德军在西线只能纠集319架飞机，去对付盟军的12 837架。借用克劳塞维茨的话说，击剑（就像战争）固然需要技巧与经验，但如果一名剑手将剑用完，那么技巧与经验将于事无补。在“铸剑”之战中，同盟国显然取得了胜利。

　　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即使在德、日帝国扩张之后，交战双方的经济和生产能力的不平衡，也远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双方的力量对比。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粗略估计，1938年“大德意志”在世界工业产量和“相对战争潜力”方面所占的比重，大致等于英法的总和。在资源总量和战争潜力方面，德国也许低于英法两个帝国的总和。但战争爆发时，英法两国的动员和战备水平不如德国。而且，如前所述，在关键性的作战专业技能方面，同盟国不如敌手。德国在1939年和（特别是）1940年征服的土地，使它在实力上大大超过了丘吉尔领导的被封锁、且受到一定打击的英国。法国的垮台和意大利的参战，使大英帝国面前出现了一支强大的联合军事力量，它的战争潜力可能比英国大1倍。从军事上看，柏林-罗马轴心有所向披靡的地面部队，海上力量仍然不足，空中力量与英国大体持平。所以，英国选择在北非而不是欧洲作战。如果只看到红军遭受的严重伤亡，以及苏联的领土和工厂被占领，那么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初期似乎并没有改变这种力量对比。

　　然而，1941年12月发生的重大事件却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力量对比——苏军在莫斯科的反攻说明它不会败在德军的闪击战下。日本和美国卷入这场战火已遍燃全球的战争，使一个具有巨大工业生产能力的“大同盟”得以形成。它还不足以立即影响战争的进程，因为这时德军仍然十分强大，能在1942年夏天对苏军发动新攻势；日本也正陶醉于战争头6个月对准备不足的美国、荷兰和大英帝国作战时轻而易举地取得的胜利中。但这一切并不能掩盖这一事实，即纵然把法国算在德国一边，同盟国也具有2倍于轴心国的生产能力（根据1938年不十分确切的数字，但这些数字肯定低估了美国的生产能力），3倍的“战争潜力”，3倍的国民收入。到1942年和1943年，同盟国的战争潜力就已转化为飞机、大炮、坦克和军舰等武器装备。事实上，到1943—1944年，仅美国一国就已能每天建造1艘军舰，每5分钟生产1架飞机!此外，同盟国还生产了许多新式武器（如“超级堡垒”式轰炸机、“野马”式战斗机、轻型舰队航母等），而轴心国只能生产少量先进武器（如喷气式战斗机、德国U-23型潜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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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4)

　　瓦根菲尔统计的主要参战国军火产量数字，很好地说明了双方武器产量对比的巨大变化（见表35）。

　　表35.各大国军火生产1940—1943年

　　〔单位：10亿美元（1944年币值）〕

　　由此可见，1940年英国的军火生产虽然大大落后于德国，但增长速度很快，到下一年——德国经济自由发展的最后一年——竟已略占优势。在斯大林格勒之战和北非战役中两次失利的震撼以及施佩尔执掌经济部，使1943年的德国军火生产急剧增长；日本的军火生产也翻了一番多。尽管如此，英苏在这两年中增加的武器生产费用仍与轴心国基本相等（1941—1943财政年度英苏增长100亿美元，轴心国增长98亿美元），并在军火总产量方面遥遥领先。但是，美国的变化最惊人。1941—1943年，美国的军火产量增长了8倍以上。这就是说，1943年同盟国的军火总产量已是敌方的3倍。于是，人们终于认识到，从战争一开始，双方的“战争潜力”和国民收入就很不平衡。不管德军在东线和西线的反攻中运用多么巧妙的战术，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最终都将被占绝对优势的盟军的火力所压倒。到1945年，数千架英美轰炸机每天都去轰炸德国，红军的几百个师已做好进攻柏林和维也纳的准备。这一切从不同角度说明了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联盟战争中，财力最雄厚的国家将获得最后胜利。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的原因也是如此。现在人们都很清楚，1945年原子弹的使用标志着世界军事史上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意味着大国间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一旦爆发，人类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将成为问题。但在1945年的作战中，这只是美国用于迫使日本投降的一系列军事手段之一。美国成功的潜艇战使日本受到了饥饿的威胁，蜂拥而至的B-29轰炸机将无数日本城镇夷为平地（1945年3月9日对东京的“火攻”大约造成了18.5万人的伤亡，摧毁了26.7万座建筑物），美国及其盟国还计划大规模入侵日本本土。尽管有某些不同意见，美国政府最终还是作出了投放原子弹的决定。其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括希望减少盟军士兵的伤亡，向斯大林发出警告，以及证明实施耗资巨大的原子弹工程是正确的。这些理由是否成立，直到今天仍有争议。不过，这里要说明的问题是，当时只有美国拥有如此强大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手段，能在打两场大规模常规战争的同时，还投入大量科学家、原料和资金（约20亿美元）去发展一种效能未卜的新武器。广岛遭受劫难与柏林落于红军之手，不仅象征着又一场战争的结束，而且还标志着世界事务中一种新秩序的开始。

　　二 新的战略态势

　　早在战争还在激烈进行时，美国的军事计划人员就已经勾画出了新秩序的轮廓。一份政策性的文件这样写道：

　　反对我们目前敌人的战争胜利结束后，我们将发现有关国家的军事力量的消长将发生意义极为深远的变化。其意义之深远，在罗马陷落后的1500年中，没有什么可与之比拟。击败日本后，只有美国和苏联堪称第一军事强国；其原因均归结于它们的地理位置、辽阔的幅员和巨大的军火生产潜力。

　　历史学家们可能会吹毛求疵地对认为在过去1500年中没有任何事件具有可与之相比较的性质一说提出异议。但情况已日趋明朗：战后的世界力量对比将完全不同于战前。法国和意大利这两个昔日的大国，已黯然失色；德国、日本称霸欧洲和远东太平洋的企图正在烟消云散；英国尽管有丘吉尔，但也正在衰落。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人经常预测的两极世界终于到来了。至于国际秩序，用德·波特的话说，现在已从“一个体系过渡到另一个体系”。只有美国和苏联与其外表一致，可谓世界的两极；而在这两个“超级大国”中，美国则享有巨大的优势。

　　由于世界绝大部分地区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搞得精疲力竭，或仍为“不发达的殖民地”，1945年美国实力之强，犹如1815年的英国，只能用“非同一般”一词来形容。此外，其实力从绝对意义上说，也是史无前例的。由于战争开支的巨大刺激，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若以1938年的美元不变价格计算，从1939年的886亿美元增至1945年的1 350亿美元；若以目前的美元价格计算，则增至2 200亿美元。“新政”也未能消灭的“经济萧条”，在战争中被彻底根除；未能充分使用的资源和人力都得到了适当的利用。“在战争期间，美国工厂的规模扩大了近50%；产品产量增长了50%以上。”1940—1944年间，美国工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每年增长率超过了15%。这是空前绝后的。虽然这一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战时军用物资生产所引起的（军用物资在工业总产量中的比重从1939年的2%，剧增至1943年的40%），但非军用品的生产也增加了。因此，美国并未像其他交战国那样压缩国民经济中的民用部门的生产。美国的生活水平、人均产值都高于其他国家。在世界大国中，美国是唯一因战争而大发其财，而不是因战争变得穷困潦倒的国家。在战争结束时，华盛顿的黄金储备为200亿美元，几乎占世界总量330亿美元的2/3。再者，“世界一半以上的制造业生产量是由美国承担的；美国生产的各种产品占世界总量的1/3”。这使得美国在战争结束时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就是在数年后，美国产品仍占世界出口总量的1/3。由于美国造船业的急剧膨胀，其船舶总吨位占世界的一半。从经济上说，美国可不受限制地在世界上为所欲为。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5)

　　美国的经济实力也表现在其军事实力上。在战争结束时，美国有1 250万名现役军人，其中750万人驻在海外。虽然其兵力总数在平时自然要减少（到1948年，美国陆军的人数只有4年前的1/9），但这仅是政治抉择的反映，并不反映美国真实的军事潜力。由于美国在战后初期设想自己在海外的作用将是有限的，它认为用其现代化武器来显示自己的力量是更好的选择。当时美国海军雄踞全球，“独一无二”。其舰队拥有1 200艘大型军舰（以数十艘航空母舰而不是战列舰为核心组成作战舰队），实力远远超过英国皇家海军，没有任何国家海军

可与之匹敌。美国航空母舰特混编队和海军陆战师，已充分显示了美国通过海洋向世界各地投送兵力的能力。美国的“制空权”则更为壮观：它的2 000多架重型轰炸机曾把希特勒的欧洲炸得稀烂；它的1 000架超远程B-29型轰炸机曾使许多日本城市化为灰烬。现在它又有了像B-36型轰炸机那样更为强大的喷气式战略轰炸机。最重要的是，美国垄断着原子弹，可对任何未来的敌人实施像广岛和长崎那样可怕的毁灭性打击。然而，正像后来的分析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的军事力量其实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强大（美国只储备有几枚原子弹；而且顾及使用原子弹也会引起很大的政治后果），美国也难以运用其军事力量来影响像苏联这样相距遥远、充满怀疑、像谜一样的国家的行为。但是，在朝鲜战争前，美国的这种飘飘然的自我优势感并没有被触动；由于那么多的国家请求美国提供贷款、武器和军事援助，这种感觉还有所加强。

　　鉴于美国所处的非常有利的经济和战略地位，美国的势力在1945年后便向外迅猛发展。这对于熟悉国家政治史的人来说，是不足为奇的。随着传统大国的衰败，美国稳步地填补了它们撤走后所留下的真空。在变成了头号强国后，美国就不会再把自己局限在自己的疆界内，或者自己所处的半球内。毋庸赘述，战争本身是美国势力和影响向外扩张的主要根源。例如，1945年，美国在欧洲驻有69个师，在亚洲太平洋地区驻有26个师，而在美国本土却一个师也没有。美国因负有重建日本、德国（以及奥地利）的政治义务，所以它就“呆在那里”；美国军队在太平洋上是越岛作战，并进入北非、意大利和西欧战斗过，因此便在这些地区留驻军队。但是，许多美国人（特别是军人），希望在战争结束后能很快回国，将美国武装力量的部署恢复到1941年以前的状况。这种想法虽使丘吉尔大吃一惊，并引起了奉行孤立主义的共和党人的注意，但要使时钟倒转是不可能的。犹如1815年后的英国人那样，这次轮到美国人发现他们在各地的非正式影响已发展成为无法摆脱的更加正式的影响了。像英国人一样，每当美国人想画一条安全界线时，他们就会发现“不安全的新边疆”。“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时代”已经到来了。

　　这种新秩序的经济情况至少是人们可以预料到的。在大战中，国际法学家们（如科德尔·赫尔）就曾正确地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性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经济机能失调引起的。具体地说，是保护主义的关税、不公平的经济竞争、获得原料的途径有限、政府闭关自守的政策引起的。这种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不受阻碍的贸易意味着和平”的信念，受到了出口型工业的有力冲击。出口工业界担心，如果不开辟新的海外市场来吸收产量激增的美国产品，随着战后美国政府开支的减少，出口工业就会衰退。此外，美国军方坚决（甚至过分地）主张，美国应控制（或可以不受限制地获得）关键性的战略原料，如石油、橡胶、金属矿藏等。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便使美国致力于建立某种有利于满足西方资本主义需要（尤其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大限度繁荣起来）的国际新秩序。这一新秩序从长远看，符合亚当·斯密的保证：“不受阻碍的贸易越能提高资源分配的效率，全面提高生产率，进而增强所有人的购买力就越有可能。”这样，在1942—1946年间，世界上便出现了一系列国际经济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后来还缔结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在这一新的经济制度下，希望能保证获得复兴与开发资金的国家，发现自己不得不屈从美国的要求，同意自由兑换货币和开展自由竞争（就像英国人那样，尽管他们还努力保持帝国特惠制）；否则就须像俄国人所做的那样，发现这一制度与其社会主义控制制度水火不容时，完全避开这一制度。

　　这些安排在实践中是有缺陷的。第一个缺陷是所提供的资金根本不足以医治6年总体战造成的巨大创伤。第二个缺陷是，放任自流的体制必定只对竞争能力最强的国家有利，也就是说，只对未受战争破坏、生产力膨胀的美国有利；而对那些因受战争破坏、设备差、竞争力弱的国家，如：边界已变动、难民成群、房屋被炸、机器破旧、债务深重、失去市场的国家却非常有害。直到美国察觉欧洲普遍不满，苏联的影响日益扩大的危险同时出现时，它才被迫制定了“马歇尔计划”，答应为大规模恢复“自由世界”的工业提供巨额资金。但是，到这时已出现了美国的经济扩张与美国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基地、订立安全条约齐头并进的局面。这与英国在1815年后四处建立基地、订立条约的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可是，最明显的不同之处是：总的来说，英国能避免与其他主权国家过多地建立固定的和含混的联盟关系，而美国现在则承担这种义务。确实，随着冷战的展开，美国的这些义务几乎都是“对事件做出的一种反应”。但是，无论承担这些义务是否有正当的理由，其结果都是使美国一反自己早期的历史，而过多地卷入了国际纠纷。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6)

　1945年时的美国决策人看来对此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安；相反，许多人还认为，这不仅是“显示天意”，而且还认为他们现在已有了宝贵良机，由美国来理顺被原先的大国搞得乱七八糟的关系。亨利·卢斯在《生活》杂志上狂喜地写道：“美国的经验是通向未来的关键……美国在全人类的国际大家庭中必须是老大哥。”美国还鼓励后来被称为“第三世界”的所有国家效法美国人的自助、企业家精神、自由贸易和民主等原则，对中国尤其寄予厚望。赫尔写道：“这些原则和政策对增强各地自由人民的正义感、权利意识和福利意识大有裨益，

整个国际机制在几年之内就能运转得令人相当满意。”美国人人乐观，既然方向正确，根本不考虑用“胡萝卜加大棒”是否能说服英荷老牌帝国主义者、欧洲左倾政党和冷面孔的莫洛托夫。一位美国官员甚至说：“现在轮到我们在亚洲击球了。”其实他还可以再加上一句：几乎在世界各地击球了。

　　美国势力最难渗透进去的地区是苏联控制的地区。苏联自1945年以来，一直自称是打败法西斯的主要国家。根据苏联红军的统计，苏联共歼灭了德军506个师；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和被俘的1 360万人中，有1 000万人是在东线损失的。甚至在第三帝国崩溃之前，斯大林还向远东调去了几十个师，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向在满洲的已大大削弱的日本关东军开战。因此，在美国向广岛投掷原子弹三天后苏联的对日宣战，就不令人惊奇了。西线的长期战事不仅完全改变了俄国在欧洲的地位，扭转了其1917年后地位暴跌的局面，而且的确还使俄国几乎恢复了它在1814—1848年间在欧洲的地位（当时它庞大的军队充当着东欧、中欧的宪兵角色）。苏联扩展了它的疆域：在北方割取了芬兰的部分领土；在中部掠取了波兰的一些领土；在南方则吞并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被重新并入俄国；它还深谋远虑地将东普鲁士的一部分、捷克斯洛伐克东部的一小片地区划归己有（路塞尼亚或次喀尔巴阡乌克兰），从而获得了直接进入匈牙利的通道。在其西面和西南面，势力壮大的俄国建立了由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及（挣脱约束前的）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组成的新卫星国“防疫线”。在它们与西方之间就是臭名昭著的“铁幕”。在“铁幕”后面，共产党的官员和秘密警察决心使这一整个地区以完全不同于科德尔·赫尔所希望奉行的原则行事。远东的情况也同样如此。苏联对中国东北、北朝鲜和萨哈林岛（库页岛）的迅速占领，不仅报了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一箭之仇，而且还与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人联结在一起，而后者也是不可能接受奉行自由放任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的。

　　苏联势力影响的增长虽使人难以忘怀、不容忽视，但其经济基础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与美国受惠于战争的繁荣经济相比，则大为逊色。俄国人口损失骇人听闻：军队损失750万人，600～800万平民被德国人杀害；再加上因粮食减少、强制劳动和大量增加工作时间而造成的“间接”战争损失，“在1941—1945年间共有2 000～2 500万苏联公民过早地死去”。由于伤亡者主要是男子，两性的不平衡使国家的人口结构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在德国占领的俄罗斯欧洲部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物质损失之大，超出人们的想象：

　　在被占领地区的1 160万匹马中，被宰杀和掠走的达700万匹，2 300万头猪中被抢走2 000万头，13.7万台拖拉机、4.9万台谷物联合收割机和大量的牛棚、农场等其他建筑物被毁。运输网遭到的破坏是：6.5万公里长的铁路线被毁；损失了15 800台机车、42.8万节车皮、4 280艘内河船舶和被占领区内一半的铁路桥。这一地区近50%的城市居住面积、120万幢房屋被毁，农村地区房屋被毁达350万幢。

　　许多城镇变为废墟。成千上万个村庄被夷平。人们都居住在地下的洞穴中。

　　因此，俄国人一进入其德国占领区便大肆搜刮，把工厂设备、铁轨等一切可搬走的东西都弄走，并要求其他东欧国家赔偿（罗马尼亚用石油、芬兰用木材、波兰用煤）。对此，人们没有必要感到奇怪。

　　确实，苏联在军工生产和前线作战方面都战胜了大德意志。但是，苏联的胜利是靠大幅度减少其他部门——消费品、零售贸易和农产品供应（虽然粮食产量的减少主要是由德国人掠夺造成的）的生产和活动，集中力量进行军工生产获得的。总之，1945年的俄国在军事上是一个巨人，但在经济上已沦为一个丧失了生活必需品、穷困潦倒的穷汉。随着租借物资供应的中断和苏联因美国附加的政治条件而拒绝接受美国的金钱，苏联就又恢复使用它在1928年后利用本国资源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老办法：继续强调生产资料（重工业、煤炭、电力、水泥）的生产和发展运输业，从而给消费品工业和农业生产带来损害，并且自然地将军事开支从战时水平上削减下来。结果，苏联在克服了最初遇到的困难后，在重工业方面创造了一个“小小的经济奇迹”，其重工业产量在1945—1950年间增长了近1倍。为了重建国家实力源泉，达到这一冷酷的目标，斯大林政权不遗余力，甚至不惜把大多数俄国人的生活标准降低到革命前的水平上。值得注意的是，这时苏联工业的发展犹如其1922年以后的情况，工业生产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恢复”战前的产量。例如，乌克兰冶金业和电力工业的产量在1950年前后才达到或刚刚超过1940年的水平。由于战争的影响，俄国的经济发展再次停滞了大约10年的时间；更为严重的是，从长远看，至关重要的农业部门继续受到忽视。由于停止执行战时强制性应急措施和投资不足，（和瞎指挥）农业生产进一步萎缩，产量暴跌。斯大林到死也未改变他对农民的怨恨，不同意农民拥有自留地。这样，俄国农业长期存在的生产水平低、效率低的问题便继续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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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7)

　　与此相对照的是，斯大林显然决心在战后保持一支高水平的军事力量。由于恢复经济的需要，规模庞大的红军在1945年以后减少了2/3，但它仍很庞大，拥有175个师、2.5万辆一线坦克和1.9万架飞机，也就不足为怪了。因而仍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一支军队。在苏联人眼里，要遏制未来的侵略者，更加自如地保持对东欧卫星国及对远东征服地区的控制，拥有这样一支军队是必要的。虽然苏联红军是一支庞大军队，但它的许多师仅仅是架子师或主要担任守备的部队。此外，红军还遇到了可能被军事技术进步甩在后面的危险。1815年的俄国庞大

军队在数十年后也曾遇到过这一危险。要克服这一危险不仅要对其军队的师团进行大规模的改编和现代化，而且还需投入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和科学力量来研制新武器系统。1947—1948年间，令人望而生畏的米格-15型喷气战斗机开始服役；苏联还效法美国人和英国人，建立起一支远程战略空军。苏联还使用虏获的德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来研制各种导弹。甚至还在战争时期，苏联就抽调力量研制原子弹。在对德战争中仅充当助手的苏联海军也发生了变化，添置了新式重型巡洋舰和远洋潜艇。它的许多武器是仿制的，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也不算先进。但不容置疑的是，苏联决心不甘落后。

　　维系俄国实力的第三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重新强调内部纪律和20世纪30年代末期的那种绝对一致。斯大林这样做是出于他日趋严重的偏执狂症，还是出于他想通过一系列计划周密的行动来加强自己的独裁地位，或两者兼而有之，我们还难以断定。但是，发生的事件本身说明了其原因。任何与外国有联系的人都被怀疑；遣返的战俘被枪毙了；以色列国家诞生后，犹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效忠对象，结果导致俄国国内重新采取反犹措施；军队将领的地位被削弱，德高望重的朱可夫元帅于1946年被解除苏联地面部队总司令的职务；共产党的内部纪律和入党条件更加严格；1948年，列宁格勒全部党的领导人（斯大林总是不喜欢他们）被清洗。苏联加强了检查制度，检查范围不仅涉及到文学和艺术领域，而且还扩大到自然科学、生物学和语言学领域。苏联制度内部的紧张化当然是与重新实行农业集体化和冷战紧张局势的出现相呼应的。自然，苏联统治下的东欧诸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思想僵化和极权统治，在那里，消灭反对党、举行公开审判、否定个人权利和私人财产成了家常便饭。所有这些事件，尤其是波兰和（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制度的颠覆导致西方对苏联制度所持有的热情态度大为减弱。西方搞不清楚的是苏联的这些措施是周密策划的——完全合乎逻辑的是苏联领导集团热切希望，使其卫星国和卫星国的人民脱离西方的思想和富庶的影响，还是斯大林末日来临前偏执狂病加重的反映。无论其原因何在，世界上还是出现了一大片丝毫不受“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影响的地区，在人们前面形成了另一种发展局面。

　　苏联帝国的壮大似乎证实了麦金德等地缘政治学家们的预言：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的资源将被一个庞大的军事强国控制；海洋强国若想保持全球力量均势，须抗击该国向大陆边缘地带的进一步扩张。几年后，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政府大为震动，完全放弃了原先“一个世界”的想法，而代之以超级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展开殊死搏斗的格局。可是，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格局在1945年的局势中就隐约出现了，像德·托克维尔所预言的那样，美国和苏联正在成为能决定半个地球命运的两个国家，世界上只有这两个国家具有这种能力；但与此同时，两国也自然沦为“全球性思维”的牺牲品。1946年莫洛托夫宣称：“苏联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没有苏联参加，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解决任何重大的国际关系问题……”这其实是美国对丘吉尔和斯大林莫斯科会晤（两人可能就东欧问题私下达成协议）所发表的声明的翻版。美国的声明这样说：“在这场全球性战争中，没有美国不关心的问题——无论是政治方面的，还是军事方面的。”利益的严重冲突终于不可避免了。

　　昔日的大国现已成为中等国家，它们的崩溃是超级大国崛起的另一种衬托。那么这些国家的情况如何呢?需要立即说明的是，德、意、日法西斯战败国的情况，不同于1945年后的英国和法国。战火刚刚平息，盟国就着手实施自己的计划，以确保德、日不再成为对国际秩序的威胁。这些计划不仅包括对两国实行长期的军事占领，而且还把德国分为4个占领区（后来合并成两个德国）。日本像1943年的意大利那样，被剥夺了海外领地；德国丧失了它在欧洲所取得的一切利益和东部古老的领土（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等）。战略轰炸、运输系统使用过度、住房条件的下降、许多原料不足和出口市场的缩小，已经给两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而盟国对其工业的控制、（在德国的）拆迁工厂，又如雪上加霜。1946年德国的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竟不到1938年的1/3。真是可怕的倒退。日本经济也出现类似的倒退情况。它在1946年的实际国民收入只相当于1934—1936年间的57%；制造业的实际工资也只相当于这一时期的30%；对外贸易量微乎其微，甚至两年后的出口量才只有1934—1936年间的8%，进口量则为18%。日本的海上航运在战争中被破坏殆尽；纱锭数量从1 220万支减少到200万支；煤的产量减少了一半，如此等等。德、日作为强国的日子，无论从经济角度看，还是从军事角度看，似乎都结束了。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8)

　　意大利虽然在1943年就改变了立场、加入了盟国，但其经济情况也一样暗淡。盟军在意大利作战、轰炸持续时间达两年之久，横扫了意大利半岛，极大地加剧了墨索里尼战略冒险所造成的破坏。“在1945年……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倒退到1911年的水平；与1938年相比，实际下降了40%。尽管战争给人口造成了损失，但由于意大利在殖民地的移民被遣返回国，向外移民停止，意大利的人口激增，致使生活水平降低到惊人的地步。如果没有国际援助，尤其是美国的援助，许多意大利人就被饿死了。”到1945年，意大利的实际工资下降到191

3年的26.7%。这些国家在这个时期对美国的依赖程度骇人听闻，犹如美国的经济卫星国。

　　在经济方面法国与德国的情况相差无几。法国被德国洗劫了4年后，其国土又遭受了1944年几个月大规模战斗的蹂躏，结果“绝大部分水道和港口被堵塞，绝大部分桥梁被摧毁；铁路系统的很大一部分暂时不能使用。”福仑的法国进出口贸易指数表明，到1944—1945年，法国的进出口实际上等于零；法国的国民收入那时只相当于1938年（法国最灰暗的年月）时的一半。法国的外汇储备已经枯竭；法郎在外汇兑换中已不被使用。法郎与美元的比率在1944年被定为50∶1。这个比率完全是杜撰的，1年内就降到119∶1。到1949年，当情况比较稳定时，法郎与美元的比率还高达420∶1。这些诸如重建、国有化和通货膨胀一类的纯经济问题，明显地影响了法国各政党，特别是共产党的作用。

　　另一方面，“自由法国”曾是反法西斯“伟大联盟”的一员，参加过许多重大战役，在西非、地中海东部和阿尔及利亚反对亲维希的“内战”中取得了胜利。在战争中，德国占领了法国，法国人民的忠诚发生了分裂，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不得不严重依赖英国和美国的援助。但是，戴高乐即使在要求给予更多的援助时，对后者也不满。由于英国迫切希望法国重新成为欧洲的军事大国，以接替正在垮台的德国去同俄国相抗衡，所以法国获得了许多大国的待遇和地位，如在德国有占领区，在联合国安理会担任常任理事国，等等。法国虽未能恢复它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委任统治，但它重新确定了自己在印度支那、突尼斯和摩洛哥的保护国地位。随着政府海外部的建立和海外领地的获得，法国仍是世界上第二大殖民帝国，并决心保持其殖民帝国的地位。在许多外国观察家（特别是美国人）看来，法国在经济上如此虚弱不堪并严重依靠美国财政援助过活时还想跻身于世界上第一流大国之列，纯属“伟大的疯狂”。事实也确实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改变了全球的战略环境，但法国却仍想趾高气扬，结果它至少还需多年才能从旧梦中清醒过来。

　　虽然在1945年大部分英国人理应对这种实力对比感到不平，但他们的国家和英帝国在表面上继续充当着世界的一个大国。这种做法掩盖了新的战略力量对比，也使伦敦的决策人难以在心理上作出调整，以适应政治上的这种衰落局面。英帝国是唯一自始至终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国。在丘吉尔的领导下，它毫无疑问是“三巨头”的一员。英军在海上、天空，甚至陆地上的战绩显著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45年8月，英王的全部属地（包括香港）都回到英国手中，英国部队和空军基地遍布北非、意大利、德国和东南亚；皇家海军虽损失惨重，但仍拥有1 000余艘战舰、近3 000艘小型舰艇和5 500艘登陆艇；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统帅着世界上的第二大战略空军部队。但是，正如科雷里·巴尼特有力地指出的那样，“胜利”并不是

　　英国保持其力量的同义词。在英国保持其力量方面，击败德国（及其盟国）是一个因素，当然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是因为德国虽被击败，但英国也耗尽了自己的力量。因此，不应过多地考虑“胜利”本身，而应想想胜利的环境，特别是英国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

　　十分明显的事实是，为了保证取得战争的胜利，英国人严重地损耗了自己的实力，美元储备和黄金储备消耗殆尽，国内机器设备磨损严重、破烂不堪。英国虽然对其资源和人口进行了超限度动员，但仍然日益依靠美国的武器弹药、航运、食品和其他物资来维持战争。英国的这种进口需求一年高于一年，但其出口却不断萎缩，到1944年，英国的出口量只相当于1938年的31%。当工党政府在1945年7月上台执政时，在它不得不处理的第一批文件中，有一份就是凯恩斯关于国家正在面临的“财政上的敦刻尔克”的备忘录。这是一份令人毛骨悚然的报告。它指出：英国的贸易逆差巨大，工业基础已受到削弱，驻海外机构过于庞大，这一切意味着英国急切需要美国提供援助，以取代行将中断的“租借”物资的供应。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我们［2］就须采取比战时任何时期都要严厉的紧缩措施……”这样，英国便又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样，不得不修改其创造一个与英雄相称的家园的目标。但在这时，人们已不可能再相信英国仍处在世界政治中心的位置。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9)

　　然而，英国却迟迟未能摆脱大国地位的幻觉，甚至那些想创建“福利国家”的工党大臣们也未能摆脱。只是在以后的几年中，英国才认真打算解决下述不可调和的问题：提高生活水平，向“混合型经济”发展，减少贸易逆差，与此同时还要维持在海外散布极广的基地（在德国、近东和印度），保持一支庞大的军队以应付与俄国日益恶化的关系。对艾德礼政府的详尽研究表明，艾德礼政府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例如，提高了生产率，减少了贸易逆差，实施了社会改革计划，稳定了欧洲的局势。工党政府还谨慎地撤出了印度，

摆脱了巴勒斯坦动乱的困扰，放弃了对希腊和土耳其的保证，这样，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某些越来越沉重的海外负担。另一方面，英国经济之所以能恢复，还因为凯恩斯1945年在华盛顿通过谈判取得了巨额贷款，通过马歇尔计划进一步获得了大量的援助，以及英国的大多数商业对手此时满目疮痍，无暇他顾。因此，英国经济的复苏是一种微妙而有条件的恢复。从长远看，英国在1947年成功的撤退，同样也有令人怀疑之处。那种撤退是卸掉了无法承受的包袱，但是，这一战略上的“想象的步法”却是以这样的设想为依据的：英国放弃某些地区后，可以根据帝国的真正利益（是苏伊士运河而不是巴勒斯坦，是阿拉伯的石油而不是印度）来重新安排自己的基地。在这时，白厅肯定还不打算放弃依附其帝国的其余地区，因为从经济上看，这些地区对英国比以往更加重要，只是后来世界进一步发生震动和把自己拴在这些地区的代价日益增大，才迫使英国对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又一次进行了估价。然而，与此同时，英国仍是一个虽承担义务过多但仍很强大的战略实体，在分裂成两大势力集团的世界中，英国要在安全方面依靠美国；美国则成为英国最有用的盟国和重要的战略合作者。

　　但是，英法两国政府的所有努力无疑都不能挽回“欧洲时代结束”的趋势。在战争中，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长了50%以上，而整个欧洲（不包括苏联）却下降了25%。欧洲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低于19世纪初期以来的任何时期；甚至到1953年绝大部分制造业从破坏中恢复过来之后，整个欧洲所占的比重也只有26%（而美国达44.7%）。欧洲的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15%～16%。在1950年，欧洲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及美国的一半。但是，苏联却大大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关于各大国国民生产总值情况，见表36。

　　表36.1950年各大国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览表

　　（以1964年的美元价格计算）

　　欧洲大国的黯然失色更加明显地表现在兵员和军费开支上。例如，1950年，美国的军费开支是145亿美元，拥有138万军事人员；苏联的军费开支略多（155亿美元），而其武装力量却极为庞大，共有430万人。在这两方面，超级大国远远超过英国（23亿美元、68万人）、法国（14亿美元、59万人）和意大利（5亿美元、23万人）；当然，德国和日本当时还没有武装。由于朝鲜战争的紧张局势，欧洲中等强国在1951年大大增加了自己的防务开支，但与美国和苏联相比，仍显得苍白无力（美国达333亿美元，苏联达201亿美元）。在那一年，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三国军费开支的总和还不到美国的1/5、苏联的1/3；其军事人员总数不到美国的一半、苏联的1/3。无论是在经济力量上，还是军事实力上，欧洲国家都是大势已去了。

　　核武器和远距离发射系统的出现，进一步扩大了人们对欧洲衰落的印象。记录表明，许多从事原子弹研制工作的科学家都清楚地知道，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在人类全部战争史、武器史和人类摧毁能力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45年7月16日在阿拉莫戈多的成功试验，证实了他们的看法：“一种巨大、全新的东西出现了；它对我们生存所产生的影响比电的发现和其他一切伟大发现都重要得多”。当广岛和长崎一次次出现“世界末日般令人心惊胆战的连续巨响”，全城横尸遍地时，没有人再怀疑核武器的威力了。原子弹的出现使美国决策人对许多有关未来的实际后果进行了深思：原子弹对常规战争有何影响?在战争一开始就应使用原子弹，还是应把它当作杀手锏使用?研制更大的核武器（氢弹）和较小的核武器（战术核武器）的意义和潜力如何?有关原子弹的知识是否应该与他人分享?斯大林在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后的第二天就派其无所不能的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负责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这说明，美国人的成就肯定推动了苏联已在进行的核武器研制工作。虽然俄国这时在原子弹和发射系统的研制方面处于明显的落后状态，但他们的追赶速度要大大高于美国人的估计。在1945年后的几年中，人们有理由设想：美国的核优势有助于“抵消”俄国人的常规部队优势。但是，在国际关系史中，莫斯科没用几年时间就开始赶上美国，证明了自己的论断：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仅仅是一闪即过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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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10)

　　原子弹的问世改变了世界的“战略形势”，因为拥有核武器的所有国家都具有大规模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破坏能力，甚至有毁灭人类的能力。从狭义和直接意义上看，这种新武器技术的出现，增加了对各欧洲古老国家的压力：要么奋起直追，要么甘愿沦为二流国家。当然，就德国、日本以及在经济和技术上都很脆弱的意大利来说，它们没有希望加入核俱乐部，但伦敦政府则不然。早在艾德礼接替丘吉尔时，英国就没想不应该获得这种武器。这不仅因为核武器是一种威慑手段，还因为核武器是“英国科学与技术优势的集中表现，是人口较少

的英国的力量得以存在的依靠”。换言之，核武器被视为一种保持独立大国地位的较为廉价的手段。法国不久也步英国的后尘，作了同样的考虑。但是，这种想法无论在逻辑上多么吸引人，在实践上却有三个不利因素：一是两国在几年内都不会获得核武器及其发射系统；二是两国的核武库与超级大国的相比无足轻重；三是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他们的核武器将会变得陈旧落后。在1945年后的数十年间，伦敦、巴黎（后来还有中国）想加入核俱乐部的雄心和为此所作的努力，犹如1914年前奥匈帝国和意大利要拥有自己的“无畏”级战列舰一样。换句话说，这不是力量的反映，而恰恰是虚弱的反映。

　　要强调的最后一点是，现在世界在战略上和政治上已从传统的多极世界变成了两极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得到了加强。其实，早在19世纪的古典外交中，意识形态就在外交政策中发挥过作用，梅特涅、尼古拉一世、俾斯麦和格莱斯顿的行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更加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当时“极右”和“极左”势力兴起，向居统治地位的“中产阶级-自由中心”的流行观念发出了挑战。但到20世纪30年代末，由于多级化竞争对手力量关系错综复杂（在英国，像丘吉尔等保守党人希望与共产主义的俄国结盟，反对纳粹德国；自由主义的美国人虽然支持欧洲的英、法民主国家，但却想肢解英、法在欧洲以外的帝国），人们难以用意识形态来解释国际事务。而且，在战争中，当务之急是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政治和社会原则的分歧便不得不服从于这一最重要的任务。斯大林在1943年解散了共产国际；西方也十分赞赏俄国人对“巴巴罗沙行动”所做的抵抗。这似乎冲淡了他们原先的相互怀疑——尤其是在美国，美国《生活》杂志在1943年曾以轻松活泼的笔调写道：俄国人“长得像美国人，穿着像美国人，想法也像美国人”。《纽约时报》在一年后声称：“马克思的思想在苏俄已经销声匿迹了。”这些情绪不管多么天真幼稚，但有助于向我们说明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国人不愿接受以下事实：战后世界并非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生活在国际和谐之中。例如1946年3月丘吉尔著名的“铁幕演说”，就在许多美国人中引起了愤怒和痛苦的反应。

　　但是，俄国和西方之间一两年后就出现了冷战，而冷战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质暴露无遗。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俄国人不会允许东欧出现议会式的民主；俄国还保持着庞大的军队；在希腊、中国及其他地区，共产党同其敌手正进行着内战；还有最后一点，但绝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人们对“红色威胁”恐惧的日益增加，苏联的间谍网以及国内颠覆活动，这一切促使美国公众的情绪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杜鲁门政府对此也断然做出了反应。由于担心俄国会进入英国撤销其对希腊、土耳其的保证后留下的力量真空，杜鲁门总统于1947年3月发表了“杜鲁门主义”的演说。在这篇演说中，杜鲁门描绘了当前世界必须抉择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原则：

　　一种生活方式是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础的。它突出地表现为自由的制度、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保证个人自由、言论与宗教信仰自由和没有政治迫害。另一种生活方式则是以少数人的意志强加于大多数人为基础。它所依靠的是恐怖和迫害、对报纸的控制、指名选举和压制个人自由。

　　杜鲁门继续说：美国的政策就是“帮助自由的人民保持自己的制度及统一，反对企图将极权政权强加于他们的侵略行径。”此后，国际事务，用更加生动的话来说，犹如摩尼教徒正在进行的一场争斗；用艾森豪威尔的话来说，就是：“正义力量和邪恶力量在历史上很少像现在这样聚集一堂、全副武装、相互抗争。以自由反对奴役，以光明反对黑暗。”

　　毫无疑问，这类语言好多都有其对国内目的，不仅美国如此，英国、意大利、法国及其他各国也都一样。保守势力可以使用这类语言使对手威信扫地，或者攻击自己的政府对“共产主义软弱无力”。但这样一来又肯定加深了斯大林对西方的怀疑。苏联报刊很快就说西方正在觊觎俄国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在苏联四周树立新的敌人，建立前进基地，以包围苏联；西方还支持反动政权反对共产主义力量，有意在联合国“结帮拉派”。莫斯科声称：“美国对外政策的新方针，是过去反苏政策的翻版，其目的是发动战争，以武力建立一个由英国和美国统治的世界。”苏维埃政权便得以以此为借口，镇压国内异己分子，加强对东欧的控制，实施强制性的工业化，大量增加军费开支。因此，双方都在加剧冷战，都用意识形态原则来掩盖自己对内和对外政策的需要。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世界性的思想体系，互相“排斥”，水火不相容。因此，双方都把世界视为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意识形态的争吵不可能与权力-政治利益相分离。一个国家不站在美国领导的阵营内，便站在苏联领导的阵营内，不存在中间道路。在斯大林和乔·麦卡锡时代，那种走中间道路的想法是很不明智的。这就是新的战略现实，不仅被分裂的欧洲各国人民要适应它，而且亚洲、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及其他地区的人民也必须做出调整，使自己适应它。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11)

　　三 冷战与第三世界

　　正如以后所证实的那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中，国际政治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苏美对抗的新形势；而次要任务则是反对苏美对抗。起初，冷战主要围绕重新划分欧洲国界进行。归根结底，冷战仍系于“德国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方式将决定1945年的战胜国对欧洲影响的大小。毫无疑问，20世纪上半叶德国侵略对俄国造成的损失，比

对其他任何国家都大。俄国人决心不再让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事件在下半叶重演，且这一观念由于斯大林坚决要求得到安全保障而有所强化。俄国人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是，使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形势得到进一步发展。这是因为，如果要求莫斯科指导的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国家得以建立，俄国的政治和战略地位很可能得到提高。这些比从前要求得到不冻港的更高层次上的考虑，可能是1945年后苏联制定政策的依据，尽管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它彻底解决。因此，苏联首先决心废除1918—1922年签订的各项领土协定，战略目的是“解围”。如前所述，这等于让俄国人重新获得对波罗的海各国的控制权，使波俄边界西移，使东普鲁士从此消亡以及苏联从芬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得到部分领土。这些并没使西方担心，其中许多的确是在战时西方就已同意的。使人不安的是，俄国想在中、东欧的独立国家中建立“亲莫斯科”政权。

　　在这一方面，波兰的命运预示着其他国家的命运，虽然这对西方的刺激较大，因为1939年英国就决心为保卫波兰的领土完整而战，且波兰军队（及流亡政府）战时也在为西方作战。在卡滕发现埋葬波兰军官的大坟场，俄国人对华沙起义的非难，斯大林坚持要改变波兰边界，以及亲莫斯科的波兰人派别在卢布林的出现，这一切使丘吉尔对俄国人的企图怀疑至深。几年之后，俄国人便扶植起一个傀儡政权，并在各级权力机构中清除了所有亲西方的波兰人。这使西方人的担心得到了证实。

　　莫斯科在处理波兰问题时在许多方面都涉及到“德国问题”。从领土上看，波兰边界的西移不仅缩小了德国的疆域（东普鲁士已被吞并），还使波兰人在阻止德国将来改变奥得-尼斯一线的边界方面处于有利地位。从战略上看，俄国坚持使波兰成为一个安全“缓冲地带”的目的是，确保自己不再遭受德国“1941年式”的进攻。因此，莫斯科坚持要同时决定德国人民的命运也是合乎逻辑的。从政治上看，俄国在支持“卢布林”波兰人的同时，还对流亡他乡的德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培训，以便让他们回到祖国后起同样作用。从经济上看，俄国对波兰及其他东欧邻国进行剥削后，还想掠夺德国的财富。但当莫斯科清楚地看到，如果使德国人变成穷汉就无法赢得他们的友谊时，便停止了掠夺活动，莫洛托夫讲话的语调也变得比较受听了。不过，这些战术上的变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决定德国未来的问题上，俄国要求有重要发言权，如果不是最后决定权的话。

　　在波兰和德国问题上，俄国的政策肯定要与西方的政策发生冲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都要求整个欧洲执行自由市场政策，都进行民主选举（虽然英国人和法国人比自由放任的美国人更主张国家有较大的权力）。从战略上看，西方和俄国一样，也决心防止德国军国主义的重新复活。特别是法国人对此一直忧心忡忡，直至50年代中期。但是，他们都不希望看到苏联红军取代德国国防军统治欧洲。虽然1945年后法国和意大利政府仍能包容共产党人，但对掌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西方人有一种非常不信任的情绪。这种情绪因东欧各国逐步取缔了非共产主义政党而变得更加强烈。尽管仍有人呼吁俄国和西方和解，但事实是，它们各自的目标在各个方面都不一致。假如一方的一项计划获得成功，另一方就感觉受到了威胁。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讲，冷战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一直会持续到双方都同意在所有问题上进行和解。

　　有鉴于此，在这里详述东西方紧张关系的逐步升级实无必要，就像在前面的一章中在分析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时再详述梅特涅的外交活动一样。然而，1945年后冷战的主要特点则值得审视，因为至今它们仍然影响着各国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方式。

　　冷战的第一个特点是，欧洲两大国家集团进一步“分裂”。这种“分裂”在1945年没有马上发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同盟国占领军和“接班”政党（它是由在德国人离开后从秘密转为公开的党员和流亡回国的党员组成的）的主要任务是，处理迫在眉睫的行政事务，如恢复交通、通信等公用事业，往城市运送食品，为难民提供住房，以及追捕战争罪犯等。在进行上述工作时，意识形态的界线是模糊的：在德国占领区，美国人发现，他们与法国人的争吵同与俄国人的一样多；在欧洲各国新成立的国民议会和内阁中，社会党人与共产党员坐在一起（在东欧），或共产党员与基督教民主党人坐在一起（在西欧）。但是，到1946年底和1947年初，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鸿沟便开始扩大，并且日益公开化：在德国各地进行的公民投票和地方选举表明，“西德的政局……与东德的政局之间开始出现明显差异”。在波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非共产党人被迫逐渐离开领导岗位。这导致1947年4月法国国内的政治危机，即共产党人被迫退出政府。一个月后，意大利发生了类似事件。在南斯拉夫，铁托实行的政治统治（战时各同盟国达成的协议规定实行分权统治），在西方人看来，是莫斯科预谋扩张的又一步骤。这些分歧，再加上苏联不愿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使那些希望在战后与莫斯科保持友好关系的美国人大为不安。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12)

　　因此，在西方人的思想中产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飞跃，即怀疑斯大林也打算在条件成熟时控制西欧和南欧，并且的确在加速创造这些条件。这种情况的发生，不会是直接动用武力的结果（尽管俄国对土耳其施加日益增大的压力不仅令人担忧，而且还致使华盛顿1946年在东地中海部署了一支海军特混编队），而很可能由莫斯科的代理人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混乱和政治纷争而促成。这种迹象之一是希腊共产党的暴动；迹象之二是法国共产党支持的大罢工。俄国企图取悦德国公众舆论的做法受到怀疑，意大利北部共产党力量的壮大也令人担忧

（如果人们自寻烦恼，对任何事情都会忧心忡忡）。研究上述情况的历史学家们现在更不相信，它们与莫斯科制定的“总计划”有直接联系。希腊共产党、铁托最关心的是本地区的敌情，而不是建立世界马克思主义体系。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会领导人，首先要考虑他们的追随者的情绪。另一方面，如果在不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共产党在西方任何国家上台，俄国人当然高兴。所以，当乔治·凯南等苏联问题专家呼吁“遏制”苏联时，在思想上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就不难理解了。

　　在迅速制定出来的“遏制战略”的众多要素中，有两个要素最为引人注目。第一个是，向莫斯科表明，地球上哪些地区美国“不允许……落入敌手”（这样做凯南认为有消极作用，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军事领导人的赞成，因为他们认为这可确保国际战略格局更加稳定）。因此，位于这些地区的国家将在美国的军事援助下，提高自己的防御能力。苏联对这些国家发动进攻，美国就与苏开战。第二个比较有积极意义的要素是，美国看到，抵御俄国颠覆的力量已经受到削弱，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地损耗了西方的物质资源和精神元气。所以，各项长远遏制政策最重要的内容是：美国大规模执行经济援助计划，以帮助西欧各国和日本重建受到严重破坏的工业、农业和城市。这样做，不仅可削弱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革命理论对西欧和日本的影响，还有助于使世界力量对比向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凯南似乎很有道理的地缘政治论认为，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看，世界有五大工业和军事力量中心对我们至关重要，即美国本身、其对手苏联、英国、德国与中欧、日本。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只要使后三者留在西方阵营，并使其实力得到增强，就会建立可使苏联永远处于劣势的综合“力量对比”。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斯大林的俄国将对这一战略深感疑虑，因为它包括复活俄国的两个最近的敌人——德国和日本。

　　因此，我们可以再一次说，逐个评述双方于1947年这一“分水岭年”及其以后采取的各项措施，不如论述一下最后的总结果更有意义。美国取代英国对希腊和土耳其承担义务（这表示前世界警察将其职责交给了新兴的世界警察，伦敦的逻辑和华盛顿的逻辑基本相同），从而使适用于世界任何地区的“杜鲁门主义”的出笼有了理论依据。因而在欧洲，美国热心“帮助自由民族维护它们的制度”的具体表现是，与西欧人认真地探讨如何解决困扰欧洲大陆的经济萧条、食品短缺、煤炭不足等问题。美国政府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根据所谓的“马歇尔计划”大量提供援助，帮助欧洲各国实现经济自主。美国审慎地宣布，它的援助将提供给欧洲所有国家，既包括非共产党国家，也包括共产党国家。但是，不管美国的援助对莫斯科是否有吸引力，苏联与西欧的确进行过合作。正当东西方进行经济合作时，苏联采用了国有化和集体化这种没有一点弹性的经济体制。任何人都知道，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的目的是，使所有欧洲人确信，私有企业比共产主义企业更能给他们带来经济繁荣。在巴黎商谈马歇尔计划时莫洛托夫的退席，以及俄国不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申请援助的结果是，欧洲的裂痕变得比以前更大。在美国数十亿美元的援助下（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德等大国得到的美援最多），在北大西洋贸易体系内的西欧经济蒸蒸日上。在东欧，共产主义的控制则越来越严。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成立。这是一个重新组建的、半公开的共产党国际组织。1948年，布拉格的多党政府被共产党发动的政变推翻。虽然铁托的南斯拉夫最终脱离了斯大林的严格控制，其他东欧国家却遭到清洗，并于1949年被迫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该委员会不是苏联的马歇尔计划，而是“剥削其卫星国的一个新机构”。1946年丘吉尔就谈论“铁幕”也许有点为时过早，但两年之后，他的话便得到应验。

　　随着东西方经济对抗的加剧，其军事关系也变得日益紧张。在军事方面，德国又是争端的焦点。1947年3月，英国和法国签订了敦刻尔克条约。该条约规定，一旦遭到德国攻击，签约一方将向另一方全力提供军事援助（尽管当时英国外交部认为，发生那种突然情况的“可能性很小”，英国更关注西欧内部的弱点）。1948年3月，敦刻尔克条约被布鲁塞尔条约所取代，签约国除了英国、法国外，还有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虽然这后一个条约没有提到德国的名字，但可以说，当时西欧各国（特别是法国）的许多政治家们在感情上无法摆脱的是“德国问题”，而不是“俄国问题”。随着1948年的到来，他们这种传统的考虑问题的方法便受到冲击。在布鲁塞尔条约签订的那一个月，俄国人从四国德国管制委员会的会议上退席了，声称他们与西方人在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前途问题上有无法调和的分歧。3个月之后，西方三国为了取缔德国的货币黑市交易和结束货币混乱状态，宣布发行新的德国马克。对此，俄国人做出的反应是，不仅禁止西德货币在他们的管辖区内流通，还不许在柏林这个仅离西方势力范围100英里的“孤岛”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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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13)

　　如果说有什么事件使西方人认识到东西方敌对立场的严重性，那就是1948—1949年的柏林危机。华盛顿和伦敦的官员们已在探讨，与俄国发生战争时如何使西欧各国、美国及其领地团结一致地采取行动。虽然美国人在执行马歇尔计划的同时，希望欧洲人首先拿出维护自身安全的军事计划，但毫无疑问，此时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挑战已准备认真对待。美国国内患了严重的“恐赤病”，在国外则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1948年3月，杜鲁门要求国会恢复征兵制。当年6月，国会通过选征兵役法，满足了总统的要求。所有这些行动都是由于苏联封锁

通往柏林的道路而尽快采取的。在以后的11个月中，即在通往柏林的陆路恢复使用之前，美国和英国为了顶住斯大林的压力，用飞机向西柏林运送了大量物资。尽管如此，仍有许多人建议派遣由军队护送的车队强行开往柏林。如果真的采取这一行动，就可能引发战争。根据一项新条约，美国将一个B-29轰炸机机群转到英国机场。这表明美国对柏林危机十分重视。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孤立主义思想严重的参议员也改变了立场，支持成立所谓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议。西方建立以美国等国为正式成员国的北约（NATO）的主要战略目的是：当苏联发动侵略战争时，北美向欧洲各国提供支援。北约在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里关心的主要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这表现在美国作为西方一流“侧翼”强国，继承英国的衣钵后，奉行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开始致力于维持欧洲的力量均势。在美国和英国政府看来，北约的主要作用是：可使美国和加拿大与布鲁塞尔条约的其他签约国联合起来，可将相互支持的保证扩大到挪威、意大利等也感到不安全的国家。在北大西洋公约签订之日，美国在欧洲实际上只有驻军10万人（在1945年则有300万），西方只部署了12个师（其中7个法国师、2个英国师、2个美国师和1个比利时师），用以阻止苏军西进。虽然这一时期苏军的兵力远不如蛊惑人心的西方人所宣传的那样大，但两大集团的总兵力对比是相差悬殊的。不久，西方人的恐惧更甚，认为共产党人可能像在朝鲜战争中很快渡过鸭绿江那样迅速占领北德平原。这就是说，北约在日益严重地依靠美国远程轰炸机实施“大规模报复”来对付苏军入侵的同时，还必须大力加强常规力量。另外，这还使三个西方“侧翼”大国（即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必须对欧洲大陆长期承担军事义务。对此，1930年代的西方战略制定者肯定会大吃一惊。

　　北约在军事上起的作用，与马歇尔计划在经济上的作用别无二致。它进一步加深了1945年分为两个阵营的欧洲的裂痕，使得只有瑞士和瑞典等传统中立国、佛朗哥的西班牙，以及处于特殊地位的芬兰、奥地利和南斯拉夫处于两个集团之外。北约得到的回答是，以后不久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便成立了。这不仅加深了东西方的分裂，还使德国统一的前景变得更加渺茫。尽管法国人忧悒不安，西德的武装部队到1950年代末便在北约体制内开始建立起来。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西方希望缩小与华约在总兵力对比上的差距。但是，这也不可避免地会推动苏联建立一支东德军队，尽管这支军队要受严格控制。由于两个德国都加入了相应的军事联盟，对今后任何使德国中立的企图，北约和华约都必然会感到震惊和不安，会认为是对本身安全的打击。从俄国方面看，这种看法在斯大林1953年去世后反而得到了加强。这是因为苏联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任何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都不能放弃自己的信条（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勃列日涅夫主义”）。1953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曾私下承认，东欧卫星国“只能通过全面战争或俄国人本身得到解放”。正如巴特利特所指出的那样，“这两种情况都不会发生”。1953年，东德的一次暴动很快被镇压下去。1956年，匈牙利决定退出华约，惊慌的俄国人立即派出几个师的军队，镇压了那里的独立运动。1961年，赫鲁晓夫下令建起柏林墙，以防止人才流向西方。1968年，捷克人遭到了12年前匈牙利人一样的命运，尽管他们流的血要少一点。苏联领导人采取的这些行动只能进一步加深两大军事集团的分裂，却无法消除西方世界在思想和经济方面的吸引力。

　　冷战的第二个重要特点是，它从欧洲向世界其他地区逐渐进行横向扩散。这种情况的发生是不奇怪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俄国人一心一意想的是如何对付德国人的威胁。但是，这并不是说，莫斯科对土耳其、波斯、远东各国的政治前途毫无兴趣（正如1945年8月所表明的那样）。因此，俄国与西方在欧洲问题上的争端在地理上不会只限于欧洲。这还因为，双方争论的原则具有普遍性，例如，是实行自治还是照顾国家安全，是实行自由经济还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等。更重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还使从巴尔干半岛到东印度群岛的广大地区发生了社会动荡和政治动乱。即使在没有直接受到德、意、日侵略军蹂躏的国家（如印度、埃及等国），由于进行了人力、物力和思想动员，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社会秩序被打乱，殖民政府威信扫地，地下的民族主义政党得到发展，抵抗运动的力量不断壮大。它们不仅专心致力于争取军事上的胜利，还要求进行政治改革。换句话说，1945年的世界形势充斥着政治动乱。这种动乱既可以对大国希望尽快恢复和平时期的稳定造成威胁，也可为掌握普遍适用的理论的每一个超级大国创造机遇，以争取从崩溃的旧秩序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许多民族的支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对所有反对德国和日本统治的抵抗组织都提供援助。1945年战争结束后，这些组织继续要求得到援助也是很自然的，尽管它们都在忙于与敌对组织争权夺利。在这些组织中，一些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而另一些则与共产党不共戴天。这就使得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更加难以区分地区性争端与全球性争夺。希腊和南斯拉夫发生的事件表明，地区性的国内争端可以迅速发展成具有国际意义的事件。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14)

　　俄国与西方之间发生在欧洲以外地区的第一次争端，源于战争期间同盟国达成的特别协议。1941—1943年，伊朗处于美、英、俄三国的共同军事保护之下。这一方面可以确保伊朗站在同盟国一边，另一方面可使美、英、俄三国任何一国都无法从德黑兰当局那里得到过多的经济利益。到1946年初，莫斯科不仅未从伊朗撤军，反而还似乎对伊朗北部的分裂主义分子（亲共产党分子）的活动予以支持。这更加深了本来就担心俄国人对伊朗施加过大影响的英国人的不满。不久，杜鲁门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俄国军队撤离后，伊朗军队立即镇压了

北方各省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并取缔了共产党。这不仅使华盛顿感到非常满意，而且还证实了杜鲁门确信的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的有效性。正如乌拉姆所指出的那样，伊朗事件“在遏制理论出台之前就证实了它的作用”，并使华盛顿做好了心理准备，对俄国在其他地区的行动也将如法炮制。因此，希腊内战的继续进行，莫斯科对土耳其施加压力让其在使用海峡和卡尔斯边界争端问题上做出让步，以及1947年英国政府宣布它已无力再对希土两国承担义务，这一切便导致了美国公众的强烈反响（这是“杜鲁门主义”赖以产生的基础）。早在1946年4月，美国国务院就提出，必须支持“英国和英联邦的交通”。美国决策者逐渐接受了上述意见。并且，他们还开始把在可以阻止俄国向东地中海和中东扩张的那些国家里，即“北部”发生的各种危机联系起来考虑。这些情况表明，美国对外政策中的理想主义立场是如何迅速地与地缘政治的考虑结合在一起的，如果不是完全为地缘政治的考虑所代替的话。

　　西方国家在注视共产主义的全球性扩张的同时，也看到了远东正在发生的变化。荷兰人很快会被苏加诺领导的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族主义运动组织，从东印度群岛赶出去；法国人不久即被卷入了胡志明的越盟领导的武装斗争；英国人也不得不在马来亚进行反暴乱活动。即使在苏伊士运河以东没有共产党，这些老牌殖民大国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另一方面，在20世纪40年代末之前，要声称上述暴乱分子是由莫斯科操纵的，就可能得到华盛顿的同情和援助。法国也是得到军事援助的例子）。但是，在南亚发生的所有挑战，都不如“失去”中国对美国的震动大。从19世纪美国传教士进入中国以后，美国就向这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进行了大量文化、心理“投资”（财政投资较少）。而且，这些“投资”的规模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蒋介石政府报纸的宣传而夸大了许多倍。美国感到它在中国有一种超出宗教意义上的“天职”。即使国务院和军界的某些官员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但是他们的观点却往往不能被公众舆论所接受，特别是不能被共和党右翼人士所接受。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共和党中的右派才开始用“非黑即白”的眼光看待世界政治。

　　这些年在东方出现的政治动乱和动荡局势多次使华盛顿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方面，我们不应把美国看成是第三世界国家腐败政权和腐朽的殖民帝国的维护者。另一方面，美国确实不希望“革命力量”发展壮大，因为那（据称）会扩大莫斯科的影响。1947年，要求英国人离开印度比较容易办到，因为这只涉及到将政权交给尼赫鲁领导的代议制的民主政府。同样，华盛顿也可敦促荷兰人1949年离开印度尼西亚，虽然它仍很担心共产主义的颠覆力量在那里不断壮大（美国对1946年独立的菲律宾也很不放心）。不过，在其他地区“变化”更大。例如，华盛顿的决策者本来计划在日本推行全面社会改革和非军事化政策，后来却逐渐改弦更张，决定发动美国的大企业重建日本经济，甚至鼓励日本组建军队，以减轻美国的经济、军事负担和确保日本成为亚洲的反共堡垒。

　　1950年，美国采取强硬立场有两个原因。第一，杜鲁门和艾奇逊的比较灵活的“遏制”政策，不仅受到了共和党人和最近才引人注目的“红色诱饵”乔·麦卡锡的越来越多的攻击，还受到了路易斯·约翰逊、约翰·杜勒斯、迪安·腊斯克和保罗·尼采等政府内新强硬分子与日俱增的批评。这迫使杜鲁门只得采取更坚决的行动，以确保国内政治侧翼的安全。第二，北朝鲜1950年6月越过三八线对南朝鲜发动进攻，美国人迅速地解释说，这是莫斯科制定的侵略总计划的一部分。由于这两个原因的综合作用，美国政府中主张对莫斯科采取强硬好战政策以制止接连失败的人占了上风。很有影响的记者斯图尔特·艾尔索普说，“我们将很快失去亚洲”，并拿十个木瓶的保龄球游戏作比喻，认为野心勃勃、拼命掷球的投球者是莫斯科。他写道：

　　第一个木瓶中国已倒。第二排中的两个木瓶是缅甸和越南。如果它们倒了，第三排中的三个木瓶暹罗（泰国）、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肯定也会倒下。这些国家倒下后所造成的心理、政治和经济影响，又肯定会将第四排中的印度、巴基斯坦、日本和菲律宾推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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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对美国的东亚政策影响很大。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对南朝鲜军事支援的逐步升级。南朝鲜政府声名狼藉，镇压人民，对朝鲜战争的发端也必须分担责任，当时却被华盛顿看成了无辜的受害者。美国首先派出海、空军进行支援，接着又派遣陆军和海军陆战师增援。这使麦克阿瑟得以实施大规模的仁川反攻战役，并使联合国军队不断向北推进，反过来激起中国于1950年10—11月出兵援朝。由于不能使用原子弹，美国人只得实施1914—1918年堑壕战式的作战方式。到1953年6月停战协定签订时，美国在战争中已耗资

500亿美元，先后向战区派出200万以上的部队，牺牲官兵5.4万。虽然北朝鲜的进攻被制止了，但美国又对南朝鲜承担了长期的重要的军事义务，使它很难摆脱，如果不是不能摆脱的话。

　　这场战争还致使美国对亚洲其他地区的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1949年，杜鲁门政府的许多官员，由于讨厌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已不再支持蒋介石，蔑视逃到台湾的“残余”政府，并考虑效法英国，承认毛泽东的共产党政权。然而，时隔一年之后，台湾却又得到支持及美国海军舰队的保护，中国被视为不共戴天之敌，为制止中国侵略甚至可考虑使用核武器（至少，这是麦克阿瑟的观点）。印度尼西亚以物产丰富而著称，美国对其新政府提供援助的目的是，让其与共产党领导的暴乱分子作斗争。对马来亚，美国则要求英国提供援助。在印度支那，美国在敦促法国人建立一个更有代表性的政府的同时，还准备送去大量武器和美元，帮助法国人同越盟作战。事实证明，只凭美国文明中精神和文化方面的吸引力已不足以防止共产主义的传播。因此，美国便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军事条约，杜勒斯就任国务卿后更是如此。1951年8月，美国与菲律宾签订条约。这不仅再次肯定了美国使用在菲律宾的海、空基地的权利，还使美国承担了保卫菲律宾群岛的义务。几天之后，华盛顿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订三国安全协定。一周过后，美国与日本的和平条约最后缔结，从而在法律上结束了太平洋战争，并将国家主权交还日本。与此同时，美日之间还签订了安全条约，使美军得到了常驻日本本土诸岛和冲绳岛的权利。华盛顿对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仍然采取非常敌视的政策，对台湾当局提供的援助越来越多，甚至支持蒋介石坚守金门、马祖等前沿据点。

　　冷战的第三个主要因素是，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并分别成立了许多军事联盟组织。如表37所示，各国的军费开支是不平衡的。

　　1950年之后的几年中，美国国防开支的急剧增加反映了朝鲜战争的花费，以及华盛顿认为在一个危险的世界里必须重整军备的观点。1953年后，国防开支的减少，反映了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制约“军事工业系统”，以防止它对社会与经济造成危害。1961—1962年军费的增长，是由于发生了柏林墙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1965年后军费又有大幅度增加，则说明美国在东南亚战争中愈陷愈深。苏联历年军费数额是估算出来的，因为莫斯科的政策神秘莫测。尽管如此，我们的下述推论可能是正确的：苏联1950—1955年增加军费，是由于担心与西方发生战争后，俄国本土将遭到可造成巨大破坏的空中攻击，因而必须大量生产飞机和导弹；1955—1957年军费逐渐减少，说明赫鲁晓夫在执行“缓和”的外交政策，并企图将更多的费用用于生产消费品；1959—1960年后国防开支的急剧增加是由于与西方的关系不断恶化，在古巴危机事件中受辱，以及莫斯科决心加强各军兵种的力量。共产党中国的军事开支增长幅度较小，这既反映了它的经济发展，也有其他因素。但是，20世纪60年代军费的增加表明，北京决心为同莫斯科决裂付出代价。如表37所示，在朝鲜战争期间，英国和法国的国防开支都有很大增加，而法国由于陷入印度支那战争，其军费一直增加到1954年。但自此以后，上述两国，以及西德、意大利和日本，在军费的增加幅度上便减小了，有时还有所下降。除了中国的国防开支（这些数字很不准确）逐年增加外，20世纪50和60年代其他大国的军费变化情况，反映了两极世界的特征。

　　表37.1948—1970年各大国国防开支

　　（单位：10亿美元）

　　比军费数字本身更为重要的是，多层次和多边的军备竞赛。1949年，苏联已能生产原子弹，这使美国大为震惊。尽管如此，美国仍认为，在核交战中美国对苏联造成的破坏要比苏联对它造成的破坏大得多。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性很强的NSC-68（即1950年1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备忘录）则要求，美国必须“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普遍加强自己和盟国的空军、陆军和海军力量，以减少在军事上对原子武器的依赖”。从1950年至1953年，美军地面部队的兵力实际上增加了三倍，虽然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动员了预备役部队到朝鲜打仗。此外，美国还决心要把北约从一个承担一般军事义务的伙伴改变成一个地面作战部队的联盟，以便阻止当时英美战略计划制定者担心很可能发生的苏军占领西欧。根据1952年缔结的里斯本协定，北约各国应部署90个师。虽然达到这个数字不切实际，但各国对欧洲承担的军事义务显著增多。例如，到1953年，驻欧美军已由1个师增至5个师；英国也同意在德国部署4个师。鉴于英法两国撤走了部分军队，西德军队进行了扩编。因此，至1950年代中期，北约与华约的军力对比已大体平衡。另外，北约各国还为加强空军而大幅度增加了军费开支；到1953年，北约已有飞机5 200架。在这几年中，苏联陆军和空军的发展情况鲜为人知。不过，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斯大林死后，朱可夫在军事上进行了重大改革：遣散了大量非正规部队，使正规部队的结构变得更合理、战斗力更强、机动力更快，以导弹取代了炮兵，等等。总而言之，与西方最担心遭到进攻的1950—1951年相比，苏军的进攻作战能力有了很大加强。还有一点人们也很清楚，在此期间苏联将其增加的很大一部分军事预算用于加强进攻性和防御性空中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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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16)

　　东西方军备竞赛的第二个领域是海军。这一新领域的竞赛情况比较混乱。刚刚结束太平洋战争的美国海军，因其快速舰母特混编队和潜艇部队在战争中表现出色，仍然沉浸在胜利的荣耀之中。英国皇家海军也感到，它打了一场“真正的战争”。与1914—1918年那场双方相持不下的战争相比，这场战争打得痛快得多。但是，由于远程战略轰炸机或导弹携载的原子弹的问世（尤其是在比基尼岛进行了攻击战舰的试验之后），使人们对进行海战的传统手段、甚至航空母舰的前途产生了怀疑。1945年后，美英海军都陷入困境。因为两国军费拮据

，并将各独立军种置于一个统一的国防部之内。然而，这两支海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得救。在朝鲜战争中，人们又看到了两栖登陆作战、舰载航空兵空中突击和西方国家机敏地使用海上力量。不久，美国海军也加入了“核俱乐部”。这是因为，载有携带原子武器的突击轰炸机的巨大的新式航母建造成功，以及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计划建造能发射远程弹道导弹的核动力潜艇。没钱建造现代化航空母舰的英国人，却保留了经过改装的“突击”航母，用于对付小规模局部战争，并像法国人一样，也在为建立一支以潜艇为基础的威慑力量而努力。虽然西方各国海军20世纪65年拥有的舰艇和人员少于1945年，但它们的作战能力却已今非昔比。

　　然而，促使西方各国海军开支不断增加的最大动力，是苏联海军的日益强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俄国海军建树甚微（尽管它有一支规模可观的潜艇部队），海军军人也大部分在陆上作战，或帮助陆军部队强渡江河。1945年以后，斯大林下令根据德国性能优良的潜艇设计图纸，建造更多的潜艇，用于保卫广大的沿海水域。同时，他还主张建设一支包括战列舰和航空母舰在内的庞大的水面舰艇舰队。这一宏大的计划的实施，由于赫鲁晓夫的上台而很快停止了。这位苏联新领导人认为，在导弹核武器时代建造耗费巨资的大型军舰毫无意义。在这一方面，他的观点与西方许多政治家和空军元帅的观点并无二致。使苏联领导人对自己的看法产生怀疑的原因可能是，他们的敌国多次使用了水面舰艇部队，如1956年英法联军依托海军舰艇攻击了苏伊士地区，1958年美军在黎巴嫩登陆（从而阻止了俄国支持的叙利亚军队的扩张），在1962年的导弹危机中美国军舰在古巴周围水域建立了警戒线。克里姆林宫（在有影响的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的敦促下）从这些事件中得出的结论是，俄国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在世界大国的争夺中将永远处于不利地位。由于美国海军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装备“北极星”导弹潜艇，苏联人更深信这一结论的正确性。结果是，苏联海军中的各类舰艇（如巡洋舰、驱逐舰、各式潜艇、航空母舰等）数量大增，苏联在远洋海域部署的舰船迅速增加。这以斯大林未曾想过的方式向西方各国在地中海、印度洋等水域的海军优势提出了挑战。

　　各国观察家把戈尔什科夫时期苏联海军力量的增长，与40年前蒂尔皮茨时期德国海军力量的增长做过多次比较。这些比较清楚地说明了这种挑战的性质。即使苏联决心与西方进行新的“海军军备竞赛”，它的海军舰队在实力上要赶上美国海军耗费巨资建立起来的航母舰队，也要数十年的时间。1945年后，军备竞赛中真正起到革命性影响的方面发生在其他领域，在原子武器及远程导弹的设计领域。尽管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造成了极其可怕的伤亡，但仍有人认为原子弹只是“另一种炸弹”，而不把它看成是人类杀伤能力的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而且，1946年巴鲁克倡导原子武器研制国际化失败之后，西方出现了一种可使人高枕无忧的思潮，认为美国垄断了核武器，“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可抵消苏军在地面部队方面的巨大优势。西欧各国还认为，对苏联军事入侵的回答将是，美国（以后还有英国）的载有核武器的飞机的轰炸。

　　技术革命，特别是苏联的技术进步，改变了一切。1949年俄国原子装置爆炸成功（这比大多数西方人预计的要早得多），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更令人惊异的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就生产出远程轰炸机（如“野牛”式轰炸机）。美国人不仅认为这些飞机能飞抵美国，还揣想（这是错误的）这些飞机的数量已超过美国。关于苏联轰炸机数量的争论表明，得到苏军作战能力的确切情报相当困难，美国空军经常夸大苏联空军的力量。尽管如此，又过了几年，美国可免受攻击的时代就结束了。1949年，美国政府决定生产一种新的“超级”炸弹（即氢弹）。这种炸弹的杀伤能力大得令人吃惊。氢弹的问世似乎再次使美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中期，这一点在杜勒斯的气势汹汹的报告和空军的作战计划中都有体现。在这一时期，美国计划一旦下一次战争爆发，就对俄国或中国实施“大规模报复”。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中，很多人私下对“大规模报复”战略可能导致的后果表示不安。因此，他们要求加强常规兵力和研制战术（即“战场”）核武器，以避免进行无限制地使用战略核武器的“大决战”。但是，对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主要打击则来自俄国。1953年，即在美国之后9个月，俄国也进行了氢弹试验。而且，苏联政府还将大量财力物力用于发展德国战时开发的火箭技术。到1955年，苏联已批量生产中程弹道导弹（SS-3）。1957年，苏联又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射程达5 000英里，所用的火箭发动机在同年10月又将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了轨道。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17)

　　俄国人在军事上取得的这些进步使美国人受到很大震动。这就是说，美国的城市和轰炸机部队都可能遭到苏联的突然袭击。于是，华盛顿投入大量资源，发展洲际弹道导弹，以便缩短与苏联的所谓“导弹差距”。但是，核军备竞赛并不仅限于这些方面。1960年以后，美苏不仅大力发展从潜艇发射弹道导弹的技术，还生产了多种战术核武器和近程火箭弹。与此同时，美国“思想库”的战略制定者和文职分析家们，还在绞尽脑汁地制定根据“灵活反应”战略的要求对战争升级过程中每一阶段进行控制的计划。不管制定出的计划多么周密，它

们都必须涉及如何将核武器纳入打常规战争的传统战法这个极难解决的问题（例如，美国战略家意识到，战场核武器会很快将大半个德国化为焦土）。如果美苏双方都向对方的国土投掷大当量氢弹，那么相互造成的伤亡和破坏将是空前的。由于陷入丘吉尔所说的“相互的恐怖平衡”之中，由于无法再回到这种大规模杀伤武器没发明之前的世界，华盛顿和莫斯科便把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发展核技术，准备核战争。虽然英法两国20世纪50年代也在大力发展原子武器及其发射系统，但从拥有的飞机、导弹和核武器本身来看，只有两个超级大国可称得上核国家。

　　这场争斗中的最后一项重要内容是，俄国和西方在全球范围内竞相成立军事联盟，竞相寻求新伙伴，或至少阻止第三世界国家站到对方一边。在二次大战后的最初几年里，处于有利地位的美国进行了大量结盟活动。当时的情况是：美国在西半球之外已有许多空军基地，并在许多国家驻有军队；许多国家希望华盛顿向它们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相比之下，苏联则处于不利地位，它的当务之急是重建家园，它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使边界的确定对自己有利，它没有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去把战场拉远。尽管在波罗的海地区、芬兰北部和远东俄国领土有所扩张，但它基本上仍是一个大陆性超级大国。另外，现在看来有一点很清楚，斯大林对外部世界、对西方疑虑甚深，且奉行谨慎的政策。他担心，西方不允许苏联公开进行共产主义扩张（如1947年的希腊）。同时，斯大林对不愿当“苏联傀儡”的铁托、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也很不放心。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成立。而且，苏联仿效20世纪30年代（甚至1918—1921年）的做法，大肆宣传支持世界革命。但实际上，苏联在这一时期采取的政策是尽量避免卷入国外纠纷。

　　然而，如上所述，华盛顿却认为，苏联在一步一步地推行一项以共产主义统治世界的总体计划，必须加以“遏制”。1947年，美国对希腊和土耳其作出承诺，是华盛顿的政策发生变化的第一个征兆；1949年北约的成立，则是美国政策发生变化最明显的标志。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北约成员国增多。这表明美国决心保卫欧洲大部和中东一部，即从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到柏林墙到土耳其在亚洲的边界。不过，这只是美国承担过多国际义务的开始。里约条约［3］和与加拿大的特别协定的签订，意味着美国要负责保卫整个西半球。美、澳、新条约的缔结，则使美国又对西南太平洋的安全承担了义务。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东亚发生的军事对抗，导致美国签订了许多双边协定，使华盛顿做出了援助日本、南朝鲜、台湾和菲律宾的保证。1954年，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从而使美国将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巴基斯坦、泰国聚集在一起，相互支援，共同对付在这一广大地区发生的侵略战争。在中东，美国倡议成立了另一个地区性集团——巴格达条约（后来称为中央条约组织），这使英国、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巴基斯坦共同对付颠覆侵略有了组织保证。在中东的其他地区，美国与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约旦则缔结了特别协定。这不仅是由于美国人与犹太人关系密切，也是1957年出笼的“艾森豪威尔主义”要求美国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援助的结果。1970年初，一位观察家写道：

　　美国在30个国家驻军100万，是4个地区性防务联盟的成员，还积极参与另一个联盟的活动。此外，它与42个国家有双边防务条约，参加了53个国际组织，对全世界近100个国家提供军事或经济援助。

　　对如此繁重的国际义务，就是路易十四和帕麦斯顿也会感到不堪重负。可是，在一个迅速变小、各部分紧密相连的世界里，美国逐步负起这些责任也是合乎逻辑的。开始，美国人宣称朝鲜不很重要，但这却导致了共产党人的进攻。这种情况发生之后，在一个两极世界里，华盛顿应在何处建立自己的防线呢?1965年，迪安·腊斯克指出：“地球已变成一个很小的行星。我们应该关心它的一切，即关心它的陆地、水域、大气层和外层空间。”

　　斯大林时期，苏联向国外输出军事力量的能力较弱，在世界各地的影响也较小；斯大林死后，苏联在各方面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显而易见，赫鲁晓夫想使俄国受到尊重，甚至热爱，而不想让人们害怕俄国。他还想减少军费，增加农业投资，多生产消费品。他的外交总政策反映了他有结束冷战的愿望。他不顾莫洛托夫的反对，从奥地利撤军，将波卡拉和旅顺两个海军基地分别归还芬兰和中国，并与南斯拉夫改善了关系，认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只一条”（这一观点遭到了他的许多同事和毛泽东的反对）。尽管由于西德加入北约，1955年华约正式成立，但赫鲁晓夫愿意与波恩建立外交关系。他还渴望与美国改善关系，尽管他的反复无常的行为和华盛顿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俄国人的不信任感使真正的缓和无法实现。同一年，赫鲁晓夫访问了印度、缅甸和阿富汗。从此以后，即亚非国家纷纷获得独立之际，苏联开始重视第三世界。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18)

　然而，事物的变化并不像热情充沛的赫鲁晓夫希望的那样顺利或尽如人意。1956年4月，斯大林分子控制他国的机构——“共产党情报局”解散。令俄国人难堪的是，两个月后发生了匈牙利暴乱（匈牙利要走与社会主义“分道扬镳的道路”）。对此，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分子必须坚决予以镇压。而且与中国的争吵愈演愈烈。下面将要讨论，这将导致共产党世界的深刻分裂。与西方缓和的航船也触礁沉没，因为相继发生了U-2飞机事件（1960年）、柏林墙危机（1961年）和因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而引起的与美国的对抗（1962年）。但是，所

有这一切都无法改变俄国走向世界的趋势。只是与新独立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及在联合国与其代表接触，就可以使苏联与外部世界不可避免地加强联系。此外，赫鲁晓夫还热切希望向世界显示苏维埃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优越性，这使他必然要寻求新的外国朋友。1964年后，比较务实的赫鲁晓夫的继任者们，热心于打破美国在苏联周围布设的封锁线并遏制中国的影响。另外，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急于摆脱它们所谓的“新殖民主义”统治，要求实行计划经济，而不是自由放任经济（这样做往往导致西方国家停止援助）。这一切的综合作用是，使苏联“向外扩张”的步伐明显加快。

　　1953年12月，苏联与印度签订贸易协定（这与尼克松副总统访问新德里不谋而合）；1955年帮助建设比莱钢厂，并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向外扩张”伊始，苏联就与第三世界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印度）建立了联系，这不仅使中国人和美国人感到不快，对参加巴格达条约的巴基斯坦也是一种惩罚。几乎与此同时（1955—1956年），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开始向埃及提供援助，取代美国为建设“阿斯旺水坝”提供资金。伊拉克、阿富汗和北也门得到了苏联的贷款。加纳、马里、几内亚等非洲坚决反帝的国家也得到了莫斯科的帮助。1960年，苏联与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签订了第一个贸易协定。这虽然使苏联在对外政策上在拉丁美洲获得了重大突破，但也与被激怒的美国人结下了不解之怨，赫鲁晓夫下台并没有改变苏联的一套做法：首先大张旗鼓地进行反帝宣传，然后便与新独立的国家签订“友好条约”，向它们提供贸易贷款和军事顾问等。在中东，俄国还可从美国支持以色列中得到好处（例如，莫斯科于20世纪60年代增加了对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的援助）。另外，对北越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也扩大了俄国的影响。就是对遥远的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莫斯科也声称有义务进行帮助。在争取扩大世界影响方面，现在的苏联同过分谨慎的斯大林相比已经走得很远。

　　华盛顿和莫斯科为了把世界各国争取到自己一边展开了激烈竞争，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竞相向国外提供援助、贷款和武器维修专家。这就说明在国际事务中，任何大事离开了美苏这两个对立的超级大国就无法解决的两极世界的确已经来临了吗?在杜勒斯和莫洛托夫看来，当时的世界的确如此。但是，即使在美苏两大集团争夺世界霸权之际，我们也可以看到，在1941年［4］美苏都未关注的地区有一种全新的发展趋势。此时，第三世界刚刚出现。它的许多成员，在终于摆脱了传统欧洲帝国的统治之后，不愿再沦为与自己相距甚远的那个超级大国的卫星国，虽然它可提供有益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事实上，人们看到的是，20世纪强权政治中出现的重要动向之一——超级大国的崛起，开始与另一个新动向——全球性的政治分化发生联系。在1900年前后达尔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潮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想到和看到的是，世界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的首都。然而，西方帝国主义的骄横和狂妄却种下了导致自身毁灭的种子。塞西尔·罗德斯、泛斯拉夫主义者和奥匈帝国军界大肆宣扬民族主义，在布尔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和芬兰人中造成了深刻影响。作为德国、意大利统一和1914年协约国决定援助比利时的理论依据的民族自决论，很快向东向南传播到埃及、印度和印度支那。由于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于1918年打败了德、奥、匈三国，并于1919年挫败了威尔逊关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计划，民族主义行动只在部分地区得到鼓励。有些人认为，对东欧各国可赋予民族自治权，因为它们是欧洲“文明”国家；而不能把这种原则扩大到中东、非洲和亚洲各国。在非洲和亚洲等地区，帝国主义列强拥有大量殖民地，经常镇压民族独立运动。1941年后西方强国在远东利益的丧失，随着战争的发展附属国进行经济动员和征召新兵，大西洋宪章所造成的思想影响，以及欧洲各国的衰落，所有这些因素释放出来的能量都推动了第三世界（20世纪50年代才有这一术语）的发展变化。

　　第三世界国家是指坚持留在美苏控制的两个集团以外的国家。但这并不是说，所有参加1955年4月万隆会议的国家与两个超级大国都没有任何联系，对它们都不承担任何义务。例如，土耳其、中国、日本和菲律宾都参加了万隆会议，但把它们称做“不结盟”国家就不合适。另一方面，它们都主张加快非殖民化的进程，都要求联合国重视冷战以外的问题，都要求采取措施改变仍由白人统治的世界经济秩序。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世界上发生了第二次非殖民化高潮，这使大量新独立的国家加入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这些新独立的国家曾遭受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外国奴役，独立后又面临大量经济问题。第三世界国家的数量激增后，便开始控制联合国代表大会。开始，联合国只有50个成员国（绝大部分是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后来逐渐发展成一个拥有一百多个国家的组织，其中许多新成员国来自亚洲和非洲。这并没使大国的行动受到制约，因为它们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这一权力是在谨慎的斯大林的坚持下确定的）。但是，这却意味着，如果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希望得到“世界舆论”的支持（如美国1950年要求联合国支援南朝鲜），它就必须得到其他本来不赞成华盛顿和莫斯科的观点的联合国成员国的支持。由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非殖民化在国际事务中占主导地位，由于苏联人巧妙地支持的结束“经济落后”的呼声越来越高，第三世界的舆论具有浓厚的反西方色彩。这从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及其以后的越南问题、拉美问题、南非问题和中东战争中都可看出。即使在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上，对反殖民主义问题也被日益重视。这些会议的召开地点（1961年在贝尔格莱德，1964年在开罗，1970年在卢萨卡）也说明，人们关注的许多问题已不在欧洲。世界政治的控制权已不完全掌握在拥有最大军事、经济力量国家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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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19)

　　不结盟运动最著名的创始人是铁托、纳塞尔和尼赫鲁。令人吃惊的是，南斯拉夫与斯大林决裂（早在1948年，南斯拉夫即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未导致俄国入侵，并保持了国家的独立。斯大林死后，铁托更坚定地执行不结盟政策，第一次最高级不结盟会议在贝尔格莱德召开就说明了这一点。纳塞尔是1956年与英国、法国、以色列发生冲突后才闻名于阿拉伯世界的。他经常尖锐地批评西方帝国主义，愿意接受苏联的援助，但并不是莫斯科的傀儡，因为他对本国共产党的态度很坏，并于1959—1961年利用电台、报纸掀起了一场强大的反

苏运动。泛阿拉伯主义，特别是穆斯林原教旨主义，与无神论的唯物主义没有天然的联系，尽管当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试图使两者融为一体。印度是“温和的”不结盟国家的象征性代表。它经常得到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在中印战争和印巴战争后得到的更多。但这并不能阻止尼赫鲁在其他许多问题上批评苏联，对印度共产党采取不信任态度，尼赫鲁对英国的苏伊士运河政策的谴责，出于他不喜欢任何大国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态度。

　　这些年来，许多新独立的国家进入了国际社会。俄国急于使它们背离西方站到自己一边，却又不很了解它们的具体情况。这就意味着，它在外交上有所“得”的同时，必有所“失”。这一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中国，这在以后将有详述，但也有许多其他事例。1958年，俄国在伊拉克政权更迭之后，当上了这个阿拉伯国家的友邦，并对其提供贷款。4年之后，伊拉克复兴党领导的政变却导致了对伊拉克共产党的残酷镇压。莫斯科不断向印度提供援助，不可避免地会触怒巴基斯坦。俄国没办法既使印度高兴，又不失去巴基斯坦。在缅甸，俄国人开始很受欢迎。但后来该国驱逐所有外国人时，也把他们赶了出去。在印度尼西亚，情况更糟。苏加诺得到大量俄国和东欧的援助后，于1963年背叛莫斯科投向北京的怀抱。两年以后，印度尼西亚军队又极其残忍地屠杀了大量共产党人。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1961年将苏联大使遣送回国，因为他与当地的一次罢工有牵连。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杜尔拒不让苏联飞机在苏联人帮助扩建的科纳克里机场加油。在1960年的刚果危机中，俄国对卢蒙巴的支持使这位刚果人民领袖的前途蒙上了阴影。后来，卢蒙巴的继任者蒙博托关闭了苏联使馆。1972年，萨达特将2.1万名俄国顾问赶出埃及。这是苏联遭受的一次最引人注目的挫折，也是对莫斯科的一次重大打击。

　　因此，第三世界与“前两个世界”的关系是极其复杂、不断变化的。毫无疑问，必定会有一些国家和地区长期亲美（如以色列、台湾），另一些国家长期亲苏（如古巴、安哥拉），因为它们感到有邻国的威胁；一些国家以铁托的南斯拉夫为榜样真正奉行不结盟政策，而还有一些国家在比较多地依靠一个集团的同时（因为这一集团向它们提供援助），坚定地保持适度的独立。最后一点是，第三世界不断发生的革命、内战、政权更迭和边界冲突，经常使莫斯科和华盛顿不知所措。在塞浦路斯、欧加登、印巴边界和柬埔寨等地发生的地区性争端，也使超级大国左右为难，因为争端双方向不同的集团寻求援助。俄国和美国像从前的大国一样，也必须面临这样一个铁的事实——它们的“拯救世界”的理论不会自然而然地被其他社会与文化所接受。

　　四 两极世界的解体

　　在从20世纪60年代转入70年代时，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关系在世界事务中继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军事上，苏联已经十分接近美国，并且它们都依然不同于其他国家。例如，在1974年，美国和苏联的防务开支分别达850亿美元和1 090亿美元，分别相当于中国（260亿美元）的3～4倍，相当于欧洲主要国家（英国97亿美元，法国99亿美元，西德137亿美元）的8～10倍；美苏两国的武装部队分别达200多万人和300多万人，比欧洲国家的大得多，比中国那300万人的军队的装备精良得多。两个超级大国都有5 000多架作战飞机，比上述大国多10倍以上。1974年，两个超级大国的作战舰艇的总吨位分别达280万吨（美国）和210万吨（苏联），大大超过英国（37万吨）、法国（16万吨）、日本（18万吨）和中国（15万吨）。但是，最大的差距表现在核投射工具的数量方面，参看表38。

　　表38.大国核投射工具一览表（1974年）

　　每个超级大国都拥有如此巨大的抹掉对方（以及其他任何国家）的能力——因此而出现了很快被称之为“互相确保摧毁”（MAD）的事态——以致它们开始考虑做出安排，采取各种方式来控制这种核军备竞赛。在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之后，它们建立了一条“热线”，以便使双方在发生另一次危机时能够进行通讯；还搞了1963年核禁试条约（英国也在条约上签了字），禁止在大气层、水下和外层空间试验核装置；1972年搞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第一阶段），通过这一条约限制各方拥有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使苏联停止建设反弹道导弹系统；1975年，双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又进一步扩大了这项条约的内容；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双方又举行了关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第二阶段条约的会谈（1979年6月签署，但始终未获得美国会参议院的批准）。可是，所有这些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措施和推动双方同意采取这些措施的特定的经济、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动机，并没有制止这场军备竞赛。如果说有什么效果，也只是禁止或限制一种武器，这不过导致各方把有关资源转用到另一领域而已。从1950年代末期起，苏联稳步地、毫不手软地增加了对武装部队的拨款。虽然美国的防务开支方式因受越南这场代价昂贵的战争和随后公众反对那场冒险的影响而发生了特殊变化，但其长期的趋势也是不断向高开支方向发展。每隔几年双方就会增加一批新武器系统，每一方的火箭就配备一批多弹头装置，海军增加一批导弹潜艇。而战略导弹方面出现的核僵持局面（这引起了欧洲人这样一种恐惧：美国不会用它的远程导弹回击苏联指向西方的进攻，因为那会招致苏联对美国城市的原子打击），导致美国发展“潘兴Ⅱ”和巡航导弹一类的新型中程或“战区”核武器，来对付俄国人的SS-20式导弹。这场军备竞赛和各种军备控制讨论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两种表现而已，但每一种表现都使华盛顿和莫斯科站在舞台的中心。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20)

　在其他领域，这两个对手也以中心角色的面目出现。如前所述，苏联自1960年以来扩充军备的更加令人瞩目的方面之一，是大规模扩充其水面舰队——从其实体上看，建造威力更加强大的导弹驱逐舰和巡洋舰，然后是建造中型直升机母舰和固定翼飞机航空母舰；从地理上看，苏联海军开始向地中海和更远的印度洋、西非、印度支那和古巴（在这些地方可供苏海军部队使用的基地越来越多）派出越来越多的海军舰艇。后面这种事态的发展，反映出美苏竞争已向第三世界显著扩展，这主要是因为莫斯科进一步成功地打入了那些过去只有西方

才拥有势力的地区。中东局势的继续紧张化，尤其是1967年和1973年爆发的阿以战争（在这些战争中，美国对以色列的武器供应具有决定性意义），意味着各个阿拉伯国家（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一直指望莫斯科提供援助。南也门和索马里的马克思主义政权向苏联海军提供了海军基地设施，使它在红海获得了新的海上存在。但是，像往常一样，新的突破也伴之以新的挫折：莫斯科对埃塞俄比亚的明显的偏爱导致苏联人及其舰船在1977年被赶出了索马里；几年以后，在埃及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态；苏联在这一地区的进展，受到了美国的抵抗，后者在阿曼和迪戈加西亚增加了兵力，在肯尼亚和索马里取得了海军基地权，并且向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增运武器。然而，在更远的南方地区，苏联-古巴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部队的军事援助，受到苏联支持的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不时地企图向其他国家输出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府在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几内亚、刚果和其他西非国家的出现，都表明莫斯科在这场争夺全球势力范围的斗争中正在步步获胜。它本身1979年在军事上介入阿富汗——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首次（在东欧以外地区）进行这种扩张——以及古巴对尼加拉瓜和格林纳达左倾政权的鼓励和支持，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印象：美苏之间的竞争是无止境的。从而引起了华盛顿方面新的对抗行动以及防务开支的增加。到1980年，随着新上台的共和党政府谴责苏联，说它是一个“邪恶的帝国”，只有用庞大的防御部队和不屈不挠的政策来对付它，似乎自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当权的岁月以来，几乎一切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可是，在美苏关系面临所有这一切重大事态和1960—1980年期间发生过许多曲折的变化的同时，也出现了另一些有影响的趋势，使得国际力量体系比起较早时期的两极化在程度上大大削弱了——不仅第三世界的出现使事态进一步复杂化，而且由莫斯科和华盛顿分别控制的先前铁板一块的两大集团内部也发生了重大分化。其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苏联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分裂，其影响即使在现在也难以做出充分的估计。回顾起来，事情似乎不言自明：即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和“普遍性”原理也要以现实的具体场合、固有的文化力量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为依据——毕竟列宁本人也曾对辩证唯物主义原来的原理做过许多重大修改，以适应1917年革命的需要。一些研究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外国观察家清楚地了解，至少毛泽东没有恪守斯大林关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不同重要地位的教条主义立场。他们还清楚地知道，莫斯科方面一直不那么全心全意地支持中国共产党，甚至到1946年和1948年还试图缓和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人的态度。从苏联的观点来看，这样就可以防止“在没有红军的援助下在一个人口几乎相当于俄国3倍的国家里建立一个有生气的新共产党政权，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个新政权就会不可避免地变成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与苏联相竞争的具有吸引力的角色”。

　　尽管如此，苏中之间完全分裂的程度使大多数观察家感到十分奇怪，并且为多年来因害怕出现全球共产主义阴谋而深感不安的美国所迷惑不解。应当承认，朝鲜战争及其以后发生的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玩弄的权术，转移了人们对莫斯科-北京轴心的冷淡状态的注意力，在这个轴心中，斯大林给中国的为数不多的援助总是以某种代价——强调俄国在蒙古和中国东北的特权——来补偿。虽然毛泽东能够在1954年同俄国人举行的会谈中重新恢复平衡，但他在沿海金门和马祖诸岛问题上对美国表现的敌意，以及他更加绝对地恪守（至少在那时是这样）将不可避免与资本主义进行决斗的信仰，使他非常怀疑赫鲁晓夫早期的缓和政策。但是，从莫斯科的观点来看，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不必要地刺激美国似乎是愚蠢的，尤其是当后者拥有明显的核优势时；在中国1959年同印度发生的边界冲突中支持中国，也会给苏联在外交上带来挫折，而这一点对于苏联的第三世界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鉴于中国人爱好独自行事，支援他们的核计划而不对其计划施加某些控制，也是非常不明智的。毛泽东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苏联（对中国）的接二连三的背叛。到1959年，赫鲁晓夫取消了同北京的原子能协议，向印度提供了远比曾向中国提供的多得多的贷款。第二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共产党会议上，这场“分裂”终于公开化了。到1962—1963年，事态进一步恶化了：毛泽东谴责俄国人在古巴问题上的屈服，然后谴责他们同美英两国一起签署部分核禁试条约；那时，俄国人中断了对中国及其盟友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援助，增加了对印度的物资供应；首次发生了中苏边界冲突（尽管没有像1969年那几次那么严重）。更加重要的是这样的消息：1964年，中国人爆炸了他们的第一颗原子弹，正在努力地研制投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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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战略上看，这一分裂是1945年以来发生的最重大的一次事件。1964年9月，《真理报》的读者们十分震惊地看到这样一则报道：毛泽东不但要求收回中华帝国在19世纪落到俄国人手中的亚洲领土，而且还遣责苏联对千岛群岛、波兰一部分领土、东普鲁士和罗马尼亚一部分领土的占有。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加之边界冲突和中国原子武器的发展——都是向克里姆林宫发出的不折不扣的警报信号。的确，很可能20世纪60年代苏联武装部队的扩充至少有一部分是针对这种可见的来自东方的新危险的，以及为了对肯尼迪政府加强防务的行动

做出必要的反应。“苏联沿中国边境部署的作战师数量由1967年的15个增加到1969年的21个和1970年的30个”，1970年战斗师数量的激增是由于1969年3月达曼斯基岛（珍宝岛）发生的那场严重的冲突而引起的。“到1972年，苏联在沿同中国长达4 500英里的边界线上共部署了44个师（相比之下，在东欧才有31个师），同时苏联空军的1/4也由西方向东方部署。”随着中国已拥有氢弹的现实，有迹象表明苏联正在考虑对（中国设在）罗布泊的核设施实施一次预防性的打击——而这又促使美国制定自己的应急计划，因为美国感到不能容许苏联消灭中国。自美国在1964年考虑过同苏联一道用“预防性的军事行动”制止中国发展成为一个核大国以来，华盛顿的看法已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

　　这并不能说毛泽东的中国已经成长为羽毛丰满的第三个超级大国。从经济上说，中国还有许多问题——而中国的领导人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又使这些问题更加严重起来，随之使一切经济发展中断和处于不稳定之中。尽管中国可以夸耀它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陆军，但它的民兵可能不是苏军摩托化步兵师的对手。同苏联正在扩充的舰队比较起来，中国的海军微不足道；它的空军虽然规模很大，但主要是由较旧的飞机组成的。它的核发射系统正处于初创阶段。尽管如此，除非苏联准备不惜冒险刺激美国人和不顾世界舆论，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核进攻，否则，任何较小规模的作战行动都可能迅速造成巨大的伤亡——中国人愿意接受这一点，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政治家们却并不太愿意这样做。所以，毫不奇怪，随着苏中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莫斯科理所当然地要不仅表示出同西方举行限制核军备会谈的兴趣，而且还加快了同联邦德国一类的国家改善关系的步伐（同阿登纳时期相比，维利·勃兰特领导下的联邦德国似乎更加乐于搞缓和）。

　　在政治与外交领域，中苏的分裂甚至使克里姆林宫更加进退两难。虽然赫鲁晓夫本人一直愿意容忍“沿各自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始终认为那些道路并不完全背离社会主义!），但是，要让苏联被人们谴责为已放弃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让它的卫星国和仆从国受到鼓舞来脱离俄国的“束缚”，让它在第三世界的外交努力因北京的敌对性援助和宣传而变得复杂起来（尤其是自毛泽东品牌的以农民为基础的共产主义比俄国对工业无产阶级作用的强调往往更加赢得人心以来，情况更是如此），却是十分不同的另一码事。这并不意味着东欧部分的苏联帝国已处于追随中国的任何真正危险之中——只有阿尔巴尼亚的偏离轨道的政权这么干了。但是，北京对苏联1968年对捷克的解放性改革运动采取的镇压行动和苏联1979年反对阿富汗的行动的谴责，却一直使莫斯科难堪。而且，在第三世界，中国在阻止苏联扩大自己的影响方面还处于较有利的地位：中国在北也门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坦桑尼亚完成了很大一部分铁路建设工程计划；批评莫斯科未能在越盟和越共对美国的斗争中向它们提供充分的支援；随着中日关系的恢复，中国警告东京不要在西伯利亚同俄国人进行过分的经济合作。情况再一次表明，这很难说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斗争——俄国人通常能够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多得多的贷款和先进的武器，还能够利用古巴和利比亚的代理人扩大自己的影响。但是，被迫同一个马克思主义伙伴国和美国进行竞争，毕竟要比20年前那种可以预测的两极斗争更加令人烦恼。

　　这样，中国的强硬的独立路线在各个方面使外交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化和不规矩，尤其是在亚洲。莫斯科向印度求爱大大刺痛了中国人；它在中印边界冲突之后向新德里赶运军用补给物资的行动甚至更加刺痛了中国人。所以，北京在巴基斯坦同印度发生冲突时向巴基斯坦提供支援，并对俄国人入侵阿富汗表示强烈愤慨，便毫不奇怪了。莫斯科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支持北越扩张，北越加入经互会，以及苏联海军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越南的港口，使它进一步疏远了中国。当越南在1978年12月入侵柬埔寨时，中国同它的南部邻国进行了血腥的但不太成功的边界战争，这场战争反而使越南得到了苏联武器的大量援助。到这个时候，莫斯科甚至更加讨好台湾政权，北京则催促美国增加其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海军部队，以对付俄国的海军分舰队。中国在批评苏联对待西方太软弱之后仅仅过了20年，就转而敦促北约组织加强其防御，并警告日本和共同市场不要加强同俄国的经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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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22)

　　相比之下，西方阵营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主要因戴高乐反对美国霸权的运动而引起的不和，从长远看却没有那么严重——尽管这些不和肯定增加了这样的印象：两个集团的关系正在破裂。由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仍然很强烈，戴高乐对下面这一事实十分愤慨：美国没有平等地对待他；他对美国在1956年苏伊士危机期间的政策表示愤恨，更不要提杜勒斯在类似金门事件这类问题上动不动就以核战火相威胁的习惯了。虽然戴高乐在1958年以后在寻求法国从阿尔及利亚撤出这件事情上足以使自己忙碌好几年，但即使在那时他也批评西欧

屈从（他自己的看法）美国的利益。像英国10年前一样，他看到核武器能够提供一种保持大国地位的机会。当法国1960年首次试验原子武器的消息传到这位将军那里时，他高呼：“法国万岁!从今天早上起，她更加强大了，更加骄傲了。”他决心使法国的核威慑力量保持完全的独立，愤怒地拒绝了华盛顿向法国提供类似给英国的那种“北极星”导弹系统的建议，因为肯尼迪政府附加了不能接受的条件。虽然这意味着法国自己的核武器计划要耗费整个防务预算的很大一部分（可能多达30%），但戴高乐及其后继者却感到这一代价是值得的。与此同时，他着手使法国脱离北约组织的军事结构，在1966年把该组织的总部从巴黎赶走，关闭了所有在法国领土上的美国基地。与此相配合，他设法改善了法国同莫斯科的关系；在莫斯科，他的行动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孜孜不倦地宣传欧洲自立的必要性。

　　戴高乐令人惊奇的行动并不只是靠高卢人的花言巧语和文化骄傲搞起来的。法国的经济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和其他美国馈赠支持下获得了发展，并受益于欧洲20世纪40年代末期之后的一般经济恢复，在近20年间有了迅速的增长。虽然在印度支那（1950—1954年）和阿尔及利亚（1956—1962年）的殖民战争一时转移了法国资源的使用方向，但这并不是不可纠正的。在1957年组织欧洲经济共同体时，法国通过谈判争得了符合国家利益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因而得以受益于这一规模较大的市场，与此同时着手改组本国的农业和进行工业现代化工作。戴高乐对华盛顿非常苛刻，坚决阻止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但在1963年同阿登纳领导下的西德进行了戏剧性的和解。他经常鼓吹欧洲有必要自立，脱离超级大国的控制，记住自己过去的光荣和合作（自然由法国带头），追求平等的光荣命运。这些都是很有分量的语言，但是这些语言在铁幕两边都引起了反响，为许多厌恶苏美政治文化的人所欢迎，更不用说厌恶苏美对外政策的人了。

　　然而，到1968年，戴高乐本人的政治生涯因学生和工人的造反而受到了影响。现代化所引起的紧张情况和法国经济仍处于相对的中等规模（1963年占世界制造业产量的3.5%），意味着国家没有足够强大的实力来扮演此位将军已设想好的发挥影响的角色；尽管他向西德人提出了特别协议，但后者不敢放弃它同美国的紧密联系，而波恩的政治家们知道，作为最后的一着，美国始终是他们所着重依赖的。而且，1968年俄国无情地粉碎捷克的改革表明，这个东方的超级大国不打算让它势力范围内的国家按照自己的政策行事，更不要说让它们成为以法国为首的、全欧洲范围的联合组织的成员了。

　　纵然如此，戴高乐由于过分自信的行为已经象征着和加速了事态的势不可挡的发展。同美苏比较起来，西欧国家在军事上是软弱的，但它们的武装力量同1945年以后的年代相比仍然强大得多，其中两个国家拥有核武器，并正在发展投射系统。从经济上说，正如下面将详细讨论的那样，“欧洲的复兴”已经获得了光辉的成就。事情还不止于此，尽管俄国在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冷战时代把欧洲分裂为不透气的封闭集团的格局正在受到削弱。维利·勃兰特奉行的令人注目的同俄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尤其是1969年和1973年间同东德政权（起初是很不情愿的）的和解政策（主要在承认1945年的国界为永久性国界的基础上进行和解），开创了东西方频繁接触的活跃时期。西方的投资和技术穿过铁幕渗入进去，并且这种“经济上的缓和”还扩展到文化交流、（1975年）赫尔辛基人权公约、防止发生未来军事误解方面的交流活动，以及实现共同裁军诸领域。超级大国对所有这一切都给予了支持，这是因为它们本身具有一些适当的理由，并且也不可避免地作了某些保留，尤其是苏联方面。但是，可能最重要的事实是欧洲人本身在推行友好睦邻关系方面所施加的持久的压力，因此，甚至当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淡的时候，不管是苏联还是美国在将来都极难制止这一进程。

　　就两个超级大国来说，在使自己适应这种新的、多元性的国际环境方面，美国人所处的地位比俄国人有利得多。不管戴高乐采取何种反美姿态，都比不上下述事件的严重性：中苏边界冲突、取消双边贸易、意识形态方面的争吵，以及全球性的外交上的斗争（到1969年，这一点促使某些观察家认为苏中之间发生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不管美国政府多么憎恨法国的行为，它几乎不需要因为这种争吵重新部署自己的武装部队。不管怎样，北约组织仍被允许保留穿过法国的飞行过境权和输油管系统；巴黎保持着同西德的特殊防务安排。所以，一旦发生华约军队向西方进攻的情况，法国的部队也可供使用。最后，当然要提到1945年后美国一直遵循的一条基本格言：一个强大的和独立的欧洲（即不受俄国控制的欧洲）是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的，并且会有助于减轻美国的防务负担——即使在承认这样一个欧洲也可能成为它的经济上的和可能的外交上的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正因为如此，华盛顿一直鼓励欧洲一体化的举措，并正在敦促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相比之下，俄国可能不仅开始感到如果西方出现一个强大的欧洲联合体，它在军事上将不安全，而且开始对这一实体可能对罗马尼亚人、波兰人和其他卫星国人民所产生的吸引力感到不安。莫斯科推行一项同西欧进行有选择的缓和和经济合作的政策，确是一个事实。其部分原因是这项政策能给它带来技术和贸易方面的实惠；其次是，这样做可能使欧洲人远离美国人；再次是，中国在俄国的亚洲战线上向它提出了挑战。然而，从长远来看，一个繁荣的、复苏的和在各方面（军事方面除外，并且也许能在这方面变得很强大）可能使苏联黯然失色的欧洲，很难说会符合俄国的最佳利益。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23)

　　可是，如果回过头来看，美国在使自己适应世界力量的变化方面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虽然这一点在1960年以后的许多年里并不明显。首先，随着在许多美国人看来毛泽东的中国已取代赫鲁晓夫的俄国，成为世界革命的煽动者，出现了一种对“亚洲共产主义”的经久的厌恶感。1962年中印的边界战争（同莫斯科一样，华盛顿也希望向印度求爱）证实了先前金门和马祖诸岛的冲突给中国造成的侵略形象。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当毛泽东的宣传机器正在谴责俄国人在古巴问题上的屈服行动和同西方一起签署有限核禁试条约的时候，美国和中

国之间实现缓和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最后，在1965年和1968年期间，中国正处于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的大动乱时期，这场革命使这个国家长时间地不稳定，在意识形态方面甚至更加仇恨华盛顿的美国政府。所有这一切都不意味着要出现“一种有可能在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形势”。

　　当然，在这些年月里，美国本身毕竟也因越南战争引起的问题而处于越来越动荡不安的状态。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北越人和南方越共的表现只是注重缓慢蚕食政策的亚洲共产主义的新迹象，在它造成进一步损害之前必须有力地加以扼制。的确，随着约翰逊政府增兵越南的升级，华盛顿的决策者时常焦虑不安的是：在不致引起曾在朝鲜战争中发生过的那种中国干预的情况下，他们能走多远。从中国政府的观点来看，它必然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对下述问题进行过认真的讨论：在北方同苏联人的冲突的加剧，是否会像南方美国的军事行动和空中作战行动的不断升级那样，都对中国不利。可是，尽管中国本身与不同种族的越南人的关系在传统上一直是敌对的，并且它对俄国提供给河内的军事装备的数量深表疑虑，但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执政时期，大多数西方人士却没有看到这些紧张现象。

　　人们很难从多方面（不管是从表面上，还是从实际上）全面而深刻地理解美国在越南和东南亚其他地区的漫长的军事行动对国际力量体系，或对美国的国民心理所产生的影响——尽管方式不同，大部分美国人对其国家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的看法，仍受那场冲突的强烈影响。事实上，这是由一个“开放性的社会”进行的一场战争，而由于五角大楼文件的泄密，电视台和报刊每天对战场情况和琐事的报道，致使这场战争变得更加公开化；这是美国绝对打败了的第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否定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宝贵经验，毁坏了一系列人士——从四星上将到“最聪明和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声誉；这场战争同时推动了，并且在不小的程度上造成了美国社会在国家目的和利益权衡等方面的一致性的分裂，带来了通货膨胀，史无前例的学生抗议，城市内的骚乱，并随之导致水门事件危机，一段时间内使总统领导本身失去了人们的信任；这场战争似乎使很多人在对待国父们的一切教导上处于痛苦的和具有讽刺意味的矛盾之中，使美国在整个地球的大部分地区不受欢迎；最后，从越南回国的美国大兵感到羞惭的面孔和所受到的无人关心的待遇在10年后引起了反应，从而使得有关这次冲突的回忆继续不断地通过战争回忆录、书籍、电视文献片以及个人发生的悲剧等形式冲击着公众的良知。所有这一切事实意味着，越南战争虽然从伤亡数字看小得多，但对美国人民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却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人所发生的影响一样严重。人们可以看到美国人民个人和心理方面所受到的巨大影响；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人们把这些影响说成是美国文明及其法制体系所发生的一场危机。唯其如此，这些影响还会继续发生作用，而根本不管这场冲突的战略格局和大国的作用如何。

　　但是，后面提到的这两个方面是我们研究的最重要的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讨论。首先从下面一点谈起：这场战争对我们来说是一服有益的、使人清醒的清凉剂。它提醒我们，军事装备和经济生产力的巨大优势，并不经常并自动地转化为军事效能。这一点并不损害本书的主线，这条主线强调：在大规模的、持久的（并且通常是联盟）大国间的战争中，在交战各方都平等地投入全力争取胜利的情况下，经济和技术起着重要作用。从经济上看，美国在生产力方面可能比北越拥有50～100倍的优势；从军事上看，美国方面拥有的火力（就像某些鹰派分子所说的）能够把敌人炸回到石器时代——的确，它可以使用核武器把东南亚整个抹掉。但是，这不是一场让这些方面的优势能够充分发挥效能的战争。美国由于害怕国内舆论和世界反应而不敢对从来就不可能对美国本身造成重大威胁的敌人使用原子武器。美国担心在一场合法性和效力都越来越成问题的冲突中遭受严重伤亡，从而引起美国公众的反对。这种担心同样对美国政府的常规作战方法的运用起到了制约作用；使美国对空中轰炸活动作出了限制；不能占领通过中立的老挝的“胡志明小道”；不能夺取载运武器开往海防港的俄国船只。重要的是，不促使这两个主要的共产党国家参加这场战争。这一切实质上把这场战争降低为一系列的小规模丛林和稻田交战，而在这类地形上美军的火力和（直升机空降）机动力优势便发挥不出来；相反的，美军不得不强调丛林战技术和部队凝聚力，这两点对于精锐部队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但对于匆忙用征来的士兵组建的部队来说，却不尽然了。虽然约翰逊追随肯尼迪向越南一再增兵（1969年最高峰时曾达54.2万人），但从未满足威斯特摩兰将军的需要；政府坚持认为这仍是一场有限冲突，拒绝征召预备役部队参战，也从未使经济转入战时轨道。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24)

　　在对美国实际的军事实力不利的条件下打仗的困难，反映了一个更大的政治问题——（正如克劳塞维茨所指出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不相适应。北越人和越共是为他们强烈信仰的事业而战的；没有这种信仰的人无疑也受到极权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政权的纪律的约束。相比之下，南越的政府体系则充满腐败现象，不受人们欢迎，处于明显的少数，遭到佛教和尚们的反对，得不到惊恐不安的、被剥削的和厌倦战争的农民的支持；忠于政府的本地部队和通常能征善战的部队不足以抵消这种内部的衰败。随着战争的升级，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为

西贡政府进行的这场战争的价值提出了怀疑，并对腐蚀美国武装部队本身的一切表现——士气低落、不信任感的增长、无纪律现象、吸毒、纵淫现象、对土著人的种族歧视、战地的暴行（更不用说美国本身的整个形势或其更大范围内的战略态势的恶化）——表示忧虑不安。胡志明曾经宣布，他的军队甘愿以10比1的比例牺牲自己的人员。当他的部队十分轻率地由丛林中走出来进攻城市时（像1968年春节攻势那样），他们常常得到这样的结果。但是，他继续说，纵然遭到这么大的损失，他们仍会继续战斗下去。那种意志力在南越方面是看不到的。美国社会本身也没有这种意志力；它日益被战争的矛盾所困扰，不愿意付出一切牺牲去争取胜利。尽管后者的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假定这一点对双方都至关重要，那么事实是，并且现实已经证明，开放的民主国家不可能成功地进行一场半心半意的战争。这就是这场战争的基本矛盾，不论是麦克纳马拉的系统分析，还是驻在关岛的B-52轰炸机，都不可能改变它。

　　在1975年4月西贡陷落后的10多年里，由于出版社仍在大量出版论述那场冲突的各个方面的书籍，人们仍然难以明确地估计出那场冲突可能会怎样影响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从更长远的前景看，例如从2000年或2020年向后看，人们可能发现，这场冲突已对美国全球性的过分骄傲（或如参议员富布赖特所谓的“力量上的傲慢”）产生了一种有益的震撼，从而迫使这个国家更加深入地考虑自己的政治和战略上的利弊得失，更加明智地重新做出调整，使自己适应1945年以来早已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界形势。换言之，这一震撼很像俄国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或英国人在布尔战争中受到的震撼，它们因此进行了有益的改革和做出重新估计。

　　然而，现时对这场战争的近期影响，也不能视而不见。正当拨给约翰逊建设“伟大社会”用的国内开支也直线上升的时候，战争开支的大量增加对美国的经济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具体情况下面还将讨论。而且，在美国把大量金钱投入越南战争的时候，苏联却在稳步地拿出更多的钱来扩充它的核部队（这样，它就取得了大体上的战略均势）和海军。在这些年里，它的海军已成为一支执行全球性炮舰外交的主要力量。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选民转而反对增加军费开支，使这种日趋严重的不平衡进一步恶化了。在1978年，“国家安全开支”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低于30年来一直保持的数字。由于战争本身和此次战争后的削减所产生的后果，武装部队的士气一落千丈。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机构的大改组，尽管是消除弊端所需要的，无疑妨碍了它们的效能。美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越南，甚至使同情它的盟国也感到忧虑；它为了支持一个腐败政权的作战方式，疏远了西欧以及在更大程度上第三世界的公众舆论，并成为美国“疏远”了这个星球上其余的大多数人的主要因素，就像某些作者所说的那样。它导致美国忽视拉丁美洲和产生这样一种倾向：以对不民主的政权的军事支援和反对革命的行动（如1965年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干涉），来代替肯尼迪所希望的“进步联盟”。越南战争之后所发生的那场不可避免的、公开化的、关于美国是否在将来应为全球一些地区而战的大辩论，引起了现有盟国的不安，无疑也鼓励了自己的敌人，并促使动摇不定的中立国与另一方联合起来，以重新确保自己的安全。在联合国的大会辩论中，美国代表越来越受到围攻和变得孤立。自从亨利·鲁斯断言在人类兄弟般的友谊中美国将是各国的老大哥以来，事情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越南战争导致的另一个强权政治后果是，它使华盛顿可能在长达10年的时间内搞不清中苏分裂的程度，从而失去了采取应对政策的机会。因此，更加引人注目的是，这一忽视在1969年1月共产主义的大敌尼克松就任总统之后竟能如此迅速地改正过来。可是，用加迪斯教授的话说，尼克松具有一种“独特的思想上的僵硬与政治上的实用主义相结合的品质”，而其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在他同其他大国打交道时表现得尤其突出。尽管尼克松厌恶国内的激进主张，对（例如）阿连德的智利所采取的社会主义政策持敌对态度，但据说这位总统在处理全球外交问题时却并不受意识形态的支配。对他来说，1972年下令大规模增加对北越的轰炸，以迫使河内更接近美国为撤出南越而采取的讨价还价的立场，和同年到中国走一趟，同毛泽东一起填平鸿沟，并没有什么大的矛盾。具有更重要意义的是，他选用亨利·基辛格做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后来又兼任国务卿）。基辛格采取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态度处理世界事务：强调从更大范围观察事物，而且把一切事物互相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判断大国应根据其所作所为，而不应根据其国内的意识形态；用绝对主义观点观察安全问题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因为那种做法不会使任何人感到绝对安全——人们能够指望获得的只是建立在世界事务中合理的力量对比基础上的相对安全；老老实实地承认整个世界永远不会达到完全的和谐一致，并且要有同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愿望。同他所描述过的政治家（梅特涅、卡斯尔雷、俾斯麦［5］）一样，基辛格认识到了“知道何时适可而止，乃是运用智慧处理人类和国家事务的开端”的真谛。他的格言是帕麦斯顿［6］式的（“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和俾斯麦式的（“如果我们与中苏双方保持比它们之间更为密切的关系，则中苏之间的敌对最有利于我们的目的”），并且与凯南［7］以来美国外交中实行的信条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但是，基辛格比他的19世纪欧洲政治家中受尊敬的同仁们拥有大得多的机会指导政策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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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25)

　　最后，基辛格承认美国力量的局限性，这不仅表现在美国无力在东南亚的丛林地中打一场持久战争和保卫它的其他更加重要的利益，而且还表现在他和尼克松都能洞察世界力量对比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新的力量正在破坏两个超级大国一向未遇到挑战的霸权。从严格的军事力量意义上看，后面这种情况还远远未成气候，但在其他方面，世界已变得更加多极化。他在1973年指出，“在经济方面，至少已出现5个主要集团。从政治上看，更多的势力中心已经出现……”由于附和凯南的观点（加上他自己的修正补充），基辛格指出了5个重要的地

区：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西欧。不像华盛顿的许多人士和（可能）莫斯科的每位人士那样，他欢迎这种变化。大国实现和谐，互有节制，任何一国都不想控制他国，可以创造“一个比在两极情况下更安全、更美好的世界”，而在两极并存情况下，“一方所得必然是另一方的绝对所失”。基辛格怀着对他个人在这样一个多极世界上保卫美国利益的能力的信心，在最大意义上彻底重塑美国的外交。

　　1971年后中美友好关系的稳步恢复所引起的这场外交革命，对“全球的力量关系格局”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虽然对华盛顿的这一步骤感到意外，但它感到终于能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关系了，而这种关系又进一步推动了它那欣欣向荣的亚洲贸易。现在的情况是，亚洲的冷战表面上结束了，甚至可以更确切地说，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曾经充当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秘密交流信息的外交渠道的巴基斯坦，在1971年同印度发生冲突期间同时接受这两个国家的援助；据估计，莫斯科也向新德里提供了强大的支援。在欧洲，力量对比格局也发生了变化。由于对中国的敌对和对基辛格外交感到震惊，克里姆林宫认为，缔结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一阶段条约和鼓励采取其他各种方式改善同“铁幕”以外国家的关系，是明智的。在1973年阿以战争中，美苏进行了紧张的对抗之后，由基辛格开始进行了“穿梭外交”来缓和埃及与以色列的关系，以便有效地冻结俄国可能起到的任何有意义的作用。在这个时候，苏联人也采取了克制的态度。

　　如果水门丑闻没有在1974年8月把尼克松赶出白宫，使许多美国人更加怀疑自己的政府，很难说基辛格的俾斯麦式的外交戏法能够持续多久。尽管如此，这位国务卿在福特总统任期内一直留在自己的岗位上，但机动处事的自由却越来越少了。美国国会经常削减所申请的国防预算。在南越、柬埔寨和老挝被倾覆的前几个月，即在1975年2月，国会削减了对这些国家的全部新的援助。战争权力法案急剧削减了总统在海外用兵的权力。美国国会投票通过以下决议：对于苏联和古巴在安哥拉的干涉行动，美国只能以通过中央情报局向那里的亲西方派别提供资金和武器的方式来对付。随着共和党右翼对美国在海外实力的如此下降日益不安，对基辛格放弃美国的国家利益（巴拿马运河）和老朋友（台湾）的不满情绪的增长，还在1976年的大选中福特失去其权力之前，这位国务卿的地位就开始下降了。

　　随着美国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面临着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以及不同的政治集团试图使自己适应美国下降的国际地位，下述情况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它们的对外政策比起平静时代来更加反复无常。就是这样，在以后几年里还将发生以任何标准来衡量都是令人注目的政策上的“摇摆”。受格莱斯顿和威尔逊［8］的最可信赖的关于必须建立“更加公正的”全球秩序的信仰的影响，卡特轻松地进入了一种国际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其他许多角色（尤其是在世界的“麻烦地点”）都无意按照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原则推行他们的政策。鉴于第三世界对富国和穷国之间的经济差距——这个差距又因1973年石油危机而进一步扩大——深表不满，他采取了一种明智的、慷慨的态度来推动北南合作；同样，他在重开巴拿马运河条约谈判的条件方面，以及拒绝平等对待拉丁美洲每个带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方面，都表现出他有常识。卡特还光荣地受委托充当了1978年埃以戴维营协议的“经纪人”——尽管他不应当对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尖锐反应感到奇怪，但反过来这种情况却使俄国得到了一个机会来加强其同中东更激进的国家的联系。然而，纵然卡特政府怀有一切有价值的打算，这个政府却是建立在一个复杂的世界（越来越不愿听任美国摆布的世界）和其本身政策前后不一致（这些不一致往往是由政府内部的争吵造成）的基础之上的。全世界都谴责践踏人权的独裁的右翼政权，并对它们施加压力，可是华盛顿却继续支持扎伊尔总统蒙博托、摩洛哥国王哈桑和伊朗的国王——对后者的支持至少直到1979年他退位为止，这样又导致了人质危机以及徒劳无功的解救人质的行动。在世界其他地区，从尼加拉瓜到安哥拉，美国政府难以找到值得它支持的民主自由力量，可是在使自己投身到反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行动之中，又踌躇不决。卡特还希望保持防务开支的低水平，并表现出迷惑混乱，认为同苏联缓和关系既不能停止那个国家的军备开支，又不能制止它在第三世界所采取的行动。当苏军在1979年底入侵阿富汗时，正在大规模扩充防务的华盛顿退出了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第二阶段条约，取消了向莫斯科出售粮食的计划，并开始推行（尤其是在布热津斯基对中国和阿富汗进行值得庆贺的访问之际）“均势”政策，而仅在4年以前这位总统还谴责这一政策!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26)

　　如果说卡特政府上台时已有一套应付一个复杂世界的简单处方，那么1980年他的继任者的处方至少也同样简单，只不过大不相同罢了。里根政府满怀着人们对美国在前20年中所犯一切“过失”的强烈反应，在大选中获得的压倒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在伊朗蒙受的耻辱的影响——的推动之下，带着一种从意识形态角度观察世界的态度（这种观察不时地表现为积极的摩尼教性质的），打算操纵国家航船驶往一个完全不同的新方向。它不再提缓和了，因为这只能为俄国人的扩张主义提供一个假面具。它将全方位加强军备建设。议事日

程上不再提人权；“独裁政府”受到了它的青睐。令人惊异的是，甚至“中国牌”也因共和党右翼支持台湾而不可信了。正如人们可以预料的那样，这种头脑简单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外部世界复杂现实的基础上的，更不用说国会和公众的反抗了，国会和公众喜欢他们总统在国内的爱国主义，但怀疑他的冷战政策。对拉丁美洲的干涉，或者到任何地方从事丛林战，因而使人们回忆起越南，都经常受到禁止。核军备竞赛的升级引起了普遍的不安，因而要求重开裁军会谈的压力很大，尤其是在政府的支持者认为美国能在同苏联的核对抗中“取胜”的时候，这种压力就更大。热带地区垮台的独裁政权常常因同美国政府有牵连而更加不受欢迎。欧洲人对这样一种逻辑迷惑不解：一方面禁止他们向苏联购买天然气，另一方面又允许美国的农场主向苏联出售农产品。在中东，里根政府无力向贝京先生的以色列施加压力，这同它的把阿拉伯世界团结起来建成一条反俄阵线的战略发生了矛盾。在联合国，美国似乎比以往更加孤立。到1984年，它已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退出，这一做法必然会使富兰克林·罗斯福感到吃惊。由于在五年内使国防预算增加了一倍以上，美国肯定要比1980年拥有更多的军事装备。但是，人们越来越怀疑五角大楼是否因为自己的努力而受到好评，它是否能够控制各军种间的竞争。对格林纳达的入侵被自吹自擂地说成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从作战的各方面来衡量，几乎像一出吉尔伯特和沙利文闹剧那样令人不安。最后（当然远不止于此），甚至具有同情感的观察家们也怀疑，本届政府是否能够在下述情况下搞出一项协调一致的大战略来：在政府成员中，有好多人互相争吵不休，甚至在国务卿黑格从这一岗位上退休之后也是如此；政府首脑表现出很少关心紧迫的问题；政府往往带着民族优越感的眼镜来观察外部世界（例外的情况很少）。

　　在上述问题中，有许多问题还要在本书最后一章中谈到。我们在这里把卡特和里根政府的各种各样的难题归纳在一起，目的在于指出：从整体来看，它们已经转移了对正在形成全球强权政治格局的更大力量的注意力；最为重要的是，两极世界已转化为多极世界，这一点基辛格很早就发现了，并着手进行调整。（下面还将看到，三个新的政治兼经济力量中心——西欧、中国和日本——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自己的问题，但与这里所讨论的无关。）更加重要的是，美国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尼加拉瓜、伊朗、安哥拉、利比亚等国突然出现的问题上，仍然倾向于使人们看不清以下事实：受20世纪70年代全球政治格局发生的变化影响最大的国家，可能是苏联本身。在本节结束之前，有必要对这一点进一步做些简要的分析。

　　在这些年里，苏联已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正如乌拉姆教授所指出的，由于其他事态的发展，这一点仅意味着：

　　苏联的统治者现在能够理解好多美国人在本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痛苦发现：力量的增强并不自动地（尤其是在核时代）使一个国家获得更大的安全。从几乎各种观点上看，不管是从经济上和军事上，还是从绝对意义和相对意义上看，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比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要强大得多。可是，随着它的实力的大大加强，也出现了新的国际事态，提出了新的对外义务，这使苏维埃国家比以往，比方说比1952年，更容易受外部危险和世界政治的动荡不安的影响。

　　而且，甚至在卡特政府任期行将结束的那几年，美国就恢复了扩充防务的工作。这项工作在继任的里根政府的领导下继续以很高的速度进行着，大有恢复美国在战略核武器方面的军事优势、加强美国的海上霸权和比以往更加强调先进技术之势。陷入苦恼的苏联人的回答——他们在军费开支和置办武器方面绝不能落在后面——并不能掩饰这一难堪事实：这样做会对他们的经济造成更大的压力（他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已大大减慢。并会使他们在高技术竞赛中处于不利地位）。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苏联便处于需要进口大量外国粮食的窘迫处境，更不用说技术了。它的东欧卫星国，除了经过挑选的共产党干部以外，越来越表示不满；波兰人的不满尤其可怕，而重搞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种行动，似乎也无济于事。在南方，由于担心它的阿富汗缓冲国落入外国势力（可能是中国势力）之手，苏联在1979年搞了武装政变。结果，它不仅变成了苏联军事上的一个泥潭，而且对苏联在国外的处境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苏联在捷、波、阿的行动，大大减弱了苏联作为其他国家（不管是西欧的，还是非洲的国家）的“模式”的吸引力。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是一种不安定的因素，像在伊朗那样，它既反对当地共产党人，也反对亲美集团。不仅如此，还有中国的无情的敌对态度，这种敌对态度由于阿富汗和越南的纠纷，在20世纪70年代末似乎变得比70年代初期还显著。如果说两个超级大国中哪一个已“失去了中国”，那便是俄国。最后，苏联的年事已高的统治者所具有的那种民族优越感和狭隘的怀疑心，以及国内的精英——权力集团——对涉及一切领域的改革所起的障碍作用，同美国的情况比较起来，有可能使苏联更加难以成功地做出调整，以使自己适应新的世界力量对比格局。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27)

　上述这一切应当能使华盛顿获得某种安慰，并成为引导美国对外交政策采取更松动和更缜密的看法的指南，甚至当外交政策遇到意料不到的、令人不愉快的问题时，也是如此。应当承认，在某些问题上，如改变以前对台湾的支持，里根政府更多地是从实用主义和和解的立场出发的。可是，他在1979—1980年大选期间所说的话很难摆脱掉，这可能是因为这些话并不只是浮夸之词，而是对世界秩序和对美国注定在其中的地位的一种基本看法。就像过去经常发生的那样，任何国家要是充满这类情绪，它们就总是难以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处理

外部事务；相反，它们必定会按照自己的主观想法去干。

　　五 变化中的经济格局（1950—1980）

　　1971年7月，理查德·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对一群新闻媒体执行人发表讲话时再次指出：当今世界上存在着五支经济力量——西欧、日本、中国以及苏联和美国。“这五支经济力量将决定世界经济的前途和本世纪最后1/3时间世界其他方面的未来，因为经济力量是决定其他各种力量的关键。”假如经济力量果真如总统所说的那么重要，那么就很有必要对冷战早期以来世界经济变化的情况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因为，尽管国际间的贸易与繁荣难免受到偶然动乱的影响（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可能构成可以预见到的未来世界政治格局的基本的长期发展趋势还是可以探测的。

　　正如本书前面所有的部分一样，此处用以进行比较的经济统计数字并不精确。更何况自从马尔霍尔统计学字典问世以来，各国政府和各个国际组织所聘用的专业统计学家人数不断增加，统计技术日趋复杂，要进行确切的比较又谈何容易!“封闭”社会不愿公布统计数字，各国对收入和生产的统计方法不同，汇率动荡不定（尤其是在1971年决定放弃黄金汇兑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后），这一切给任何一个系列经济统计数字的正确性都投下了怀疑的阴影。但另一方面，具有相当可信度的统计数字所揭示的蛛丝马迹，又可以用来发掘其内在联系，进而推导出今后发展的大趋势。

　　贝罗克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个经济特点，正确地描述为“一个绝对空前的世界工业生产增长率”。1953—1975年间，年均总增长率达到令人瞩目的6%（人均产值为4%），即使在1973—1980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也达到了2.4%。按照历史上的标准，这一水平是相当了不起的。贝罗克本人计算的“世界制造业生产”统计数字，与罗斯托的“世界工业生产”数字基本吻合，前者提供了下面一组令人目眩的增长数字（见表39）：

　　表39.世界制造业生产统计数字（1830—1980年）

　　（1900年为100）

　　贝罗克还指出：“1953—1973年间累计世界工业产量可与1800—1953年的一个半世纪的总产量相媲美。”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的恢复、新技术的发展、持续不断的由农业向工业的转化、在“计划经济”的范围内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以及将工业化扩展到第三世界等等，这一切都有助于影响这个戏剧性的变化。

　　更进一步说，由于同样的原因，与两次世界大战被扭曲了的时代相比较，1945年之后世界贸易的增长也足以令人惊讶（见表40）：

　　表40.世界贸易额（1850—1971年）

　　（1913年为100）

　　更加令人鼓舞的是——正如阿什沃思所指出的——到了1957年，世界制造业产品的贸易额有史以来首次超过了初级产品。这是几十年来制造业总产量的增长大大超过农产品和矿产品的增长（也相当可观）的结果（参看表41）。

　　表41.世界生产增长百分比（1948—1968年）

　　上述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从制造业以及发达的工业国家（特别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之间贸易的巨大增长中得到说明。但是，工业化国家对初级产品日益旺盛的需求，与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实行工业化这一事实，意味着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近几十年来要比20世纪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尽管西方帝国主义曾给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带来损害，但当工业化国家进入扩张时期时，这些社会的出口和整个经济的增长受益最大。福尔曼·佩克认为，19世纪当发达国家的“开发型”经济（如英国那样）迅速向外扩张的时候，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也蒸蒸日上——反之亦然，当20世纪30年代工业化国家陷入大萧条阶段时，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所遭受的打击也最大。1950—1960年代，发达的工业国家经济再度繁荣，对原材料的需求急剧增长，欠发达国家因而又出现了较大的增长率，工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贝罗克的统计表明：第三世界国家的制造业生产在世界同行业中所占的比重稳步增长，以1953年为起点（6.5%），1963年上升为8.5%，1973年为9.9%，1980年达12%。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欠发达国家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一直呈增长的趋势，从1960年的11.1%增至1970年的12.3%，再增至1980年的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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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28)

　　然而，如果按照第三世界绝对人口数进行平均，其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仍然不成比例，其贫穷程度实在令人惊讶!1980年，发达工业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0 660美元，像巴西这样中等收入的国家为1 580美元，而像扎伊尔那样的第三世界穷国却只有250美元。事实上，欠发达国家虽然制造业总增长比例日益上升，但各个国家的受益却并不均等。早在帝国主义到来之前、殖民主义者撤走之后（许多国家的确撤走了），一些热带地区国家之间就存在着相当悬殊的贫富差别。由于这些国家的产品的需求量不均衡，由于它们所能够得到

的援助多寡不一，由于政治、气候的变化对环境带来不利的影响，以及国家难以控制的经济力量的作用等等，这种差距进一步扩大了。旱灾可以使一个国家连年田园荒芜；内战、游击队的活动以及对农民强行迁移，可造成农业减产和贸易萎缩。花生和锡等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下跌，可能导致单一产品的经济停滞不前。频频上升的利率或美元的增值，更使这些国家受到沉重的打击。由于西方医学在防治疾病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许多国家人口数目扶摇直上，它增加了粮食紧张的压力并使新增的国民收入消耗殆尽。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国家进行了“绿色革命”，它们通过改进农业技术和改良作物与植物品种，增加了农产品的产量。另外，那些在20世纪70年代吉星高照、收入颇丰的产油国，经济上变成了另一种类型——所谓不发达的欧佩克国家（石油输出国），尽管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油价下跌而吃了苦头。在所有的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罗斯克兰称之为“贸易国”的几个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南朝鲜、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它们模仿日本、西德和瑞士的企业家精神，为世界市场生产工业产品。

　　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别表明，过去几十年宏观经济变化的第二个特点是：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有不同的发展速度，无论是工业大国还是落后小国，都是如此。这一趋势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内，曾对国际力量对比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因此，它在最近几十年里对主要国家的影响如何，值得仔细考察。

　　毫无疑问，1945年之后的日本经济，几十年来在持续进行现代化方面树立了蔚为壮观的榜样。日本在商业和竞争方面成绩突出，不仅在“发达”国家中独执牛耳，而且也为亚洲其他“贸易国”提供了可资仿效的模式。事实上，日本在一个世纪以前，就是亚洲第一个模仿西方经济，效仿西方的军事和帝国主义（这对它来说是致命的）的国家，并因此而令人刮目相看。尽管日本在1937—1945年的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并丧失了传统的市场和原料供应国，但日本仍具有可以进行修复的工业基础，拥有聪明能干、受过良好教育、具有社会凝聚力的人民，他们要求改善自我的决心可以被引导到从事和平的商业追求上来。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的几年里，日本作为一个被占领国，服服帖帖，依赖于美国的援助。1950年，形势开始逆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庞大的开支，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许多出口型公司的生产。例如，丰田公司当时已面临危机，但美国国防部的首批卡车订单使它得救了。其他一些公司也有类似的经历。

　　除了美国在朝鲜战争以及后来的越南战争中的军事开支对日本经济起了刺激作用外，造就“日本奇迹”的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通过对日本发展道路及成功经验的探讨，可以看出工业自身发展的一个缩影。日本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对获得高水平的质量控制具有坚定的信念。它从西方移植了（并不断加以改进）复杂的管理技术和生产方法。它在全国大力推行高水平的普及教育，因而拥有大批电子、机械工程师和汽车迷，和大量规模虽小但属于企业型的小工厂以及大财团。日本社会崇尚勤奋工作的精神，人们忠于自己服务的公司，主张通过相互妥协和彼此尊重来调解劳资纠纷。要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资金，日本获得了这种资金。其方法是，一方面借助于美国的战略保护伞，实行国家“非军事化”，在防务上花费极少；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实行鼓励个人储蓄的金融税务政策，使个人储蓄额高得令人叹为观止。这些钱可用来投资。日本的成功还得益于通商产业省“对新兴企业和技术发展的扶持，以及对陈旧和衰败企业进行的有条不紊的淘汰”。所有这些与美国自由放任的做法大不相同。

　　对日本的奇迹无论如何解释（某些日本问题专家更加强调其文化、社会因素，至于国民的自信心和意志力这种“附加因素”就更不用说了），谁都不会否认日本所取得的巨大的经济成就。1950—1973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难以置信的10.5%，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其他所有的工业国。即使在1973—1974年间，世界经济受到石油危机沉重打击之时，日本经济的发展也没有受到阻碍。此后，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几乎一直保持着高出竞争对手一倍。作为世界制造业稳定的主要生产者，日本生产的产品很多，有照相机、厨房用品、电子产品、乐器和摩托车等等，并且不断有新的产品问世。日本的产品已经向瑞士的手表工业提出了挑战，也使德国的光学工业黯然失色，并使得英、美摩托车工业蒙受损失。日本的造船厂十年之内所生产的吨位数，占世界下水船舶吨位的一半以上。到了20世纪70年代，日本现代化的钢厂的产量已与美国钢铁工业持平。日本汽车业的变化更富有戏剧性——1960—1984年期间，日本汽车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比例从1%上升到23%——结果日本向全世界出口的小汽车和卡车都是数以百万计。日本锲而不舍、咄咄逼人，产品从低技术向高技术迈进：计算机、电信、航天、机器人以及生物工程等。也正是这种锲而不舍、咄咄逼人的努力，使日本的贸易顺差增加，成为金融和工业的巨人，它在世界生产和市场中所占的比重也随之扩大。1952年，当盟军结束军事占领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仅比英国或法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1/3略高一点。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相当于英、法两国的总和以及美国的一半以上。”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日本在世界制造业生产和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从大约2～3%上升到约10%，并且从未止步。世界上只有苏联在1928年之后的若干年里曾达到过类似的增长速度，但日本却来得更加轻松自如，既有更广泛的基础，也更加令人瞩目。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29)

　　与日本相比，其他各个大国的经济发展显得缓慢。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诞生之后，开始显示了它的威力，当时只有极少数的观察家没有认真看待它。这部分地反映了传统上对于所谓“黄祸”的忧虑，因为，这个东方巨人一旦组织起全国的八亿人口，在国际事务中显然是一支巨大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它从诞生之日起在同列强的交往中所起的突出的（更不用说敢作敢为的）作用，尽管也许这是由于它感到自己被包围而做出的一种神经质的反应。它同美国在朝鲜和金门、马祖的冲突；它进驻西藏；它同印度进行的边境冲突；它愤然

同苏联决裂，并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进行军事交锋；它同越南进行流血的反击作战；它在批判西方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以及促进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方面，通常使用一种好战的宣传调子（特别是在毛泽东时期），所有这些使它在世界事务中树立了一个比言行谨慎、精明敏捷的日本更为重要、更难以预测的形象。仅仅从中国拥有世界1/4的人口这一点说，其政治倾向如何，就必须予以认真的对待。

　　但是，如果用严格的经济学标准衡量，中国似乎又是典型的经济落后国家。比如说，1953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比例仅有2.3%，其工业潜力仅相当于英国1900年的71%!中国的人口每年以数以千万计的高速度增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的农民，其人均产值低得可怕，上缴国家的“附加值”很少。20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受到过许多干扰：军阀混战、日本入侵、40年代末的内战等等，直到1949年才告结束，农民才从地主的手中夺回了土地。然而，中国经济的前途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中国过去就拥有公路、轻型铁路等基础设施，它的纺织业很有潜力，其城市和港口已成为企业活动的中心，特别是满洲地区20世纪30年代曾被日本开发过。中国的工业要想腾飞，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长期的安定和巨额的投资。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有共产党执政和苏联的援助，上述两个条件在某种意义上是具备了。1953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仿效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增加钢、铁、煤产量的做法，到了1957年，其工业生产翻了一番。但是另一方面，无论是从国内筹集到的还是从苏联借来的资金，都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后来中苏关系破裂，苏联突然终止了对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此外，毛泽东错误的决策：鼓励开办乡村钢铁厂以求取“大跃进”，发动“文化大革命”（使大批技术专家、专业管理人员和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受尽凌辱）等等，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的发展。还有，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实行敌对性的外交政策，与几乎所有的邻国发生过军事冲突，这意味着其有限的财力相当一部分必须用于军事开支。

　　当然，就经济而论，这一时期并非一无是处。它至少强调乡村地区的重要性，促进了小型工业的发展，改善了农业技术，给乡村带来了基本的医疗和社会保障。但是，中国只有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和实行工业现代化，并进行长期的投资——这些都要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休养生息和同美、日等发达国家增加贸易——才能使国民生产获得重大提高。中国的煤炭、石油同其他贵重金属矿产一样，正在被迅速开发。到1980年，中国的钢产量达3 700万吨，大大超过英国或法国，其现代能源消耗相当于欧洲任何一个主要国家能耗的两倍。同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也上升（从1973年的3.9%）到5%，接近于西德所占的比例。但是，近年来在这种喜人的增长形势中并非不存在问题，共产党领导人已不得不调低了国家的“四化”目标。而且值得重提的是，如果财富和产值按人口平均数统计，中国又会重新显现出它经济相对落后的面貌。当然，尽管有种种不足，中国这个亚洲巨人已经苏醒了!它决心建立起与大国地位相称的经济基础。

　　尼克松在1971年7月的一次公开讲话中认为，第五个经济实力强大的地区是“西欧”。比起中、美、苏这些国家来说，西欧显然更多地具有地理上的概念，而且，这一概念本身的含义就因人而异——西欧可以是指在俄国控制势力范围以外的所有国家（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希腊和土耳其）；也可以是指最初的（或者扩大以后的）欧洲共同体国家（它们至少拥有一个共同的经济机构）；它还常用来代指那些老牌的强国（英、法、德、意）。如果美国国务院要实行一项新的对苏政策或中东政策，它就不能不同这些国家协商而自行其是。由于近代以来，英国人一般认为，“欧洲”起始于英吉利海峡的彼岸，所以，不能完全排除这一概念在语义上含糊不清的可能性；更何况还有许多主张欧洲一体化的欧洲人（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就更不必说了），他们把1945年以后欧洲大陆的分裂看作不过是一种暂时状态，主张将来把两边的国家组织成一个大联邦。因此，从政治和法规上说，使用“欧洲”或“西欧”一词来表达超出词义和含混的人文地理概念本身的含义，是有困难的。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30)

　　从经济角度上看，欧洲各国最近几十年的情况基本相似，最为突出的特征是高速度持续增长。到1949—1950年，大多数欧洲国家恢复到了它们战前的生产水平，其中一些国家（主要是战时的中立国）的生产还明显超过了战前水平。紧接着，欧洲的工业产量逐年增加，出口额空前增长，就业相当充分，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与投资金额创历史的高水平，其结果是使欧洲成为除日本以外的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1950—1970年间，欧洲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5.5%，人均产值增长4.4%，而相应的世界平均增长率则分别为5%与3%。工

业的增长率还要高些，达7.1%，相比之下，世界增长率仅为5.9%。到了这一阶段的后期，欧洲的人均产值几乎相当于1950年的2.5倍。极其有趣的是，这种增长的趋势遍及整个欧洲，包括西北欧这个工业中心、地中海沿岸国家和东欧国家，连一向发展缓慢的英国经济，此时也以几十年前从未有过的速度快步向前发展。20世纪初以来，欧洲在世界经济中下降了的地位很快得到了回升。“1950—1970年间，欧洲在世界商品和服务业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从37%增加到41%；而工业产值增长更大，从39%增至48%。”美国中央情报局1960年和1970年的统计数字表明（他们承认这些数字是有争议的），欧洲共同体在世界总产值中的比重比美国还大，为苏联的两倍。

　　促使欧洲经济复兴的原因，探究起来一点也不令人惊讶。长期以来，大多数欧洲国家饱受侵略、长期战争与外国占领之痛苦，城市、工厂、公路、铁路遭到轰炸；封锁导致食品与原材料匮乏；千百万人民应征入伍；千百万生灵惨遭涂炭。即使在战前，欧洲经济的“自然”发展也受到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军国主义的阻碍。所谓“自然”经济的发展，就是随着新的能源和新的生产资料的出现，随着新的市场的产生和新技术的推广，生产的发展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扩展。不断增高的关税壁垒曾使产品供应国与市场相隔绝。政府的补贴使低效的公司和农场主在同外国的竞争中得到保护。越来越多的国家财政收入被用于军事开支，而不是用于商业企业。因此，在这种“相互封锁、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和损人利己的社会风气中，欧洲的经济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发展”。1945年以后，不仅莫内、斯佩克和哈尔斯坦等“新一代欧洲人”决心创造能免蹈覆辙的新的经济结构，而且还有心肠不错、乐于助人的美国，它愿意以合作的方式（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和其他援助计划）为欧洲的经济复兴提供财政援助。

　　因此，过去因战争和政治等原因而不能充分发挥和运用其经济潜力的欧洲，现在终于有机会弥补过去的不足了。欧洲大陆（无论东欧和西欧）普遍存在着重建新欧洲的决心和从20世纪30年代的愚蠢行径中吸取教训的心愿。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在制定国家计划时，其重点都在于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旧的结构解体或被怀疑和否定，使革新变得更加容易。美国不仅按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援助——被恰当地比喻为“雪中送炭”——而且在军事上还提供了一把保护伞，使欧洲各国得到庇护。在朝鲜战争期间以及非殖民化前的时期里，英、法两国确曾把巨额资金用于国防。假如没有美国的保护，它们和所有的邻国就要把有限的资源更多地用于军备。因为贸易壁垒少了，公司和个人便能够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获得发展。在发达国家之间所进行的贸易（欧洲国家本身即是如此），因为它们相互间的需求更大，所以总是比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更加有利可图。假如说，欧洲国家的“对外”贸易额比其他事业的增长要快，那么，主要原因是因为欧洲各国的买卖主要是在邻国之间进行的。1950年后的大约30年里，欧洲人均收入的增长额相当于以前一个半世纪增长额的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的确令人吃惊，比如：西德从事农业、林业和渔业的人口比例，从1950年的24.6%下降为1973年的7.5%；同期法国则从28.2%降为12.2%（1980年进而降为8.8%）。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急剧增加；西德的人均收入从1949年的320美元猛增至1978年的9 131美元；意大利从1960年的638美元增为1979年的5 142美元。西德每千人的汽车拥有数量从1948年的6.3辆增至1970年的227辆；法国则从37辆增为252辆。无论你对此作何估价，尽管还存在着地区差异，但实实在在的增长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考察一下每个老牌强国所发生的变化，便可以清楚地看出，经济的总增长伴随着各种不同的发展速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阿尔卑斯山以南，出现了一种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记者们夸张地称之为“意大利奇迹”。该国国民生产总值1948年之后以3倍于战争期间的速度飞速增长，这一势头一直持续到1963年才减慢下来。在此期间，除日本和西德以外，意大利的经济发展比任何国家都快。然而，回想起来，这种现象也并不奇怪。意大利一直属于“欧洲四强”之末，换言之，它以前从未充分发挥出自己的经济潜力。意大利摆脱了法西斯主义荒唐的经济政策，加之美国的有力援助，企业家们利用国家规定的低工资带来的低成本和设计方面的声誉，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了出口业，特别是对共同市场的出口。意大利利用水力发电和廉价进口的石油，补偿了本国煤炭供给的不足。汽车制造业的成就则给意大利的经济发展增添了催化剂。由于意大利汽车需求与消费量增大，菲亚特汽车制造厂生产的汽车在国内市场的地位经久不衰，这为它向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国家出口汽车奠定了有力基础。与此同时，制鞋业和优质服装业等传统制造业，不断向市场推出新的产品。至60年代，意大利冰箱畅销欧洲所有国家。但是上述成功绝非毫无缺陷。意大利南北方之间的差距依然长期存在；而且，无论城市或者乡村，各方面的社会条件都远不如北欧国家；政府不稳定；大规模的“黑市经济”；高额的财政赤字以及高于各国平均值的通货膨胀率，等等。这些都影响了里拉的价值，并且表明意大利的经济复兴是脆弱的。每当同欧洲各国的收入或工业化程度做比较，意大利总是比不上其发达的邻国，但若拿增长率做比较，情况就好得多，这又说明意大利经济的起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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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31)

　　相比之下，1945年的英国经济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至少在欧洲大国中是如此，也许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在往后40年中英国经济相对衰退的缘由。也就是说，由于英国（同美国一样）没有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其增长率不可能像那些从军事铁蹄下与战争破坏中恢复过来的国家一样高。至于心理方面的因素，正如前面所述，英国并未被打败，它依然是“波茨坦三强”之一，并重新获得了其世界帝国的一切，这种事实使英国国民很难产生彻底改革其自身经济制度的愿望。英国战后没有建立什么新的机构，而是保留了传统的工会、行政机构和

古老的大学。虽然工党政府1945—1951年推出国有化和建立“福利国家”的计划，但并非更加深入地对经济机构和工作态度进行重新调整。因为依然自信在世界上居于特殊的地位，英国继续依靠所猎取的殖民地市场，竭力维持英镑价值，但结果却是徒劳的。英国保留了大量的海外驻军（耗费了大量金钱），并拒绝加入欧洲统一进程。在北约国家中，其军费开支仅次于美国。

　　1945年后初期的英国，因为其他国家更为明显的缺陷，以及它深谋远虑地从印度和巴勒斯坦撤出，一时的出口增长和在中东与非洲的帝国地位得以维持，这一切都使得它在国际和经济上的真实地位被部分地掩盖起来了。1956年，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给了英国当头一棒，这不仅暴露了英镑的疲软无力，同时也表明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如果没有得到美国的许可，英国就休想在第三世界国家动用武力。有人可能会说，英国的衰落更是被以下做法和事实进一步掩盖了：在防务方面，1957年以后，它开始执行倚重于核威慑的政策，这要比庞大的常规力量省钱，但却仍可表明其大国地位依旧。在经济方面，英国同样分享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繁荣。虽然说英国经济的增长率在欧洲几乎是最低的，但它比以前几十年的情况总算好一些。难怪麦克米伦对英国的选民说，“你们从未有过这样好的境况!”如果从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洗衣机和小汽车的数量来衡量，麦克米伦的说法具有历史的正确性。

　　但是，与其他一些发展速度更快的国家相比，正如德国人所讥讽的那样，“英国得了‘英国病’”，即：好战的工会制度、低劣的管理、政府的“原地踏步”政策、在文化上对刻苦工作和企业家进取精神持否定态度等等混合在一起的综合症。在新的经济繁荣形势下，英国大量进口设计更为精美的欧洲产品和亚洲的廉价商品，随之导致收支失去平衡，英镑危机和贬值，加剧了通货膨胀，人们要求增加工资的呼声更加强烈。在不同的时期，英国政府采取了控制市场价格、制定提薪法规和收紧银根等一些措施来制止通货膨胀，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但这些措施很少能够长久地发挥作用。英国的汽车工业逐步受到外国竞争者的削弱；曾经盛极一时的造船工业变得越加依赖于海军一家的订货；电子产品与摩托车的生产厂家失去了市场竞争能力。在这一趋势下，也有一些公司（如帝国化学公司）例外。伦敦商业区的金融业运作良好，零售业也依然十分发达。但是，受到侵蚀的英国工业基础却已无法挽回。1971年，英国加入共同市场，但并未从那里得到它所希望的灵丹妙药。英国一方面把自己拴在欧洲共同体实行的农产品高价政策上，同时把国内市场敞开，引来了制造业更为激烈的竞争。北海油田也并非天赐宝物，它虽然为英国赚取了大量的外汇，但又使得英镑升值，损害了英国工业品的出口。

　　经济统计数字向人们表明，的确出现了贝罗克所说的“大不列颠工业衰退的加速度”。英国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从1953年的8.6%，降为1980年的4%。英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急转直下，从1955年的19.8%降为1976年的8.7%。1945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三位，但后来西德、日本、法国一一超过了它，欧洲许多富裕的小国人均收入也纷纷超过了它。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可自由支配的人均收入被西德、法国以及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抛在后面，降为更加接近于地中海国家的水平。当然，英国在世界贸易或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下降，还应归咎于这样的事实：由于特殊的技术与历史条件，英国在早些年曾拥有与其本身不相称的过多的财富与贸易额，既然那些特殊条件已不复存在，其他国家已经有能力发挥自己的潜力，那么，英国的地位相应下降乃理所必然。至于英国的地位是否应该下降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大，则又当别论。与其欧洲邻国相比，英国的地位今后是否还会进一步下降，目前也还难以预料。20世纪80年代初期，英国的经济衰退趋势呈现出一种平稳的状态。它仍然是世界第六经济大国，而且拥有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与劳埃德·乔治时代甚至1945年的克莱门特·艾德礼时代相比，目前的英国无论如何也算不上一个泱泱大国，而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等大国罢了!

　　正当英国的经济在相对衰落中失去活力的时候，西德则在创造“经济奇迹”。这里有必要再次强调，这种发展相对来讲是十分“正常”的。即使在分裂状态下，联邦德国仍拥有欧洲最发达的基础设施，拥有丰富的国内资源（从煤一直到机床厂），同时还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这一点在管理人员、工程师和科学家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其中有不少人才是从东德逃过来的。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德国的经济力量都因国家军事机器的需要而走上了邪道。现在国家的力量可以（像在日本一样）投入商业成就之中，唯一的问题只是恢复的程度。德国的大企业曾轻易地适应了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以及纳粹统治的需要，现在不得不适应新的环境，学习美国的管理思想。它的大银行再一次得以朝着工业发展的方向发挥重大作用。它的化学和电气工业不久也东山再起，成为欧洲工业中的巨人。大量卓有成效的汽车公司，比如大众和梅塞得斯（奔驰），对数以千计的供应厂商具有必然的“增效作用”。随着出口的兴旺，德国已成为世界出口贸易中仅次于美国的出口大国。越来越多的公司和经济社区要求吸收“客工”以满足其对非技术工人的迫切需要。德国经济再一次——这是100年中的第三次——成为欧洲经济发展的“发电厂”。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32)

　　从统计方面来看，西德的历史好像是一系列不断成功的记录。即使在1948年和1952年间，德国的工业生产也增长了11%，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67%。随着它的总投资额达到欧洲最高水平，德国厂商就能获取现成的资本，从中得到巨大好处。它的钢产量在1946年实际上还等于零，不久就居欧洲之首（到1960年超过了3 400万吨），其他的工业也都取得了大致相同的成就。在国内总产值方面，它每一年都取得最高的增长率。德国国民生产总值在1952年只有320亿美元，而10年之后却跃居欧洲第一（约890亿美元），到20世纪70年代末又超过了

6 000亿美元。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960年不过1 186美元（当时美国为2 491美元），到1979年已猛增至10 837美元，超过了美国的9 595美元的人均数。年复一年，德国的出口盈余日渐积聚，随之而来的是德国马克的比价经常向上调整，实际上已成了一种储备货币。面对来自效率更高的日本的竞争，尽管西德自然会有所担心，但它已无可置疑地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中第二个最成功的国家。由于这个国家有40%的领土和超过35%的人口被分裂开了，西德的这一成就更显得突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很快表明，在所有东欧国家（包括苏联）中，尽管自己有数百万优秀劳动力流入西德，但按人口计算，它的劳动生产率最高，工业化程度也最高。假设有可能恢复到1937年的疆界，那么一个统一的德国将会再次把欧洲所有的经济对手远远地甩在后面，比起较自己庞大得多的苏联，也不会逊色多少。

　　正是由于德国的战败和分裂，也由于它的国际地位（还有柏林的地位）继续受到共管德国的“四强”的控制，它的经济实力才未能转化成政治力量。由于深感对东部的德国人负有天然的责任，所以联邦德国对北约-华约关系的冷暖格外敏感。联邦德国是西欧国家中同东欧和苏联贸易量最大的国家，然而一旦战争爆发，它又明显地处于最前线。苏联和（稍次于它的）法国对“德国军国主义”的任何些微复活的警觉，决定了联邦德国永远也不能成为核国家。它对像波兰人和捷克人这样的邻国有一种负疚之感，对苏联则感到易受攻击，对美国则是严重地依赖，它满怀感激之情欢迎戴高乐倡导的法德特殊关系，但却很少感到自己能运用经济力量来控制法国执拗自信的政策。由于在理智上同自己的过去进行深刻对抗，西德对于自己在国际事务中被视为一个很好的团体行动成员而不是一个决定性领袖，感到十分高兴。

　　这同法国在战后世界，更准确地说是在1958年戴高乐任总统以后的世界中所发挥的作用形成鲜明对比。如上所述，以莫内为首的计划者们在1945年以后所希望取得的经济成就，一直受到它所进行的殖民战争、国内政党政治的动荡以及法郎疲软的冲击。然而，正是在印度支那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期间，法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几十年来，法国的人口第一次有了增长，从而刺激了国内的需求。法国虽然富足、多样化，但却属于半发达国家，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它的经济一直停滞不前。只是由于和平的降临、美国援助的输入、公用事业国有化和广阔市场的推动，才使得它的增长成为可能。进一步讲，法国（像意大利一样）的工业化水平按人口计算相对低下，因为它的经济以城镇小工业和农业为主，而这意味着它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相当引人注目：从1953年的指数95增长到1963年的167和1973年的259（同联合王国1900年的指数为100相对比）。在20世纪50年代，它的年增长率平均达到4.6%，60年代由于有共同市场的推动又上升到5.8%。欧洲共同市场的特殊措施不仅保护了法国农业免受世界市场价格波动的冲击，而且也为它的发展提供了庞大的欧洲市场。西方世界的普遍繁荣也促进了法国传统的高附加值商品（服装、鞋子、葡萄酒和珠宝）的出口，现在飞机和汽车也成了它的主要出口货物。在1949年和1969年之间，法国的汽车生产增加到10倍，铝增加到6倍，拖拉机和水泥增加到4倍，钢铁增加到2.5倍。即使工业化水平不高，相对说来法国也一直是富裕的；到70年代，它就更加富裕了，而且看起来更加现代化了。

　　不过，法国的增长决不像它的莱茵河邻国那样广泛地依靠工业，蓬皮杜总统要很快超过西德的理想也毫无实现的迹象。除了电气、汽车和航天工业这几个明显的例外，法国的大多数工厂规模小、投资少，而它们的产品价格却比德国高。尽管它推行了农业“合理化”改革，大量的小农经济仍然存在，而且实际上还受到了共同市场补贴政策的庇护。然而，对法国农业的压力，加上工业现代化（包括关闭旧的钢铁厂等）所带来的社会紧张，引发了工人阶级的不满，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968年爆发的“五月风暴”。由于本国燃料供应的短缺，法国严重依赖进口石油，并且（尽管它有雄心勃勃的核能计划）其国际收支受到世界石油价格波动的严重影响。它同西德的贸易赤字直线上升，而且又需要经常使法郎对马克贬值；但这同美元法郎比价的经常上下波动比较起来，也许是保持法国经济地位的较可靠的办法。甚至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时期，法国的经济也面临某种危险，一旦经济动荡不安，许多稳健的资本家便携带着全家的积蓄逃到瑞士。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33)

　　但是，法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总是远远超过人们对这么一个仅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4%的国家的期望值，而且不仅在戴高乐任总统时期是如此。也许这应归因于法国那种国民文化中十足的自信精神，而且这同英美影响的下降、苏联对世界吸引力的日渐微弱以及德国谨慎从事的时代相巧合。如果西欧真要有一个领袖和代言人，那么法国将胜过孤立主义的英国和被征服的德国而成为当然的候选人。进而言之，法国历届政府很快就认识到，通过说服共同市场遵循一条特殊的路线——在农业关税、高技术、海外援助、联合国内的合作、对阿以冲

突的政策等方面——以有效地利用巴黎倡导的、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贸易集团的欧洲共同市场这一有利地位，就能大大加强自己本不甚强的力量，提高自己的影响。而一旦时机成熟，以上任何一点又都难以阻止它采取单边的行动。

　　上述4个较大的欧洲国家的财富和生产在这几十年的增长，加上邻国弱小这一事实，并不能保证在它们之间实现永久的和睦。早期对日益紧密的政治和制度一体化的期望损害了共同市场成员国中仍然强烈的民族主义，这首先在戴高乐的法国，尔后是那些姗姗来迟的、怀着戒备之心参加欧洲共同体的国家（英国、丹麦、希腊）身上表现出来。他们之间的经济分歧，尤其是在高额农业补贴计划上的矛盾常常使共同体在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的会议日程陷入瘫痪。由于中立的爱尔兰参加了共同体，因而也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共同的防御政策；这一使命不得不留给北约（法国现已退出北约的指挥机构）去完成。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上涨的冲击对欧洲的打击特别沉重，似乎一下子打消了人们早期的乐观主义。尽管惊恐四起，共同体官员们也做了大量的计划工作，但是要制订出一套发展高技术的政策以对付日本和美国的挑战，仍然步履艰难。然而，不论有多少困难曲折，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经济发展的现实规模已意味着，今日国际形势已完全不同于1945年或1948年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进出口地区（尽管相当一部分属于欧洲内部贸易），到1983年，它已拥有世界最多的货币和黄金储备；它生产的汽车（占世界产量的34%），无论比日本（占24%）还是比美国（占23%）都多，它生产的水泥也多于美日，它的粗钢产量仅次于苏联。1983年10国共同体的人口总数远远超过美国，而与苏联基本相同——各有2.72亿，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也大于苏联，甚至比整个经互惠国家的总额都多。如果说欧洲共同体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尚不成熟，那么它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与1956年相比却强大得多。

　　几乎与此完全相反的，可说是苏联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演变。如上所述，在这几十年中，苏联不仅保持了它的强大陆军，而且实现了对美国的战略核均势，建立起一支远洋海军，并将其影响扩张到世界的每个角落。然而，想在全球范围内同美国分庭抗礼的持久的竞赛努力，与其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很不相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强调生产基础在决定社会进程中的作用），将自己标榜为世界上正统的共产主义国家的苏联，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渐遭受经济困难的折磨。

　　这并没否定苏联及其所支配的东欧盟国自斯大林末期以来所取得的显著经济成就。从许多方面来看，苏联和东欧在这几十年里所发生的变化，比起西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这可能主要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的起点很低：贫穷和落后。不论怎样，根据大致的统计数字来看，苏联所取得的成就还是十分显著的。它的钢产量在1945年只有1 230万吨，1960年则达到6 530万吨，1980年又跃至14 800万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钢国）；发电量在同期内也从4 320万瓦/小时，上升到29 200万瓦/小时和129 400万瓦/小时；汽车产量也从7.4万辆跃至52.4万辆和220万辆；而且这个成就单子还可以无限地开列下去。它的整个工业产量在1950年代平均每年增长10%以上。假定1953年的增长指数为100，那么到1964年这个数字就达到了421，这是令人瞩目的成就。这同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太空探索和军事装备上的惊人成就一样，都显示了苏联人的卓越才能。到赫鲁晓夫下台时，苏联的经济比斯大林统治时期要繁荣得多、基础雄厚得多，而且其绝对量一直稳步增长。

　　然而有两个严重缺陷使这些成就黯然失色。第一点就是苏联经济增长率长期稳步下降。从1959年以来，它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从每年的两位数向下降落，越降越低，以至于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每年只增加3%～4%，而且仍在下降。回顾历史即可看到，这是一种十分自然的发展，因为越来越明显的是，早期的、突出的增长主要是靠劳力和资本的大量消耗实现的。随着现有劳动力供应的完全使用（而且还要同武装部队、农业进行争夺），增长的速度也就只有下降了。就资本投资来讲，苏联主要是将大量资本倾注在与重工业和国防有关的生产上，而且又往往过分强调数量的增长，忽视了质量的提高，从而使其他众多的经济部门投资不足。虽然苏联的人均生活水平在赫鲁晓夫及其继任者统治下有了提高，但是，在个人消费被人为地控制得很低，以保证将其资源用于重工业和军事方面这样一种经济环境中，消费者的需求（正像在西方一样）无法刺激经济的增长。也许首要的问题仍然是以下两点：即长期影响苏联农业僵化的体制和恶劣的气候。因此，不论苦恼的计划人员和部长们为此倾注了多少心血，对农业的投资多么慷慨大方，苏联农业净产量的增长率还是从20世纪50年代的平均4.8%降到60年代的3%和70年代的1.8%。考虑到农业在苏联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它的人口在1950年以后的30年中增加了8 400万，它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方面的总的增长要远远低于其工业生产的增长，而后者本身又有点像“强制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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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34)

　　第二个严重缺陷是可以充分估计到的、苏联经济的相对停滞。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鉴于苏联在世界工业生产和世界贸易增长中所占的比重，赫鲁晓夫宣称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模式是优越的，并将有朝一日“埋葬资本主义”，看起来还有些道理。但是从那以后，形势变得越来越使克里姆林宫感到担心。欧洲共同体在工业上的“半个巨人”西德的带动下突飞猛进，其富裕程度和生产力水平已远远超过苏联。小小的岛国日本也发展得如此迅速，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超过苏联也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美国尽管其工业相对衰落，但在总产量

和财富方面仍遥遥领先。苏联及其东欧兄弟国家在人均生活水平上并没有消除同西欧的差距；对此，生活在马克思主义经济下的人们未免有些羡慕。由于不利的竞争地位，苏联和它的卫星国面对日益更新的计算机、人工智能和电讯技术，只能望洋兴叹。而苏联的农业从生产率上来看也仍然同以往一样衰弱不堪：1980年，一个美国农业工人生产出的粮食足够满足65个人的需要，而它的苏联同伴生产出的粮食却只能养活8口人。这反过来又使苏联处于不得不越来越多地进口大量粮食的困境之中。

　　苏联本身的许多经济困难都能从它的卫星国的问题中反映出来——它们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也都取得了较高的增长率，尽管同西方的水平相比仍有相当距离；也能从其卫星国强调中央计划、重工业和农业集体化这一相似的发展方针中反映出来。虽然东欧国家之间在繁荣和发展的程度上存在很大差异（而且仍在出现），但它们总的趋势都是早期突飞猛进，尔后日渐衰退，这使马克思主义的计划者们面临艰难的选择。苏联可以通过开垦荒地来增加农田，尽管北方冬季的生态环境和南方的荒漠限制了这种努力的可能性（这很容易使人想起赫鲁晓夫当年满怀信心开垦的“处女地”很快变成沙尘暴发源地）。同样，广泛地开采自然资源来解决比如石油储量与使用量不相称这类问题，也冒有效率低下的风险，因为只要矿井进入冻土区，提炼成本马上就会上升。它也可以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工业和技术，但这只能以下列两种危险作代价：要么从国防中抽出人力物力资源——但是，不论领导怎么更换，国防一直是苏联第一重点；要么从消费品生产中放血——但是在通讯条件的改善使西方的繁荣在东方人的眼中更加明显的情况下，这种调整的微小变化都是很不受欢迎的（特别是在东欧国家）。最后，苏联及其兄弟共产党政权可能推行一系列改革，不仅要经常地铲除贪污、打击官僚主义，而且还要改革其体制，提供个人刺激，引入现实的价格机制，允许个体农业的发展，鼓励公开讨论和开发新技术方面的企业家精神，等等，就像匈牙利在20世纪70年代所巧妙实践的那样。但实施这种改革战略的困难，正如捷克1968年的经验表明的那样，“自由化”措施将把控制森严的共产党政权本身置于被怀疑的危险境地，因而在十分谨慎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引起了党的意识形态专家和军界的不满。由此可见，要扭转经济的相对衰落必须谨慎从事，而这反过来又使得显著的成功不大可能。

　　也许唯一能使克里姆林宫感到安慰的是，它的主要对手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也面临着经济困难，并且正在很快地失去它在1945年以来在世界财富、生产和贸易中所占有的相对比重。当然，提及这个年头对于理解美国的相对衰落具有重要意义。在历史上的这个时期，美国有利的经济地位既是空前未有的，又是不自然的。它之所以占据世界的顶峰，部分是由于它本身生产的膨胀，但也因为其他国家暂时的虚弱。随着欧洲和日本的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这一特殊的形势将会变得对美国不利；而且随着世界工业生产的普遍高涨（1953年到1973年之间增长了2倍多），形势还将进一步转化，因为在新的工厂、车间在全世界普遍兴起的时候，要保持其1945年占世界工业生产的一半这个水平是不可能的。据贝罗克统计，到1953年，美国在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百分比已降到44.7%，到1980年降至31.5%，而且仍在下降。几乎由于同样的原因，中央情报局的经济指南也证明，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960年的25.9%降到了1980年的21.5%（尽管美元在世界货币市场上短期的升值可能预示着这一比例在以后几年中会有所提高）。但这并不是说，美国的生产大大倒退了（除了那些西方世界中普遍衰落的工业部门），而是说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生产大大地提高了。汽车生产也许是说明这一问题中两种趋势的最简单明了的例子：1960年，美国生产了665万辆汽车，占当年世界汽车产量1 280万辆的52%；到了1980年，由于世界汽车总产量达到了3 000万辆，尽管美国的产量增至690万辆，但它在世界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却只有23%。

　　虽然有这么半点安慰——这同70年前英国面对其在世界生产中的比重开始下降，但仍习惯以此来安慰自己的情形颇为相似——但是这种变化却有令人担忧的一面。真正的问题不是“美国必然要相对衰落吗?”而是“它必然会衰落得如此之快吗?”因为即使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时期，它的竞争地位也由于每年的人均生产增长率的下降（尤其是同前几十年相比，见表42）而受到削弱。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35)

　　我们还可以说这是历史的“正常”发展。正像迈克尔·鲍尔弗所指出的，在1950年以前的几十年里，由于美国一直是标准化手段和大规模生产工艺的革新者，因此它的产量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增长得快。结果是：“在满足人民的需要方面，它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走得快，而且已经在高效率水平（按每小时的人均产量）上从事生产；反过来这就使美国通过采用更好的方法或更好的机械来提高产量这种司空见惯的可能性，同其他国家相比大大减少了。”然而，不管这一点多么正确，美国经济中正在发生的其他一些长期趋势仍然没有什么益处：财

政和税收政策刺激了高消费，但个人储蓄率却很低；除了为军事目的进行的投资以外，对研究和开发的投资与其他国家相比正慢慢减少；而占据国民生产总值一部分的国防开支却比西方集团中的任何国家都多。另外，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口正从产业部门流向服务业，即进入低产领域。

　　表42.1948—1962年人均产量每年平均增长率

　　在20世纪50和60年代，这多种经济趋势都被下列可喜的景象所掩盖：美国高技术（特别是在空间领域）的惊人发展，刺激消费者对日新月异的汽车和彩电的消费欲望的高度繁荣，美元作为外援、军事开支或者作为银行和公司的投资从美国向世界贫困地区的转移。在这一方面，想起20世纪60年代中期谢尔温-施赖伯提出的“美国的挑战”所引起的普遍恐慌，是有启发意义的。当年所谓“美国的挑战”来自以下事实：美国大量地向欧洲（广而言之是世界各地）投资，据说要把这些国家变成自己的经济卫星国；像埃克森和通用汽车公司这样的大跨国公司引起的普遍畏惧或者憎恨；与这些趋势相联系的，还有同美国商业院校所普遍传授的先进管理技术相一致的各个方面。从某种经济观点来看，美国投资和生产的转移，的确是经济力量和现代性的证明，因为它们利用了劳动成本低廉的优势，保证其产品在海外市场畅销的广阔渠道。但是，一段时间过后，资本外流的势头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开始超过美国通过工业制品、粮食的出口和“无形”的服务业带来的贸易盈余。尽管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这种日益上升的国际收支逆差已经导致美国黄金的外流，但是大多数外国政府仍然乐意持有更多的美元（成为主要的储蓄货币），而不是要求支付黄金。

　　然而，随着60年代的到来，这一有利的环境即告消失。尽管越南战争使美国大量的美元付诸东流，但是肯尼迪总统和（比之更甚的）约翰逊总统都想增加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开支，不仅仅限于越南。肯尼迪和约翰逊也都致力于扩大国内开支，虽然这种倾向在1960年以前就可以觉察到。然而任何一届政府又都不愿付出政治代价，以增加税收来支付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结果就是联邦赤字的逐年上升、无法抑制的价格上涨以及美国工业的竞争力日渐削弱。这又反过来导致更大的国际收支逆差，（由约翰逊政府）抑制了美国公司的对外投资，从而使之变成了新的欧洲美元。正是在这一时期内，美国在世界（经互会除外）黄金储备中所占的比重急剧下降，从1950年的68%降到1973年的27%。整个国际支付和货币流通体系由于这些问题的相互作用而日渐动摇，而后又由于戴高乐对他所说的美国“转嫁通货膨胀”进行的愤然反击而进一步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政府发现，除了终止私人市场上美元同黄金的挂钩关系、尔后使美元与其他货币的汇率自由浮动外，别无选择。从此，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在美国财政金融处于鼎盛时期所构筑的大厦，现在又由于它的主要支柱再也承受不住其紧张压力而崩溃了。

　　20世纪70年代美元自由浮动的详细情况这里不做论述，美国几届政府努力在不带来更多的政治麻烦的情况下控制通货膨胀、刺激增长的曲折过程这里也不作详述。70年代，美国高于平均数的通货膨胀率常常导致美元对德国马克和日元的疲软；而在80年代早期，对严重依赖欧佩克石油供应的发达国家（如日本、法国）造成沉重打击的石油危机，世界不同地区的政治动荡，以及美国的高利率又使美元趋向坚挺。尽管这些问题都很重要，并且可能会增加全球经济的不稳，但是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它们的意义可能比生产增长率的下降——在私营部门这一增长率从（1965—1972年的）2.4%降到（1972—1977年的）1.6%，直至（1977—1982年的）0.2%——这一不可阻止的长远趋势要小一些。它们的意义也许还不如以下几种正在发生的巨变：日益上升的联邦赤字可以被看成凯恩斯主义式的对经济的“推动”，但却付出了昂贵代价——从国外吸收大量资本（美国高利率的诱惑）使得美元价格上升到不正常的水平，以至于使美国从纯债权国变成了纯债务国；美国制造商们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同进口的汽车、机电产品、厨房用品以及其他商品进行竞争。因此，毫不奇怪，人均生产总值曾是世界上最高的美国，现在开始在这一名单上向下滑去。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36)

　　对于那些能从更广泛的角度——不是仅仅同瑞士的收入和日本的生产进行有选择的比较——认识美国经济及其需要的人来讲，仍然有某些值得欣慰之处。正如卡里奥所指出的，1945年以后的美国政策确实实现了一些基本的、意义深远的目标：同20世纪30年代的衰退相比，美国国内实现了繁荣；没有通过战争就遏制了苏联的扩张；西欧经济和民主传统的复兴，尔后日本的崛起创建了“一个日益一体化的经济集团”，以及“建立一整套处理共同的经济和军事问题的多边机构”；最后，“旧殖民地国家独立后也日益紧密地加入了世界经济”。

总之，美国仍然维持着自由世界的秩序，而且它自己也日益依赖于此。尽管它在世界财富和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下降，甚至比估计的还要快些，但是全球经济力量对比的重新分配所带来的环境，对它本身的开放市场和资本主义传统并没有什么抵触。最后，即使美国在生产上的领导地位因某些国家经济的更快发展而受到削弱，但在真正的国家实力的几乎各个方面，它仍然对苏联保持了非常可观的优势，而且通过坚持企业家的信条，美国仍然为管理上的首创精神的发挥和技术革新的涌现开辟了广阔前景；相反，它的马克思主义对手在接受这些东西时所面临的困难却大得多。

　　对上述这些经济变动的意义进行更为详细的探讨必须等到最后一章。不过一些统计数字（见表43）对揭示上面讨论过的一些趋势的实质可能有些帮助，因为它们关系到全球经济平衡，也就是指世界生产在欠发达的国家的部分复兴；日本甚至还有中国经济的显著增长；欧洲经济共同体尽管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集团，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也有所下降；苏联所占比重的稳定，尔后的缓慢下降；以及美国经济尽管衰落较快但仍拥有较强大的经济力量。

　　表43.1960—1980年不同国家与地区

　　所占世界生产总值（GWP）百分比

　　到1980年，即表43中最后一年，世界银行关于人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字，实际上已经非常明显地显示出全球经济力量的多极分配趋势。如表44所示。

　　表44.1980年人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

　　国民生产总值（GNP）

　　最后，在生产力平衡上这些长期的变动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只有同其所具有的强权政治的含义结合起来才意义深远。正如列宁在1917—1918年所指出的那样，正是由于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率的不平衡，才必然地导致个别大国的兴起和其他一些大国的衰落：

　　半个世纪以前，就资本主义力量而言，德国同当时的英国相比还是一个可怜的、无足轻重的国家。日本同俄国相比也同样微不足道。但是，10年或20年后，还能肯定帝国主义国家的相对实力保持不变吗?绝对不可能。

　　虽然列宁的话是针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但是这一规律看来适用于所有国家；不管它们赞同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模式，经济增长率的不平衡迟早将引起世界政治和军事平衡的变动。这正是20世纪以前的4个世纪之内大国发展所遵循的历史模式。紧接着而来的便是，过去20—30年中世界生产中心的不寻常的迅速变动，必然会对今日主要大国未来的大战略产生影响，因而当然值得另辟最后一章予以探讨。

　　【注】

　　［1］日军于1943年2月被迫全部撤出瓜岛。——审校者注

　　［2］指英国——译者注

　　［3］里约条约，美洲国家组织诸国1947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特别会议，签订了称为“西半球防务基石”的《泛美互助条约》，简称里约条约。——审校者注

　　［4］原文如此。但“三个世界”的理论是毛泽东于1974年提出的，而“第三世界”的出现，则可以追溯到1955年亚非万隆会议的召开。——译者注。

　　［5］梅特涅（1773—1859年），1808—1848年任奥地利外交大臣和首相。卡斯尔雷（1769—1822年），1812—1822年任英国外交大臣。俾斯麦（1815—1898年），1862—1890年任普鲁士王国首相、德意志帝国首相。——审校者注

　　［6］帕麦斯顿（1784—1865年），1855—1858年、1859—1865年任英国首相。——审校者注

　　［7］乔治·凯南，美国当代职业外交家，苏联问题专家。1950年代曾任美驻苏联、南斯拉夫大使。他提出的著名理论是对苏联和共产党国家采取遏制政策。——审校者注

　　［8］格莱斯顿（1809—1998年），英国政治家，在1868—1894年间曾四次出任首相。威尔逊（1856—1924年），1913—1921年任美国总统，民主党人。——审校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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